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失去汉学中心的焦虑

法国巴黎曾是国际汉学首都,产生过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等一批汉学大师,其中伯希和的汉学曾经影响到陈垣、陈寅恪、吴宓、傅斯年等人;20世纪后半叶,国际汉学的首都迁往美国.自本世纪20年代.阿恒、胡适等人就在不同场合纷纷表示出汉学中心不在北京的焦虑.这种焦虑直到今天并没有得到改变.它需要我们今天的学人立即开始脚踏实地的汉学工作,以期早日使汉学中心重返华夏大地.     

“汉学”正名

在汉学与汉学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大有演变为“显学”之时 ,国内学术界对“汉学”概念的理解却颇多争议。在中国学术史上 ,汉学包括三种含义 :与“蕃学”相对的汉民族或中原地区文化 ;与“宋学”相对 ,反对空谈义理、注重朴实的学术流派 ;英语Sinology的意译 ,泛指一切研究中国的学问。对其第三点含义 ,争议最多。但在“汉学”与别的名称的反复掂量中 ,还是让人感觉到使用“汉学”概念比较合适些。     

陈垣与中国佛教史研究的现代转型——运用王国维创立的“新历史考证学”方法研究中国佛教史

"新历史考证学"方法的创立,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分析陈垣对山西云冈石窟寺的研究、对《大唐西域记》的研究、关于《四十二章经》译撰时代的讨论、清初宫廷与禅宗史的研究,是运用"新历史考证学"方法研究佛教史的典范,从而确立他在中国佛教史研究从传统走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地位。     

“晚期帝制中国”考——美国中国学史研究中的“关键词”探讨

1970年代以来,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二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美国学者放弃了费正清等人的“西方冲击论”和“传统中国论”,开始着眼中国内部,力图证明传统中国自身的活力.在这种积极观念的鼓舞下,“晚期帝制中国”这一概念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本文将其作为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关键词,深挖其内涵和外延,力图以小见大,展现出197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的一个主要趋势.     

抒情传统论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反思

陈世骧等人标举的抒情传统论,作为一种影响广泛而有代表性的观点,表现出明显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观念及“抒情”界定对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做出个体情感表达及自由表现的解读,并形成对以群体主义为特征的中国文学传统及其抒情取向的极大误解和误读。不同的理论需要在对话中丰富与发展,在比较视野下使用“抒情”等概念对中西文学进行某种对照、分析与考察,是有其必要性的,但也应建立在对中国文学本身所处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的充分把握与准确理解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会出现不应有的误读而偏离其真实状况。这也正是抒情传统论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的失误所在,并消解了自身理论的存在。     

略论中国“国学”之性格——以日中“国学”之比较为中心

日中两国都先后出现过国学思潮,同为"国学"二字,虽看似相同,内涵却迥异.日本的"国学"是日本众多学问中的一个学术流派,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反思、批判基础上的有传承、有内容的独特的学问体系;代表了日本的民族自觉与民族精神,具有力量、扩张、侵略的性格.而中国的"国学"则自日本引进之日起,内涵就没有得到确切的界定,所指宽泛含混,因而没能形成一个有传承、有内容的独特的学问体系,力量薄弱,故于中国文化之近代反思及复兴方面收效甚微,对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之有效继承及发展方面亦显得不足.因此,在改革开放的新的时代,对国学进行若干反思,使之真正成为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民族之精神的集中代表与典范,是为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新时期中国史学“非中心观”述评

当代史学观念的反省和全球化进程推动着非中心观这一历史观念和研究取向的产生。通过对中心观的批判和摒弃以及对中心这一提法的质疑与否定,旨在树立非中心意识,培养多元化观点,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既重视历史发展的个性和特殊性,又兼顾其共性和普遍性,在某种程度上引导了新时期中国史学研究视野和方法的转变。非中心观面临的实践及其理论本身的困境也值得反思。     

“范式危机”凸显的认识误区——对柯文式“中国中心观”的实践性反思

兴起于美国中国学界的柯文式"中国中心观",近三十多年来学术影响始终不衰.对此种取向在研究实践中的基本理路及其累积起来的认知效果,学界以往基本没有加以系统的检视.实际上,"中国中心观"所达致的实践后果,业已形成三种严重缺陷,即追寻内在连续性的迷途、作茧自缚的地方史路径和反东方学的东方学措辞.由此可知,所谓"范式危机"问题的本质,更多凸显了"中国中心观"式认识误区所造成的思维混乱.     

