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绘画艺术差异的文化比较

任何事物的形成和发展都不可能离开一定的背景,绘画艺术也同样如此。本文从文化背景上阐述了东西方文化形态差异导致各自绘画艺术形成发展所展现出的明显差异。根其“种”的形式存在而获其“类”的产生。从东西文化形态差异的角度上切入,对东西方精神方式,视觉方式,审美情趣展开了论述。中心函意是文化意识是我们把握艺术整体的根本,离开了对中西绘画艺术显示出的文化意识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地深刻地理解中西方绘画艺术,从而也就无从把握未来中西方绘画艺术的发展势态。     

东西方休闲文化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以希腊文明为发端的西方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下的休闲文化的比较研究发现,东西方在休闲文化传统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与东西方文化对"时间"观念的不同理解有关。这一差异的具体表现是:休闲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而在西方文化中,休闲则是一种人生的理想和目标。     

“东西为用，南北一体”——中国沃洲地理与“天下”观念起源

人类农业文明从亚欧大陆大致相同的北纬中纬度东西轴线上的沃洲地带率先发生,这是揭示“天下”观念起源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和科学方法论前提。最早洞悉并掌握了四时节气和四方季风之农时规律的中国沃洲,也就成了最早的“则天”之地（神州）,当“则天”之地的农业文明密码快速传播至东西方向上的其他众多沃洲聚落时,“天下”观念就发生了——“天下”就是“则天”之地即农业沃洲（oasis）及其普遍连接（oases）,是内在于沃洲文明的人类通感和“民心”所向。连接并沟通亚欧大陆东西方的中国沃洲,不仅提供了最为集中、最为重要的“法天地,顺四时”的农业地理机会,而且也是揭开丝绸之路起源之谜的一把钥匙。中国沃洲具有连珠成带、东西互市、南北相济、海陆通约、时空叠加等独特的历史地理文化特征,从天学、法学和农学等多科学的视角对其进行情境化阐释,可以更为真切地感悟到“东西为用,南北一体”即是“天下”观念的时空结构（体用结构）。找回历史中国“天下”观念和天下秩序源起的地理机会与本真内涵,对于我们揭示所谓西式天下观的谬误及完整准确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底蕴和价值内涵,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意义。     

略论东西文化差异下的管理

管理的社会属性决定其必然受到生产关系的制约和社会文化的影响。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了东西方不同的管理方式。对人性善恶认定的不同,造就了东西管理中监督机制在独立性、严格性及监管对象等方面的差异。而模糊与精确思维的差异则体现为人才管理的扬长避短与中庸思想。此外,东西文化在分析、综合思维上的差异,对精神、物质的倚重差异等都造就了管理激励机制、决策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当然,管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最重要的是因人而异。     

林语堂的“综合观”与克罗齐的“表现说”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林语堂是一个相当活跃、很有影响的人物,大概没有人比他更西洋化,也没有人比他更东方化。林语堂一贯注意东西方文化异同的比较,并强调东西方的互相学习、互相补充。不管是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还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林语堂都力图从东西互补的角度进行文化综合。这种对东西文化作综合观的关键在于老庄思想,是老庄思想使林语堂理解的东西文化交汇融合在一起。     

“天”与“地”概念英汉翻译的跨文化解读

"天"与"地"在中国和西方都与民族起源和创世神话紧密相连,作为一对基本的文化概念,二者拥有丰富且不同的文化内涵。近年,随着跨文化交际的不断发展,以中英文互译为代表的语言交流变得越来越重要。基本文化概念的有效互译不仅增进了中西方之间的理解,也推动了不同文化间的沟通。本文以中国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为背景,对"天"与"地"在两种文化中的渊源、历史、定义、内涵以及宗教、哲学和文学三个方面的翻译进行了比较,以跨文化研究的视角重新审视二者,讨论这些概念各自代表的社会与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异,以期为翻译的文化研究及跨文化交际的进一步研究带来启示。     

意境——世界共通的美学范畴

一直以来,人们总认为意境是我们民族独有的美学话语,在西方文化与美学体系中,也不存在“意境”这一术语符号。但经过研究,我们却可以发现,在东西方文化体系中,存在着相同的审美体验;在西方美学体系中,存在着与意境相通的美学范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依然可以说,意境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     

不同辩论模式引发的文化思考

辩论成为一项国际间的语言竞赛活动只有二十多年,中国参与辩论并建立自己模式是在20世纪90年代。东西方两种模式的差异为我们提供了东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新素材。分析中国模式与议会模式的差异,有助于挖掘形成种种区别的文化根源,从而引起人们对辩论折射的文化底蕴的思考,同时开拓教育工作者的思路,也为辩论组织者和爱好者更新国内辩论赛赛制提供参考。     

