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中美海洋地缘政治与战略

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仍是影响大国兴衰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海洋地缘政治和由其决定的海洋战略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确保制海权是美国保持霸权地位的关键。面对中国崛起的新局面和向海洋发展的趋势,美国正在构建类似于冷战时期遏制苏联的同盟。中国海军长期坚持"近海防御"和"积极防御"的海洋战略,但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安全利益的全球化,需要逐步改变为"全球安全"海洋战略,这是由国家的地缘政治格局决定的。中国在继续推行以理性态度和原则解决海洋争端问题的同时,根据需要加强海上力量的发展,才能为最终实现以实力求和平创造条件。中美两国远隔浩瀚的太平洋,两国最可能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地方在海洋,必须防患于未然。     

战略边疆与中国和平发展

战略边疆指的是一国影响力所能实际控制的战略空间。在国际政治中,战略边疆具有特殊的效能,例如维护国家战略通道安全、拓展国家海外利益等。本文认为,中国在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也应该高举发展、和平、合作的旗帜,依据国家实力、利益分布等因素构造自己的战略边疆。     

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若干战略问题研究——基于2016年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战略研讨会的述评

为推进中国西部边疆问题研究和边疆学学科建设,四川大学牵头组建的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在西藏拉萨举行了"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战略研讨会"。全国100余位专家代表和师生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会,各位专家就边疆学学科建设与协同创新、喜马拉雅区域合作与西部边疆发展机遇、边疆扶贫与西部开发、边疆地区社会治理、边疆史地文化等问题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为我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和西部边疆治理与发展献计献策。     

近期中国海洋军事战略之观察与展望——从2015年度最新发布的白皮书说起

本文从2015年度《中国国防白皮书》所体现的新变化出发进行分析,从海军战略的角度予以观察,展望中国未来海军战略发展方向及可能面对的问题。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实践的新背景下,今年最新版国防白皮书中,中国海权战略被首度明朗化,海外利益攸关区也被首度提出。笔者认为印度洋周边是中国首要的海外利益攸关区,同时中国对外海洋军事合作将会面对新的目标。此外,除"近海防御"战略被再次强调,新版白皮书还提出了远海护卫型海军建设的目标,这将推动中国"远海护卫"战略,乃至两洋战略的成型。由于太平洋地区和印度洋地区的环境差异,中国较易也应该在印度洋利益攸关区着力发展军事合作伙伴,培养战略支点,实现军事外交创新的突破。     

“战略新疆域与国家安全”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5年11月28-29日,国防科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与《太平洋学报》编辑部联合举办"战略新疆域与国家安全"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各省市高校和研究型智库的20多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从不同角度对战略新疆域与国家安全的互动关系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考。2015年发布的《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中指出,中国"面临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太空和网络空间成为各方战略竞争新的制高点,……海洋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这些表述反映出国际环境复杂变化的情况下,我国对外战略和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正在经历着深刻改变,围绕这些问题的理论建构尚不完善,安全实践仍然在不断探索中。     

中国海军战略演变中的作战海区问题研究

作战海区问题不仅是海军战略中的基本问题,也是国家对外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建国之后,中国海军战略的演变大致经历了沿岸-近岸防御、近海防御、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相结合三个阶段,如果单从字面理解,中国海军战略演变三阶段中最明显的特征和标志正是作战海区的不断扩大。以60多年来中国海军战略演变史为研究背景,本文把中国当前的作战海区划分为近海、中海、远海与远洋四个部分,分析了它们各自的战略价值,然后基于它们不同的空间范围和战略价值,本文认为,推动中国扩展作战海区的动因主要有三个层面因素,即军事层面、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因素,但在这个过程中却面临着海洋战略地理形势、陆上安全环境和美国地缘战略及其亚洲同盟体系三个方面因素的制约。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扩展作战海区应继续以地区性防御为本,在这个过程中审慎、渐进地走向远海远洋。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与价值转型 --兼论一种现实主义的选择

现实中的全球化与理想中的全球化有巨大差异。全球化是世界一体化趋势最明显的体现,但同时也是各种文化与价值观念由于生存空间和利益的原因冲突最剧烈的时期,在对待中西方文化价值交流和中国的文化与价值转型问题上的理想主义倾向是不切实际的和危险的。指导中国文化与价值转型的原则应为:本土性、内生性、市场性及反思性。只有在这种现实主义选择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保证中国文化自觉和经济自主,彻底保障中国国家利益的文化与价值转型。     

长城与边界:明朝北疆边界意识及其前近代特征

与现代民族国家具有明确边界意识不同,中国古代边疆是一种动态变化的疆域而非固定不变的疆界。在洪武、永乐时期国力强盛之时,长城只是"内边疆"军事体系,与边界并无关系。但仁宣以后,伴随国力下降与防线内缩,边墙遂成为明朝、蒙古政权边界。在此之外,明朝尚设置界碑、边墩,将之定位为"军事边疆",以作为边界防御之缓冲。但在明后期,伴随蒙古对明朝威胁加剧,明朝已在事实上丧失了对边墙以外的控制功能,这一局面在"隆庆和议"后进一步合法化。概而言之,对于长城与边界之关系,应从中国古代独特之边疆意识入手,考察其"前近代"特征与变化轨迹,而不应与当代边疆概念简单比附。     

安倍晋三执政时期的“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评析

安倍晋三第一次执政期间,日本制定《海洋基本法》,设置综合海洋政策本部,明确了以"新海洋立国"理念为特征的海洋战略。2012年底安倍再度执政,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又相继出台第二期和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日本海洋战略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框架下逐步明确了 "海洋安全保障"向"综合海洋安全保障"转变的走向。第一届安倍政府以来日本出台的一系列海洋相关法律,是其海洋安保战略的法律基础。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安倍政府的"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 与"印太战略""北极政策"形成了互补态势。"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是安倍政府意志的"完美体现",以"利益、遏制、否定"为主要特色,以宣扬"海洋法治"对冲中国海洋政策为目的之一。菅义伟政府的海洋战略,既存在对安倍政府"综合海洋安保战略"的继承,又有相应的变化。     

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的战略评估与展望

进入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迎来了全新的战略机遇与挑战。就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的客观环境而言，竞合时代背景下的东亚地区海洋安全问题呈现出新旧问题交融的特征，并呈现为以海洋战略对冲为核心的域外大国安全态势、以海洋领土主权为核心的域内国家安全态势和以海洋公共问题为核心的地区公域安全态势。在此基础上，中国海洋安全业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而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的战略指向分别是积极防御姿态下的“大而渐强”、发挥主导优势下的“有效塑造”以及维持总体稳定下的“创新引领”，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的主要机遇是中国国家实力的稳步提升、地区海洋秩序的变动状态以及全球海洋问题的治理需求，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的主要挑战则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外溢效应、东亚域内国家的权利争议以及全球海洋安全的合作困境等。有鉴于此，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应当在相应总体战略规划基础上，围绕传统安全的维护与拓展和非传统安全的预防与合作予以相应的战略安排，从而形成新时代中国海洋安全的战略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