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旷与小说《师旷》

师旷是春秋时代晋国的主乐太师,同时也兼有瞽矇的身份,即以歌谣的形式向王侯贵族陈述王室的历史.<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著录"师旷六篇",虽不是师旷所作,但它们传自先秦,皆以师旷为题材.<汉志>"师旷六篇"皆散佚,但我们仍可从相关史料中辑出与其相类者六篇.这六篇作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在体制上由客主双方展开论辩,论辩的过程并不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只是展示双方的才智;辩词语言通俗并且押韵.大量的歌谣韵语夹杂在散文之中,说明它们是以声音传播为主要形式的大众文艺.这类可称为杂赋体小说.第二类的特点是以散文的形式层层递进,进行叙事,可称为散体小说.这些早期的小说作品,体制上保存着讲诵的技艺特征.这对探讨小说的起源和流传,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初步形成

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形成的思想基础是民本思想。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中国早已出现。从《周礼》、《管子》等古籍记载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的理念及制度雏形。与此同时 ,贤明的国君与诸侯都对此进行了成功的实践 ,从而促进了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     

《红楼梦》的清代小说创作时尚特征

《红楼梦》的创新价值,继鲁迅先生高度评价之后,令人瞩目。然而,《红楼梦》高居古代小说的艺术峰,并非平步青云。曹雪芹是在吸取了世情小说以及其它流派小说创作经验的基础上,而继往开来的。考察作者所处时代的小说创作时尚,我们发现：从小说家的心理特征、小说结构特征、到小说情节特征,都反映出作者对当时小说创作时尚的随顺与超越。在对清代小说创作大潮的趋同中,求新求异,才是《红楼梦》“异军突起”的实际含义。     

朝鲜文献与四库学研究

目前存世的朝鲜文献如《燕行录》、《李朝实录》、《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等,收有不少关于清修《四库全书》的掌故。本文将这些材料搜检出来,从“补《四库全书》馆员的事迹”、“关于《四库全书》的编修”、“关于《四库全书》禁书”、“对《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的评论”、“其他”等五个方面进行归纳分析,指出其对四库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价值。     

纵横辨“丁”“口”——宋代人口问题再考察

宋代的人口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关于北宋的人口统计,《续资治通鉴长编》有一条未曾发覆的源自国史的错误记载。因辨误而罗列《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统计数据,由“丁”“口”记载之异引发问题意识。参稽《宋史》《宋会要》以及《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相关记载考证,认定宋朝人口统计的“丁”“口”均为承担赋役之人。进一步运用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方法,通过对《永乐大典》收录方志史料的考察,为“丁口说”增添证据。同时根据迄今尚未引起研究者注意的《金史》《元史》中关于金末和宋末的两组人口数据,以及《通鉴续编》中关于北宋前期西北地区的人口数据,对10至13世纪的中国人口已超过1亿的学界既有推测,做出了补充论证。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论《水浒叶子》与图像的独立叙事——以孙二娘绣像为中心

陈洪绶《水浒叶子》当属《水浒传》乃至中国古代小说图像的典范,但小说与图像之间并非简单的“再现”关系。孙二娘在《水浒叶子》中首先出场,《水浒传》小说正文将其塑造成美丽的“鬼母”,插增诗词却把她描述为不堪入目的“夜叉精”。对于小说正文及其插增诗词对人物反差巨大的造型描述,陈洪绶的图绘并没有单纯摹仿文学语象,而是撷取孙二娘缝制用于盛放度牒的锦袋这一细节,并沿用了自己在观音题材人物像方面的惯习。进一步研究表明,《水浒叶子》的独立叙事仅仅是相对而言,因为在没有榜题提示的情况下,绝大部分图像无法唤醒读者关于《水浒传》的叙事记忆,这种叙事逃逸最终导致《水浒叶子》“仅仅成了故事的象征”。     

