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元4-9世纪拜占廷帝国圣徒崇拜

圣徒崇拜缘起于犹太教与早期基督教的信仰与仪式,是基督教信仰体系中最具活力的民众信仰.公元4-9世纪,圣徒崇拜盛行于拜占廷帝国.其因在于:一方面,它迎合了当时民众的精神和世俗需要;另一方面,它接纳了传统异教习俗,同时教父们对此采取了务实的"宽容"态度.因此,圣徒崇拜本身体现了基督教信仰的传统与发展、世俗性与神圣性共存的特点,是认识基督教信仰的一扇重要窗口,也是理解基督教能够战胜传统宗教的一个新视角.     

辰河高腔目连戏：湘西民俗生活的文化表象

辰河高腔目连戏将宗教与世俗两种不同的文化融为一体,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戏中所蕴含的巫傩文化、灵魂信仰以及民俗生活都是民众的世俗精神的展演,因为它的创造者、表演者、欣赏者都来自于民间,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宗教化的世俗生活。辰河高腔目连戏已演变为一种民族性、历时性的活态文化,是湘西辰沅流域民俗生活的文化表象。     

大理地区民间信仰的世俗影响

民间信仰是生活的一部分,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普通民众的影响远远超过任何一种制度化宗教。民间信仰不仅反映了社会环境和发展水平,也和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本文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对大理地区民间信仰的世俗影响进行了讨论,并分析了大理地区普通民众对待信仰的态度。     

《太平经》所见汉代风水观念及理论形态

成书于东汉中晚期的《太平经》所提出的"起土"吉凶观念及"魂神还养"的丧葬风水理论,是汉代社会风水信仰急剧膨胀的反映,它也标志着丧葬风水术理论形态基本形成。《太平经》中风水文献表明,道教对风水术的吸收与改造是在宗教体系之内进行的,并不是对民众信仰的无限制迎合,而是加以引导和转化,从而纳入其信仰体系之中。     

《金刚经》与唐朝民众崇经活动及其观念

崇经活动是唐时民众世俗佛教生活的中心内容,是当时民风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金刚经》在其中的突出地位值得关注。本文对唐朝民众崇敬《金刚经》活动的主体、形式、轨仪、目的与经书的关系、时代背景等方面作了初步分析,指出是禅宗的兴起促成《金刚经》在民众中的流行,并影响推动其他佛经的民众崇持活动,最终使崇经这种古老的佛教信仰形式成为唐时民众世俗佛教生活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之一。因此,禅宗不是阻碍佛教世俗化的力量。     

“民间信仰”的重新界说

在对＂民间信仰＂的研究中,应将＂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区别使用,尽量使用＂民间信仰＂这一学术术语而不要采用具有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封建迷信＂一词,应主要采用＂民间信仰＂来概括现代社会中的民间仪式活动但又不要否认其中可能存在的巫术遗留或巫术倾向。＂民间信仰＂可以重新界定为：与制度型宗教相对应的一种宗教类型,由广大民众（包括城市和农村民众）基于对某种超自然力量（祖先、神、鬼及风水、阴阳、命运等神秘力量）的信奉而进行的祭祀、崇拜、占卜、禁咒、灵魂附体等各种形式的仪式活动,这种仪式活动可以发生在家庭、祠堂、登记或未登记的宗教场所内。在＂民间信仰＂这个大概念基础上应提炼出更具分析性和指导性的＂小＂概念。只有经历一个类型学比较研究阶段,才能最终完成认清中国民间信仰的真实图景之宏愿。     

狐信仰兴衰原因的民俗学研究

狐信仰是中国传统民间信仰之一,它历史悠久,深入民间.它的萌芽、发展、兴盛、衰败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它的兴盛和衰败原因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本文主要从社会文化和民众心理角度分析了狐信仰的兴衰原因,并就近年来狐信仰的复兴提出了文化层面的解释.     

习俗、迷信与科学:风水传统形象的近代分化

就风水层面而言,在近代社会舆论中,原本居于重要地位的风水发生了形象分化:顽固保守势力仍然固守着作为信仰的风水传统,趋新势力以及西方传教士则斥风水为迷信、谬说,风水师与少数西方人则看到了风水具有科学性的一面。透过近代有关风水问题的争论,可以看到风水传统在社会各群体眼中的形象,进而分析该形象产生的原因,以期探讨传统的近代变迁问题。     

儒家伦理影响下的汉代民间信仰新变化

汉之前,民间信仰的对象主要是自然崇拜以及对某些有功于民的古圣先贤的信仰.西汉中期后,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儒家伦理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对基层民众的生活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民间信仰的变化,便是这种影响的突出表现:一方面是以儒出仕的官吏成为民间信仰的对象;另一方面是世俗忠孝传说故事和孝感动天信仰的流播.可以说,符合儒家忠孝伦理的神灵成为西汉中期以后民间信仰的新的对象,这是不同于以往民间信仰的新特点.     

