河南女娲神话的演变及其意义

女娲神话主要产生在河南省的北部、山西省南部、陕西省西部一带,随后沿黄河向东传播,与自东向西的伏羲神话在河南的东部地区交汇、融合,从而丰富、发展、变异,并产生新的神话与传说.对女娲神话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古典神话演变的方式,区分神话与传说、原生神话与后起神话的差异.     

基于神话批评视角的女娲与赫拉原型探讨

女娲和赫拉都是中西方神话中重要的上古女神,她们都作为女性神而存在,拥有着母性色彩和创世造物的神性能量,她们与人类的起源有着密切关系,但同时由于地域特征、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民族文化等因素的不同,女娲和赫拉在性格秉性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差异性。通过研究和分析这些异同,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以他们为原型进行的文学创作中的女性形象的刻画,解读这些艺术形象背后所承载的深层次的传统文化内涵。文章即以此为研究背景,在阐述了中西文学中女娲和赫拉这两个神话原型的基本特点的基础上,从神话批评的视角对二者进行了比较研究,并进一步探讨了二者形象差异形成的原因。     

从神话到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女娲原型

从神话原型批评的角度入手,结合女性主义批评去解读中国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深刻内涵,即回溯到更原始更深层的传统文化中,并进而寻求它的当代状态,可以打通神话和现代的界线,寻求两者之间的契合点和象征性的置换形式,从而揭示出蕴含其中的更深层厚重、更具概括性的典型意义.女娲原型集中体现了创造与牺牲统合的女性特质.远古时期,女性在社会生产和人类自身再生产两方面的优势决定了女性这一特质.男女两性作家在回溯这一原型时,呈现出性别上的差异.     

文人意识与神话传说的衍化——以涉县女娲神话传说为个案

文人意识对于神话传说存在形态的影响多体现为文人基于自身的思想、趣味和观念对口承神话的改编及再创作.本文以河北涉县女娲神话传说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衍化为个案,分析了文人意识与神话传说衍化的关系,并指出了文人对于神话传说衍化进程的参与所包含的正负两方面的意义.     

楚帛书甲篇的神话构成、性质及其神话学意义

根据最新文字考释成果分析,楚帛书甲篇神话是一个脉络清晰的有机整体,它所描述的是整个宇宙的形成及其秩序的确立过程,概括起来主要包含三大阶段,即天地开辟及宇宙秩序的初步确立——宇宙秩序的破坏及其重整和巩固——宇宙秩序的精密化,是一个包括了原创世和再创世的完整创世神话,其中创世神雹、女填即伏羲、女娲。楚帛书神话作为现存先秦时代唯一完整的创世神话记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与近世民族调查所得的西南苗瑶或中原汉人所传伏羲女娲神话,在类型学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后者很可能是受到以印度文化为中介的西亚洪水遗民神话影响的结果。     

精卫神话冤魂主题的文学移位

作为民族神话英雄主角的精卫，其冤魂结局恰好是中国专制体制下英雄末路的真实写照。早期神话原型中的精卫英雄含冤而死是先民在每每遭受自然“惩罚”而被迫改变命运之写照，而文明社会中精卫神话冤魂主题则是封建专制体制排抑英雄的历史现实反映。这一变化正是精卫神话冤魂主题文学移位的演变轨迹。精卫冤魂主题意象与专制制度背景促成的悲悯、感伤审美情怀具有很大的共鸣点，因此得到更加广泛的接受和书写，成为精卫神话文学移位过程中的一个亮点。     

女娲神话的原型意义

远古清渭流域,以秦安陇城为中心的女娲神话传说具有典型的原型意义.对其进行探讨,可以比较切近地还原神话所表达的原生态内容及其流布线索.原始先民对生殖崇拜的集体无意识,积淀为女娲抟土造人神话.炼石补天神话中女娲烧制五彩石补天与大地湾先民烧制陶器的过程属于同一方式,在联结现实世界和神秘世界的方式上,女娲充当了人和神的中介.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繁衍人类传说,反映了先民对自己力量的发现和肯定.依据清渭流域以陇城为中心的大量民俗事象,并将汉民族女娲神话传说与少数民族地区女娲神话传说的分布及文化特征对比,则进一步说明以陇城为中心的清渭流域是女娲神话的发源地.     

中体西用:关于中国神话文学移位研究的思考

本文对中国神话研究史的回顾反省,借鉴西方原型批评关于神话文学移位学说的理论,以及西方民间文学研究领域主题学的研究方法,从构建中国式神话研究体系的角度出发,提出在神话研究领域以“中体西用”取代“西体中用”的理论设想和具体操作程序,希望引起学界关注,扭转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的角度和视野,把中国神话的历史学、宗教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拉回到文学研究的本体中来.     