《金色笔记》中的后现代不确定性

关于英国文坛常青树多丽丝.莱辛的长篇小说《金色笔记》国内外已有众多评论,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女性主义、苏菲主义、元小说等。然而,评论家和学者们尚未看到小说中存在的不确定性这一后现代主义主要审美特征。本文通过分析该小说中人物形象的不确定性、情节的不确定性以及主题的不确定性,为读者解读《金色笔记》提供了一个新的视域,反映了莱辛在小说创作方面的创新性。     

冼太夫人与罗州、石龙郡

冼太夫人是南北朝梁、陈及隋时高凉(这里所述之高凉,泛指包括今恩平、阳江、阳春、高州、化州、电白、吴川等一带地区)人,她是我国古代岭南少数民族首领,著名的巾帼英雄。《隋书》、《北史》都为她立传,《资治通鉴》以及各种典籍多处记载她的事迹,广东很多地方志都有关于她的事迹的记载。周恩来总理称她是“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历史学家吴晗称她是“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妇女之一”。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视察高州冼太庙时,盛赞冼太夫人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精神,称她为“我辈后人永远学习的楷模”。冼太夫人不仅是高凉地域、岭南地…     

孔子的情爱思想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男女爱情的问题,几乎没有哲学家讨论过,儒家讲仁爱,但只是在人伦道德层面上讨论,对于男女爱情则视为私事而认为不值得重视。”似乎我国古代的智者已超越了对爱情这一重要情感的体验,似乎他们不屑于对此进行思索和发表见解。然而这种认识显然颇有可商榷之处。在《论语》、《诗经》,乃至《孔子诗论》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先秦时期没有如今所指的“情爱”这个词,情爱现象及其关于情爱的思想却早已产生。在儒家思想的形成之初,孔子就对于爱情问题进行了观察并有过一系列论述。今天,我们有些学者也认识到了孔子关于男女情爱的思想,但是他们往往对这个问题一笔带过,不作深入系统的分析。     

碧玉微瑕——浅论《红楼梦》人物容貌描写之不足

《红楼梦》取得了中国古代小说前所未有的艺术成就,历来为评论家激赏。然而人物容貌描写却存在明显的不足。《红楼梦》中人物容貌描写沿袭前代小说,以“只见”引出骈偶句,生硬插入文中,阻断行文的流畅自然,而且描写时大量袭用陈旧意象,缺乏个性特征。虽偶有精彩之笔,但前代小说中也不乏此例。因此《红楼梦》人物容貌描写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与作品整体艺术成就相比,可谓碧玉微瑕。     

刘勰与沈约考论

《梁书》和《南史》的《刘勰传》都记载了刘勰及其《文心雕龙》与沈约有着重要的关系。刘勰完成《文心雕龙》之后,干之于沈约。沈约“大重之”,谓其“深得文理”。对于《刘勰传》中的这些记载,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本文就刘勰为何“欲取定于沈约”、为何“无由自达”及沈约为何“大重之”等问题作了考论。     

历史与文学互动中的《红楼梦》——以翦伯赞的《红楼梦》研究为中心

翦伯赞的《红楼梦》研究是以1954年对胡适思想的第二次批判和这一时期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为学术背景的,他运用唯物史观分析《红楼梦》的主题思想,由考察18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入手,着重强调小说中反映的资本主义萌芽下新的市民阶层的要求.他与他所批判的胡适的红学研究都是借助于历史学的观念和方法,但是不同于胡适的“考证”红学对小说主题做出的只是一部家史的概括,他认为《红楼梦》是18世纪上丰期中国历史的缩影;虽与李希凡、邓拓等为红学界同归入持“市民说”学者之列,然而不同于后者以《红楼梦》中的阶级批判性以及市民思想的体现为中心的有的放矢似的论述,翦伯赞把“阶级斗争”纳入到对社会形态的整体考察之中,相比较而言他在《红楼梦》研究中对于唯物史观的运用更为成熟.     