天道观念下中国君权的合法性建构——基于礼的视角

古代中国人就产生对“天”的信仰和依赖,因而中国古代君权“天”授的政治传统正是基于对这种民间合法性信仰的精准回应。但“天”本身是抽象而不可触摸的,于是盛行在古代世界的各种名目繁多的祭天之礼参与了这一合法性的构建：礼仪通过不断把天子是天和臣民中介人的观念灌输给民众,由此建构了一种虚拟的天地君的秩序,并又通过庄严的典礼向世人展示了这种秩序的永恒性与神圣性,从而使君主成为神在人间的代表,他的合法性得到天地等超世俗权威的认可,从而成为上承天命的合法领袖。     

湘西“瓦乡人”还傩愿的现代展演

傩作为一种古老的原始宗教仪式活动,在中国南方得到广泛传承,延续至今。当下,湘西还傩愿已成为一种宝贵文化遗产,不断焕发出生机和活力。湘西用坪“瓦乡人”还傩愿,是一种以祭仪为主的仪式性活动,也是当地民众求吉避祸的一种生活文化。它在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曾发生过断裂,但改革开放后又获得重建,再次展示其特有表演程式和民俗信仰,以及对神圣精神和世俗生活的双重追求,呈现出神圣与世俗相交融的特征。     

宗教改革：宽容立于恐惧与希望之中——中世纪英国宽容问题研究

宗教改革及其所带来的信仰多元化,是宽容达成的关键.宗教改革从三个层面引起英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信仰回归个人;社会回归世俗;思想回归自由.从而使宽容成为英国传统中最有价值的因素.     

造像记:隋唐民众佛教信仰初探

隋唐时期佛教造像之风遍及全国,造像记成为研究这一时期民众佛教信仰生活的重要资料。通过对造像记的统计分析可以得知参与造像的人群涉及社会各个阶层,女性造像者尤为突出;造像有多种组织形式,家庭组织参与佛事活动成为风气;造像大致分布在河南、山东、四川等十个省,四川是唐后期重要的造像地域。发愿文显示民众关注的核心是家庭的幸福和亲人的安康,关心的是世俗的生活,这是隋唐民众实用主义信仰特点的体现。     

节日仪式中的后土信仰与公共秩序——从后土祠农历三月十八传统庙会认识中国古代的春社传统

社是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传统,是精神信仰与社会结构的结合。对社神后土的崇拜集中表现为一种年度周期性的公共区域信仰传统——社日。社日尤其是春社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固定的习俗与禁忌,民众在社日活动中巩固和强化了稳定的信仰共同体和地域共同体。晋南万荣县庙前村的后土祠农历三月十八传统庙会,由于独特的文化土壤,延续了古代春社的节日传统。通过对后土祠庙会的具体描述和分析,概括了古代春社具有原始性、公共性、宗教性、娱乐性等特点。同时指出古代春社发挥着寄托民众美好理想、规范民众生活、维系乡村公共秩序等方面的作用。     

两汉时期丧葬风水信仰

源于战国时期的"葬先荫后"风水观念,在汉代已经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并成为人们解释命运吉凶的一种社会心理模式。镇墓文和买地券所投射出"鬼福及人"观念,也进一步证实风水信仰已经成为两汉时期社会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而《太平经.葬宅诀》所提出的"魂神还养"理论,则标志着风水理论体系在两汉时期已经初步形成,从而将丧葬风水理论的形成时间由魏晋南北朝上溯到了两汉时期。     

唐代小说中的民间信仰

唐代民间信仰中的鬼魂信仰承载并推动了具有重情特色唐小说发展的步伐,唐代"鬼故事"借鬼魂信仰之外壳,着重表现了唐代青年人不被接受的爱情,具有时代进步色彩;唐代精怪信仰故事延续魏晋以来精怪故事模式,因富有谐趣精神在唐小说中自成门类,并成为精怪小说的一种传统模式加以延续.神灵信仰作为权力的代表在唐小说中呈现出新的变化,一是神灵的权力在世俗信仰世界的不断下降,一是人性化色彩逐渐加深,而后者正是唐小说最根本的风格和特色所在.     

试论制度化宗教与民间信仰的互融股共生性特征——以鲁西南两村祭祀类民间信仰事象为个案

援引鲁西南两村民间信仰个案,对于制度化宗教和民间信仰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在中国乡村社会,同样作为民众的一种信仰、一种价值取向,民间信仰和制度化宗教在本质上具有相通互融、共生共存的特征,二者的区别也仅是就其形式而言的.这一认识对于乡土文化的重新构建与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都将是不无裨益的.     

凝聚与认同:民间信仰在村落共同体意识建构中的功能——基于对临沂大裕村送火神民俗仪式的考察

民间信仰作为村落民众共同的情感寄托,是村民之间情感交流的重要凭借,也是约束乡村村民生活的有力规范,缘起于个体,逐渐蔓延扩展,最后发展为村落民众的共识,并形成了一套不断完善的仪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绵延传承下来.民间信仰源于乡土社会,又维系着乡土社会复杂的人际关系."送火神"仪式作为一种民间信仰方式,有着繁琐的程序、悠久的历史,承载着丰富的民间文化,对维系村落关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信仰及其仪式对村落的发展和村落文化的传承以及共同体意识的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     

自然法、宗教与西方法治的文化论解释

伯尔曼在承继“自然法”学说传统的基础上为近代以来西方法治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化论解释。他将西方法律传统的起源归结为中世纪的教皇革命，凭藉教会法对罗马法的整理和阐扬，宗教的信仰支持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同时，宗教与世俗权威的分化，为确立法的至高无上地位提供了必要条件，由此才在信仰的基础上开启了近代西方法治传统，而他对20世纪后半叶以来这种由信仰危机引发的法治传统危机的讨论更加发人深省。     

门源汉族的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作为民众生产生活经验的累积和心理信仰的表现,是一种区别于官方文化、上层文化而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的、具有民族民间特色的、反映民众精神生活层面的社会文化现象。青海门源汉族的民间信仰主要展现了人们的求吉避祸心理,表达了向往健康长寿、家人平安、生活美满、社会安定的良好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