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伦理对当代编辑出版管理的启示

文章将传统儒家伦理与西方现代出版管理模式相结合,从树立"和谐伦理观"、法治与德治相融合、仁爱与诚信等伦理因素的现代应用等方面探讨了儒家伦理对当代出版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和谐伦理观"对编辑出版管理中人与人、人与价值利益、人与生态的矛盾关系都起到调和作用,并指出儒家伦理中的仁爱、"礼"、诚信等道德因素可契合并丰富当代编辑出版管理理论,以儒家德治为中心的自律与他律的辩证结合是现代编辑出版管理发展的新趋势。     

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维度透视与融合路径

"三治融合"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新思维,既需要以"自治"为乡村治理的主体维度,围绕"自治活力"主线,激发乡村治理主体的内源动力;也需要以"法治"为乡村治理的功能维度,坚守"法治秩序"底线,确保公共权力规范运行,村民权利有序维护;还需要以"德治"为乡村治理的价值维度,明确"德治精神"的红线,不断唤醒村民的共同体意识、公共理性和公共责任。只有厘清乡村治理中自治活力、法治秩序、道德规范相契合的源生内需与契合机理,才能通过文化塑造、角色定位、功能优化和政策调适,实现自治、法治和德治的价值融合、主体协同、聚合效能和制度优化,构建契合中国场域的三维互动现代乡村治理新体系。     

“三治”结合背景下乡村德治的定位与转型

当代“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德治”本质上是以德治国方略在乡村治理中的贯彻落实。德治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定位与以德治国方略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是一致的。当代乡村德治需要借鉴传统乡村德治的思想资源和方法途径,但还需要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型:一是当代法治背景下的德治重新定位及德法关系的调整;二是乡村德治主体从乡绅向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以村民为主、新乡贤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格局的转型;三是乡村德治之“德”从儒家道德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社会主义新道德的转型。     

和谐管理的传统文化视阈——基于中庸之道的当代发掘

置身和谐社会构建的现实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有效培植和谐管理理念.中庸之道是儒家推崇的处世智慧,其实质以朱熹的话说是把握两极之间"恰好的"和谐智慧.儒家以中庸为基本原则,对人与自然、与他人、与自身这样三重关系所给出的三大命题,即天人合一、人我合一、欲理合一,充分体现了其"恰好的"和谐管理智慧.它对如何打造和谐企业给出了非常具有"实用理性"的价值指引:天人合一作为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中庸平衡之道,其理想状态是达到"天人和谐"的境界,它是现代企业追求和谐管理的基本决策原则;人我合一作为人与他人关系问题上的中庸平衡之道,其理想状态是达到"致中和"的和谐境界,它为现代企业追求和谐管理提供了最基本的管理伦理原则;欲理合一作为人自身内部欲望与理智关系问题上的中庸平衡之道,其理想目标是达到"中行"的内心和谐状态,它为现代企业经营者提供了最基本的修行原则.     

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的语境分析

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既要积极汲取人类法治文明与道德文化的优秀成果,又要关切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社会条件,因此需要从语境的适切性角度分析“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何以可能”。具体而言,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需要从政治、历史、社会与思想四重语境来考察：由中国共产党推行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其政治语境;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并对现代社会发生持续性影响的伦理型文化传统成为其历史语境;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深度转型的“复杂现代性社会”成为其社会语境;价值观建设与法治、德治协同推进则成为其需要考虑的思想语境。这四种语境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的参照性背景,将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与西方法治建设区别开来。     

德治之维与法治之度：新时期中国行政伦理价值的定位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发展,行政过程中的伦理建设要求也越来越强烈。而这一要求的大背景则是法律价值层面的"依法治国"和道德价值层面的"以德治国",即同时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不同层面推进行政伦理建设。新的形势下,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客观发展要求我们既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发挥道德操守的价值理念,这不仅是进一步提升行政工作水平、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必须任务,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先决条件。在国家治理中平衡德治与法治间的关系维度具有重要意义。     

伦理学基本理论问题新探

伦理就是社会角色配置之道,人们把对社会角色配置之道的认识与体悟现实化就成为"道德"。道德的本质就是伦理的现实化,现实化有三种形态,一是现实化为社会道德规范,二是现实化为个人道德品质,三是现实化为具体道德实践。伦理总是对一定时空范围的社会共同体而言的伦理,我们把特定伦理适用的时空范围称为伦理时空。伦理关系的本质就是自我主体与他者主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哲学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应当是"伦理理想与道德现实的关系"。正义是具体条件下最能够实现共同体价值最大化的价值。道德正义有四种涵义,一是指道德规范的正义性;二是指作为美德的正义感;三是指道德实践领域的正义,即道德行为主体的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之间的均衡。四是可以作为一切道德规范的总原则的规范。我们将对金规则的解释合起来就是:"以人为人、助人成人;人道人宜、非人非宜。所宜所欲,不宜不欲。"     

将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是对德治与法治结合思想的深入贯彻,是时代的产物。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构筑两大体系,全面推进"德治"与"法治"的结合,一方面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需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     

现代国家的伦理建构——伦理法治国的历史、逻辑和前景

实证主义的兴起导致国家的去伦理化,国家成为中立的法治体系。从历史上看,法治国表达了将统治形式予以理性化的理想,并且分别完成了与道德和政治的分离。法治国若缺失道德与政治的维度,单纯立足于"国家—个人"二元对立形式的自由主义取向,现代国家建设难以完成国家团结和价值整合。检讨施米特和黑勒的法治国理论,法治国必须同时完成与政治和道德再次综合,也就是应该和伦理概念相结合。利用实证的法语句和伦理性的法原则两个概念方能将社会伦理在法治国中予以合理安顿。中国因其拥有深厚伦理传统,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应尊重伦理性的法原则对法治国的构成性作用。在结合伦理和法治国的前提下,现代国家才能完成其伦理建构。     

先进文化视野下的伦理观解读

探讨先进文化视野下的伦理观问题有着现实意义。当前伦理观出现三大转型:传统与现代变换中对道德本体论的超越;经济与伦理问题中对义利观的再认;私与公理解中对公共空间的关注。江泽民的先进文化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当代中国伦理建设的指南,先进文化的定位明确了主流伦理价值的方向;先进性与广泛性思想体现了道德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法治与德治思想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人的全面发展与全民素质提高体现了私德与公德的统一;民族性与国际性、未来性思想体现了保护民族传统与融入全球化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