《东方学》——传播视野下的解读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知识、思维方式和话语的三位一体,是西方对东方他者的想象。文章就东西方历史中的想象诉求进行分析,并把东方学本身当作一个动态的传播过程,放在人类东西方传播的大背景下给予解读。作为一种单向传播的话语,东方学归根到底是东西权力博弈的结果,是西方权力向东方渗透的水到渠成。尽管当前东、西方的政治经济格局出现了新的情况,但本质主义、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控制下的东、西方平等交流仍是一种梦想。     

张衡浑天说与托勒密地心说的比较研究

东汉张衡是中国古代最早完整阐述浑天说的天文学家,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则堪称西方古代地心说的集大成者。本文试图通过比较分析两者天文学说思想的异同之处,从而进一步探索挖掘其根植于中西科学文化传统的思维方式及哲学背景。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与礼仪之争

明末清初是中西交流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然而礼仪之争使双方的交流陷于停滞,最终东西方都失去了机会:基督教失去了扩大在中国传教的机会,中国失去了向西方学习的机会。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A Compleat History of the Emprie of China)是将这场争论推向高潮,并在这场争论中起重要作用的一本著作,所以了解这本书对了解那场著名的争论不无裨益。     

清初来华传教士马国贤与中西文化交流

明末清初大批西方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中西双方的认识和沟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对此,国内外学术界已经有诸多论著。可是,对于来华的非耶稣会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现有的研究则明显滞后。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是非耶稣会士,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通过对他的研究,可以更好地揭示明末清初这场大规模文化交流的全貌。     

晚明入华耶稣会士艾儒略对福音书的译介

艾儒略是晚明第一代入华耶稣会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首次翻译了福音书。与耶稣会在华的传教方针一致,艾儒略在译介福音书时也采取适应的政策,对耶稣的生平事迹进行改写,把福音书从欧洲文化语境中转移出来,放到了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     

郑和下西洋与岭南关系述论

郑和下西洋,不仅显示了我国明代科学技术的发达和国家的强盛,而且开通了连接亚、非各国和地区的航路,传播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明,发展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了中外友好交往,同时加速了中国与东南亚海上贸易的发展,增进了岭南地区与东南亚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研究

以《六谕衍义》《圣谕广训》为代表的明清圣谕相关书籍东传日本，展现了其在日本被模仿创新的轨迹，与中日两国关于明清圣谕思想交流的实质，也为“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借鉴与启示。只有坚定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加强提炼、发掘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推进其与不同文化之间互识互鉴以及更深层次的认同，加强不断与时俱进与再创造，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进一步提高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力与影响力。      

17～18世纪的儒学西传及其对欧洲哲学的影响

自利玛窦将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又将中国文化传送西方，进行了文化的双向交流以来，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就成为了两种并行不悖的方式，而东学西传又谈之甚少。本文主要谈东学西传中的哲学思想，就17-18世纪儒学西传的历史，以莱布尼兹为例，展开论述儒学西传的过程和影响，随之进行反思，对其文化意义、历史意义及现实意义进行评述。     

“融通”——文化交流的正途——反思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

17至18世纪,基督教第一次大规模传入中国,由此导致了中国与西方文化的第一次正面接触。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接触跟当下的跨文化交流与对话,跟当下学界所探讨的热点问题,一脉相承。近代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当今跨文化对话的起点,当今的跨文化对话,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继续。明清间两种文化传统在交往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所面临的问题,在当今的文化交往中依然存在;所以,可以说,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基于此,仔细审察、反思这段历史,对于今天的跨文化传播,对于比较文化研究,都极具借鉴意义。     

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和历史作用

明清之际 ,以传教士为桥梁和纽带的中西文化交流分三个时期 :从 15 82— 16 4 4年为初步发展阶段 ,16 4 4— 172 2年为发展和繁荣阶段 ,172 3— 1795年为日趋衰落阶段。此次中西文化交流是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一种双向交流 ,不仅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而且也促进了欧洲人全面认识中国     

文化交流与冲突中的国家认同与民族意识——以明末清初回族与西方传教士的文化碰撞为例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特殊的年代,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西方传教士的陆续东来及其带来的文化思想,使中国感受到了外界的巨大冲击。其中,该时段在历法、哲学、翻译等领域的回族领军人物与西方传教士的这种碰撞可分为冲突、交流两大类,其中表现出来的以儒家文化这一传统文化为主导的国家认同和在此背景下体现的民族意识尤其值得关注。某种意义上呈现了回族族群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组成部分,在明末清初的民族融合与国家认同程度。     

文化视域下的朝鲜“小中华”思想研究：以《小华外史》为中心

《小华外史》是朝鲜王朝后期一部反映朝鲜士人＂崇华思明＂历史的著作,由19世纪朝鲜史家吴庆元父子编撰。在《小华外史》中,朝鲜＂小中华＂思想特色突出表现在维护中华正统、严守华夷之别和建庙立壇、感怀明朝再造大恩等方面。透过对华夷观、正统观及春秋义理等表象因素的考察,可得出结论,即朝鲜＂小中华＂思想内涵的实质是朝鲜王朝对中国文化的完全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