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突击“创卫”

据报载,今年是中国北方某大城市创卫力度最大的一年。各机关局委几乎以2/3的精力用于创卫,甚至还出现了法官不判案而上街头捡烟头的现象。在国家爱卫办暗访组到达该城市后,甚至传出了当地派人跟踪暗访组的消息。创建全国卫生城市是好事,本不应该被质疑。城市是全体市民的城市,创建卫生城市人人有责,政府官员更应该积极带头,法官参与"创卫"也是份内之事,本应该获得表     

“胡”“番”“洋”姓食物的来历

中国人最讲求饮食,当你大快朵颐时,你是否留心过嘴里的东西来自何方？胡瓜、胡桃、胡豆、胡椒、胡葱、胡蒜、胡萝卜……这些“胡姓”食物的身世又是如何？“胡”字其实代表着古代北方和西方的民族。他们改变了我们的餐桌,改变了我们的口味,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形式化”·“语义化”·“意向化”——现代斯拉夫文论中“文学性”追问的不同路径之比较

“特征论者”雅可布森以“形式化”视界提出“文学性”命题,“功能论者”穆卡若夫斯基以“语义化”视界拓展“文学性”空间,“合成论者”英加顿则是以“意向化”视界进入“文学性”生成机制。他们在言说“文学性”这一命题时,实际上很少关心什么是文学性,而更多地专注于“文学性”何以生成;他们在使用“文学性”这一概念时,实际上很少是在对文学是什么加以界说,而更多地是在言说文学研究科学化的路径。他们的探索表明:“文学性”理论的建构是可以不断深化的。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病”和“城市病”及其治理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病”与“城市病”并存且相互影响。农业小规模经营。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民相对贫困和部分群体绝对贫困;“空心村”的普遍存在是现阶段“农村病”的主要表现。以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资源承载力薄弱、“城中村”环境和治安问题等为表征的“城市病”集中爆发,并向二、三线城镇蔓延。农业转移人口的非农化与市民化相脱离;城乡之间、大中小城市之间以及东中西各区域之间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地方政府的治理理念与方式有悖于健康城镇化要求等等,这是导致“农村病”与“城市病”的主要原因。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化解城乡间与城市内部的双重二元矛盾;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是治理“农村病”与“城市病”的基本思路。     

何谓“五福”

“福”是一个最能使人感到亲切的字眼,寄托着人们多少美好的希望、理想和追求。何谓福?“福者,备也。”(《礼祀·祭统》郑云注)意思就是诸等齐备。上古的“五福”之说即是:寿、福、康宁、修好德、考终命,人生具齐了这些即是得福。“五福”之中最重要的是康宁和好德,因     

“本心”的追问——以《新唯识论》“明宗”章与“唯识”章为例

熊十力先生反对将“体”“用”截成“两片”,并看到了宇宙发生流行中海沤不二的终极本体,但是熊先生却又将心分为“本心”和“习心”。我们可以追问,若是“体用不二”,“本心”与“习心”何以截分？或者说“本心”和“习心”的关系如何？“境不离识”,可同样“识与境存”,而“识”（习心）本即是“本心”的流行,在新的意义上可以说“境不空”而“识亦不妄”,“本心”即是“习心”,心本无二。     

说“东”道“西”话“南”“北”

我常常想,“东”（柬）这个字,为什么是“日”在“木”中呢,“日”在“木”上为“东”,即“杲”字,“日”在“木”下为“两”,即“杳”字,不是更好吗,好记又容易理解。偏偏造个“柬”字是“日”在树林（木）中,多不显眼呀。     

“冷战”·“逆行”·“新时期”——世界华文文学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

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学应当包括中国版图内全部地区的当代文学,但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是指中国境内(境指关境)的当代文学。从世界华文文学的视野来观照这一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样态时,可以从三个方面提供对当代文学的新认识：置身“冷战”环境,但“中国当代文学”对“冷战”的参与,具有一种“非典型形态”;“中国当代文学”向现实主义挺进并不断深入,与整个世界文学潮流形成了一种“逆行”发展的势头;在经历了“拨乱反正”的过渡期后,一是向西方深度学习追求先锋,二是自觉回视传统有意寻根,“中国当代文学”放弃了“新”“新文学”的尝试,以一种既具有自觉的理论意识和本土立场,又兼具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文学并致力于并入世界文学,从而造就了一个“新时期”。     

“べきだ”“ほずだ”“ゎけだ”用法探析

日语中的“べきだ”“ほずだ”“ゎけだ”有时都可译成汉语的“应该”、“应当”、“理应”等旭在日语表达中三者并不相同。以“べきだ”“ほずだ”“ゎけだ”各自的使用特征及它们的使用区别为中心，结合汉语的“应该”、“应当”等进行对比性的探讨。     

西奥多·罗斯福与“中国完整”

罗斯福奉行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积极推进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然而,在先与俄国后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争夺中,他却一再抛弃“中国完整”原则。通过对这一过程的分析,揭露罗斯福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     