中国的“准政治中心时代”述略

本文以政治中心的控御形态为视角,尝试建立中国"准政治中心时代"的概念.它始于盘庚迁殷,终于齐桓首霸,分成三大阶段,商后期为安阳准中心期,西周为岐山西安洛阳互补准中心期,东周初为洛阳准中心期.三阶段之问当然有不同的变化,但较之后世的"疆域国家",政治中心的控御形态在其主体、对象和方式诸方面仍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共同特征.     

农民工与中国的“世界制造中心”地位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活跃的、最具创造性的新兴力量。但是农民工虽然进城了,但他们还被远远的“隔离”在城市社会之外,农民工的工资还处于很低的水平。农民工为城市经济增添了动力,他们的低廉工资对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呼唤“中国新教育运动”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世纪之交,我国出现一股以新作为标识和价值取向的教育改革浪潮,这是新时代发展要求在教育上的反映,也是世界力量中心转移、中国崛起在教育上的体现。为了应对这样的时代要求和挑战,我们有必要发起一场中国的新教育运动。为数众多的新教育改革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加强对话交流和学习借鉴,中国的新教育运动出现是可以期待的。我们呼唤中国的新教育运动出现就是要致力于追求教育意义上的中国世纪的形成。     

“新国学”建构与中国现代文化——关于王富仁先生《“新国学”论纲》的思考

“新国学”是对章太炎的“国学”的发展,是以中国现代文化为根基建构起来的。五四开启的中国现代文化是在中西文化整体比较中产生的,体现了中国文化自身的真正发展,从章太炎到鲁迅更为突出表现出寻求中国文化主体精神发展的要求。     

“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现状

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目前正处于一个危机与机遇并存的"有趣的时代"。在过去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似乎深陷难以摆脱的泥潭,问题主要在于我们对哲学研究内容的认识,即对哲学的"核心"与"边缘"的划分。与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哲学院系受到冷遇成为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哲学在如宗教学系、历史系、东亚学系等其他院系方兴未艾,这意味着我们的中国哲学研究失去了哲学家们解读文本及观点的独特哲学方法与工具,从而使中国哲学研究难以健康、蓬勃地发展。同时,这种情况又为中国哲学研究带来了相对自由,我们可以利用这种相对自由去做那些主流哲学界无法做的事情,即开展新的比较研究,结合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对过去百年来西方哲学界不曾关注过的广泛领域展开研究。     

二元中国解构与建构的几点认识——基于城市“中心”与乡村“外围”关系的解释

城乡差别是我国长期以来形成和积累下来的主要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的根本性原因,“三农”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之殇”,严重制约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在理论和实证上探索中国二元社会的形成及其城乡差异之结果与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关联性,仍然是一个尚待深入研究的领域。     

以中国梦统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

通过阐明习近平中国梦的内涵、性质和意义,引导学生认识中国近现代史实质上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追梦史,它经历了梦碎、梦醒、铸梦和圆梦几个阶段,最终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逐步接近民族复兴伟大目标。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坚定中国梦信念,抵制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侵袭,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从战“疫”情中读中国

"年"是中国的标识,但国人面对2020年这个"年"的方式与行动却更有力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非凡的社会动员能力和号召力,更深刻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伟力和凝聚力。在举国上下全民抗击疫情中,国人深刻感知着"中国优势",感慨着"中国效率",感怀着"中国速度",感动着"中国精神",感悟着"中国智慧"。     

中国哲学怎样“开新”——评“据本开新”方法论

作为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一种方法论,程志华教授提出了与现代新儒学"返本开新"不同的"据本开新",可概括为四个步骤:探路(现代新儒学研究);据本(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求同(中西哲学比较);开新(哲学理论建构)。他建构了"一体两态"或曰"一体三态"的中国哲学本体论。对于中国哲学的当代发展来说,程教授的这种"据本开新"路径是具有借鉴意义的。当然,这一切的更深层的缘由还需要"溯源",即揭示作为大本大源的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型。     

“新殖民主义论”与中国外交应对

近几年,某些西方人士在国际上掀起一股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歪风,歪曲中国在非洲掠夺资源、倾销商品和阻碍非洲民主化进程。这些论调反映出这些人士对中国的误解和猜疑,暴露出他们仍以冷战思维敌视中国,对中国推行价值观外交,也凸显了这些国家对与非洲关系疏远的焦虑和离间中非关系的目的。对此,中国外交应从理论上剖析和批判这一论调,实践上采取有效可行的应对措施加强中非文化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谊,从而进一步推动中非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