玉米的种植与美洲的发现新探

对我国开始种植玉米的时间和美州的发现问题,本文不同意习惯的看法,即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玉米才传入我国。文章根据古籍记载、文物考古资料,井吸收了今人有关的研究成果,通过比较研究,认为我国慧深和尚早在哥伦布一千年前就登上了美州海岸;《梁书·诸夷传》和《山海经》等古籍记载中的扶桑和古代石刻中的扶桑,都是同一种粮食作物——玉米;早在上古“禅让”时期,地处岷山高原上的夏部落就开始种植玉米了。     

元明清小说命名研究的世纪考察

小说命名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考察古代小说创作、流传的特定视角,具有重要研究价值。20世纪以来,学术界有关古代小说命名的研究成就显著,值得我们加以深入总结与探讨。本文从古代小说命名整体、《水浒传》命名、《金瓶梅》命名、《红楼梦》命名、元明清其他小说命名等五个方面对此加以评述,并在文献统计基础上分析了20世纪以来有关古代小说命名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围城》与《滑稽圆舞曲》的空间意象书写

钱钟书《围城》与阿道斯·赫胥黎《滑稽圆舞曲》描绘了战争语境中陷入精神困境的中西知识分子群像。两部小说在空间书写上具有内在联系性,突出地表现在四组相互对应的空间意象上：伦敦穹顶模型与三闾大学、实验室与家宅、地下室与箱子、乡村与城市。这些空间意象折射出战时知识分子建构的乌托邦想象,关于社会的“圣化构想”或“悲观构想”,以及“疯狂症”或“失语症”。两部小说在叙事模式上都采用了圆形结构,与人物循环往复的挣扎状态互为呼应,与其间压抑、封闭的空间情境氛围相互契合。小说标题亦具有强烈的空间隐喻色彩,传递出中西小说家对战时知识分子“围困”处境和“滑稽”命运的共通体验与深入思考。     

中国索隐派与西方易学研究的兴起

索隐思想是一种神学阐释方法,认为世界各民族都本源于基督教,后来的人类历史也都在《旧约》中有所预示。利玛窦在华建立了"适应"的传教策略,希望在原始儒家文献中找到基督教的痕迹。利玛窦重视儒家经典,尤其是《四书》,其"适应"策略可视为中国索隐派之先声。中国索隐派由白晋建立,傅圣泽、马若瑟、郭中传等人是核心人物,他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易经》上,希望从中解释中国古代的上帝信息。因为礼仪之争,耶稣会在华传教在清中期中断,到晚清才由新教重续其业。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理雅各以译介中国经典而著名,他对于《易经》以及其他中国古代典籍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这些书籍中的"上帝",即是基督教的God。理雅各的思想可视为中国索隐派之后继者。易学研究在西方的兴起,与这些来华的传教士,特别是中国索隐派有密切之关系。     

“骨朵”竟然是兵器

在现代汉语里,骨朵一般指花苞,这么充满美妙想象的东西怎么会是兵器呢?可骨朵在我国古代(确切地说是在宋代以前)确实是一种厉害的兵器。宋人吴处厚的《青箱杂记》记载:“昔徐温子知训在广陵,作红漆柄骨朵,选牙队百余人,执以前导,谓之朱蒜。”这是关于骨朵较早的文字记载。     

“三国戏”与《三国演义》的传播

在长篇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并刊行之后,“三国戏”主要以小说为改编蓝本,人物与情节都与小说极为接近,特别是通过著名演员的精彩表演,“三国戏”中的人物形象给接受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都对三国故事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三国戏”与小说文本毕竟存在着不少差距,尤其是全书的整体结构与某些细节难以如实表现,因而对《三国演义》的文本传播又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如何使小说的文本传播与“三国戏”同步发展,是我们应当考虑的现实问题。     

《考工记》与中国建筑艺术的“正”、“奇”之美

《考工记》是古代关于百工技艺的文献,蕴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然而,对这方面尤其是对建筑美学的研究较为薄弱。本文从建筑艺术的角度对《考工记》进行研究,认为它体现了“正”美和“奇”美的辩证统一,并以“执正以驭奇”的审美终效,获得巨大的艺术魅力。它所奠定的重要美学法则,对我国建筑的设计与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