“中国梦”的道德价值建构——以对“大同梦”、“强国梦”、“美国梦”的分析为基础

社会梦想中道德价值设置规定着其精神境界和价值范式。中国古代的"大同梦"因其内含的仁爱、平等、和谐等道德价值理想,体现出对完美人性的向往和对绝对"善"的追求,而成为人类拂之不去的梦想。中国清末民初的"强国梦"最初崇尚物质、崇拜强权,功利性压倒道义性,但在一战给欧洲带来的悲剧和国内共和失败的现实面前,开始反思缺失道德价值浸染的"强国梦",重新赋予梦想以人为中心的伦理尺度。西方典型梦想"美国梦"中自由、平等、民主等道德价值梦想后来日益嬗变为攫取物质财富的梦想,其吸引力也日渐式微,变得虚幻。以此为鉴,"中国梦"应以道德为基石,赋予丰富的道德价值,彰显道德文化气质,显示传统文明的色彩,谱写天下大同的基调,绘就和谐发展的前景。     

再论“数字人权”的解构与追问

“数字人权”论争至今,正题与反题的交锋依次聚焦第四代人权、人权的道德基础、人权性质三个争议点。从逻辑顺序来说,判断一项权利是否属于人权,首先要看基于人的本原属性能否推导得出,否则无所谓第几代人权或人权新特征的问题。在人权本原看来,“数字人性”不是人之本性,倘若把“数字人性”视为人权的人性根基,则会导致主体虚化、形态变异、义务扩张的伦理危机。就人权结构而言,“数字人权”的价值证立欠缺最低限度的基础性,政治决断与学术论证的脱离会导致科学性存疑,对“三元结构”的突破不利于规范体系的稳定性。“数字人权”话语表达的逻辑、理论和知识生产存在着不自洽、不自信、不自主的缺陷,即因果倒置、路径依赖和重复生产。因此,对于数字科技与人权的复杂性关系,仍需从人权本原、人权结构、人权话语等多元视角继续追问。     

“中国梦”视域下的“个人梦”探析

“中国梦”的践行过程涉及到人民群众生活方方面面的追求和需要时,就形成“个人梦”,“中国梦”与“个人梦”相互促进,缺一不可.“中国梦”视域下的“个人梦”内容丰富广泛,需要采取有效路径来发展完善.同时,“中国梦”实现过程增进公民认同凝聚“个人梦”;在实现方式上通过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改革完善“个人梦”;在实现成果上通过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物质文化需求丰富“个人梦”.     

“中国模式”与中国和平崛起

中国模式作为中国应对改革开放及全球化过程中的困难与挑战的战略回应,贯穿于近40年的改革发展历程,是与之相关的一系列中国特色制度及政策方针的总和,旨在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最终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彰显其在经济社会领域中具有强政府模式的独特特征。同时,不可否认,中国模式没有像曾经的西方那样,走依靠武力掠夺其他弱小民族来进行资本积累的霸权主义道路,而是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道路。     

张载的“一”“两”说与“仇”“和”论

张载是北宋“气”学的代表人物。张载为规定和诠释“气”范畴,运用了“太和”“太虚”“太极”“神”“化”“道”“易”诸范畴,张载对这些范畴的理解和说明,又离不开对“一”“两”范畴的理解和应用。通过对张载哲学中的“一”“两”范畴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与辨析,可以真实地论定张载哲学的基本架构与理论价值。     

论“断交”后台湾当局“双边协定”的处理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国陆续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为推行其所谓的实质外交策略,台湾当局在与他国结束官方关系后,对于双方间的既有协定总体上采行的是通过协商以尽可能维持协定关系的处理态度。实践中,也确有部分双边协定得以继续实施。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某些协定延续的途径既和台湾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不符,又与各国政府同中国政府的建交公报精神相违背。为在国际社会强调一个中国,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国政府应对台湾与断交国之间逾越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有所防范。     

谈“そうだ”“ようだ”“らしい”的区别

“そうだ”主要表示说话者根据眼前的具体情况 ,也就是对事物外观的观察作出的主观推断。“ようだ”表示说话者在没有足够的客观根据的情况下 ,作出的主观推测。“らしい”表示说话者在有一定客观事实根据的基础上作出的极其客观的推测     

燕窝贸易与“海洋中国”——物的社会生命视野下对“乡土中国”的反思

文章通过以燕窝为代表的海产品生产、贸易和消费,展现中国研究中"海洋中国"的面向,将燕窝消费、贸易和生产网络视为一面认识和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透镜,以此超越人类学中国研究中的"乡土"视野。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文章大致梳理了燕窝在中国大陆的消费、在中国香港的贸易和马来西亚沙捞越的生产情况,指出"海洋"以观念和实在的海产消费、沿海港口贸易等方式构成了中国社会的重要元素。     

“设计”的形而上学追问

设计的总体性概念,在穿越那些具体领域的意义分置边界以后,就无法仅仅从工具性、技术性、辅助性和艺术审美性等语义指涉维度予以定义,就扩张性地演绎为我们这个时代社会存在核心意义范畴并获得关键词的概念价值地位.     

“河湟”与“陇右”“河陇”“西羌”关系之考辩

今天的"河湟",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概念,即今青海与甘肃交界的黄河和湟水交汇地带,但历史上的"河湟",其内涵却相当复杂: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河湟"所代指的地域范围存在着与"陇右""河陇"等地域名词互通的现象,这主要反映了唐人对"河湟"在唐蕃交战中军事战略价值的一种认知;另一方面,"河湟"也常常被用来代指西羌种属(包括羌人、吐蕃、西夏等民族)活动区域,这主要建立在汉晋以来对羌戎、吐蕃主要活动区域地理认知的基础上,强调的是"河湟"所属地域的民族内涵。文章最后还对中华书局在标点《两唐书》和《宋史》中的"河湟"一词时所存在的问题,给予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