文学移位：精卫神话英雄主题的形成与消歇

精卫衔木填海的壮举不仅具有太阳英雄的风范，而且也含有游牧文化中战马英雄的因素，成为以小碰大、以弱战强英雄精神的代表。遗憾的是，在进入文明时期后，随着农耕社会和封建制度的稳固健全，像炎帝部落举族迁徙的情况难以再现，精卫英雄神话这种以小碰大、以弱战强的英雄气概没有继续发扬光大，反而萎缩退化；另一方面，精卫神话英雄主题却在文学的各种体裁作品中得到充分表达，成为文学家驰骋文采的广阔天地。这一点，在精卫神话英雄主题在后世文学中内容主题和文学手法上的逆向变异中表现得十分清楚。     

论现代神话

现代社会的科技发展并不意味着神话和神话思维的终结,而神话和神话思维却以变形的方式潜藏于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文化活动之中,继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在现代社会中,神话的典型表现是科技神话、国家神话、民族神话、英雄神话等样式,它们承袭了传统神话的符号和结构形式而有所变异发展,对文艺依然施加一定的积极作用和审美影响。     

河北涉县地区女娲信仰圈的形成

信仰圈的形成是某一大神在一定区域内影响力的标志,也是俗民神灵信仰的组织结构方式。女娲是涉县地区的主神。涉县全境存在着大小不同的以“社”为单位的祭祀女娲的组织,具备了信仰圈形成的五个基本要素,最终以中皇山娲皇宫为核心形成了女娲信仰圈。女娲信仰圈的存在说明女娲自古至今在当地对于百姓日常生活的全方位的影响,百姓最终将女娲看作是“天地全神”。     

姚燧的散文理论和创作及对元代文风的影响

经过从元初到元中叶许多文人对文与道关系、理与气关系折中调和、合道统与文统为一的不懈努力 ,元代散文最终走向了文章并尊先秦两汉和韩欧的道路。姚燧是元代前期南北文学整合过程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其散文创作中的明道、复古色彩 ,在折中文理、兼综古今中求得变化的特征 ,影响了元代特有的内容经世致用、文法秦汉唐宋并尊、文采与性理融合的文质彬彬、雍容温雅的散文气象的最终形成。     

论蒋韵的文学追求

本文从用文学构筑女性生命的终极关怀；主张文学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对文艺创作个性的理解和坚守；坚持文艺本位论和毫不妥协的审美立场；注重古典感伤主义和强烈的生命悲情的表现等五个方面论述蒋韵的文学追求。     

论元代文坛对欧阳修古文风格的接受

欧阳修的古文风格经由南宋与金,嬗递到元代文坛,成为对元代散文影响最大的文风传统。元代初年,活跃于文坛的北方作家群虽很重视对欧阳修文风的学习,但不同于欧文,雄奇文风仍是主导倾向。到了元代中期,在江西作家群的倡导和浙东作家群的呼应下,欧文温醇和雅的风格成为一代文风的底色。到元末,文坛形成欧、苏并尊、唐宋并重的格局,开明代唐宋派之先声。     

试论《诗薮》体例对文学史写作的意义

胡应麟的《诗薮》是明代中晚期一部较突出的诗学专著,学界对其研究一直不够,尤其是其体制意义,更是很少人涉及。事实上,《诗薮》在体例、结构、方法等方面建立了批评著作的新标准,对后来诗歌史乃至文学史的创作影响很大,《诗薮》可以被看作真正意义上的一部诗歌史著作。     

"海宇混一"鼓舞下的元代盛世文风

盛世文风非元代所独有,前之宋,后之明,都出现了盛世诗文。宋、明两代的盛世文风,都被认为是粉饰太平,歌时颂圣,缺乏实际内容,是没有价值的。但元代的盛世文风却不同,它不是强大政治力量介入的结果,而是文人们自觉的倡导。元代文人描述其"盛世",主要说大元"海宇混一"、"华夷一统",其疆域之大,跨越汉唐,而不是对政治和朝政的颂扬。创造不负于时代的文风,是元代文人们要自觉肩负起的历史责任,因而他们呼唤盛世之文,批评种种有悖于盛世文风的文学风气。"盛世之文"实际上是这一部分文论家的文学理想,其作品并非一味美化现实,并非不反映现实问题。它是一种文风追求,而不是对诗文内容的规定。文学史研究中与元代盛世诗文相关的一些非客观的认识,都是应该(?)正的。     

袁宏道:从性情到文学的自适

袁宏道的性情的自适,由于其禅学的推动及其倾向的转移而采取了沉沦与超越的二重路向,并因此形成了前后不同的各种特点。袁宏道把文学活动当成了他的自适方式而将追求自适的精神贯彻于文学思想之中,从而使其性情自适的二重路向及其种种特性一齐延伸和全面表现在他的前后期文论当中。袁宏道的性情的自适,造成了他的文论的前后期分别和重大转向,既规定了其前后期文论的不同特点,又规定了其整个文论的根本特征。     

好官主义与官场文学的写作常识——兼论肖仁福的官场小说写作

肖仁福的官场小说与其它官场小说创作存在较大的差异,返回官场生活现场、表现生活的真实细节和祛除先入为主的创作理念等因素促进了肖仁福小说中好官主义的产生。肖仁福小说中好官主义的出现,反映出作家对于官场小说创作中诸多问题的反思。     

袁枚与蒋士铨交游考述

袁枚与蒋士铨及赵翼并称清代乾隆“三大家” ,而袁枚与蒋士铨私交最深 ,交往长达三十年。袁、蒋相交的思想基础是皆无心仕途进取 ,当然蒋态度不及袁枚坚决。袁、蒋诗学观虽不尽相同 ,但蒋视袁为师 ,亦受到袁枚的影响。两人为乾隆诗坛的发展皆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