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政权之意识形态评析

和平理论、大亚洲主义、东亚联盟论构成汪伪政权意识形态的主体。而汪伪投敌初期所使用的所谓和平理论、三民主义、大亚洲主义都逐渐成为日本侵略理论的注脚。汪伪虽然标榜承继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但事实上完全受制于日本的侵华理论及政策,需要根据日本方面策略的变化随时做出调整。     

抗战时期汪伪政权政治社会化研究

汪伪政权通过阉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形成了以在其的领导下,和平建国,与日本共建大东亚新秩序,反对共产党,保护私人资本和土地所有权,谋取中日的经济提携为内容的独特的政治文化。由于其政权的反动性,尽管采取学校、媒体、社会等多种途径使之社会化,但绩效甚微。     

汪伪政权对“双十节”的纪念与阐释

作为中华民国国庆日、辛亥革命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双十节”是民国时期各政治力量表达意识形态、建构自身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时域,即使屈服日本的汪伪政权,也极力利用此政治资源。汪伪不仅每逢“双十节”大张旗鼓开展“国庆”纪念活动,而且也在纪念主题上借题发挥,他们通过阐释辛亥革命历史与孙中山遗嘱,凸显“中日和平”,为其“和平运动”服务,连接“孙一汪”,以建构自身政权的合法性。透过汪伪政权的“双十节”纪念,也可以观察到政治节日、辛亥革命历史资源政治运用的多面性。     

山东沦陷区新民会及其活动

新民会是二战时期日本殖民当局在华北沦陷区设立的"与政府表里一体"的政治组织,是实行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山东沦陷区省、道、县及区乡镇普遍设立,形成了对口、机构统一的独立的组织系统,入会人数曾达到160余万,为华北各地之冠.新民会按职业、地域建有基层分会组织,农民分会机构和人员最多,并设有隶属团体.山东新民会组织遵从日本侵略者的旨意和不同阶段的战略部署,与伪政权共同开展各项奴役民众的活动.初期活动的重点是对民众进行"思想教化",宣扬"新民主义";后则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配合日军军事占领进而实施政治奴投、文化渗透、经济掠夺的帮凶.     

梁启超对新民伦理的探讨

改造国民道德是梁启超伦理思想的根本任务。梁启超认为,新民伦理居于新民的中心地位,道德建设是人的现代化的中心环节。他的《新民说》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个系统的改造国民性理论——新民理论,从公德与私利、利己与利他、独立与合群、权利与义务、自由与服从等五对道德规范探讨国民新道德。     

梁启超的新民构想

梁启超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创立新民说.他认为,导致戊戌变法夭折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自下而上地造就出一代拥戴变法的新民来.在他的心目中,新民应该有摆脱奴性束缚的品格,应该有高尚的公德意识,应该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应该有尚武精神.以创立新民说为标志,梁启超开始以思想家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新民社始末

郑正秋所创新民社是我国最早成功实现了商业化演出的早期话剧团体,它在文明戏史乃至中国话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民社前后坚持了两年零四个月的演出,带动了营业性文明戏的上演热潮。它荟萃了新剧人才,培养了杰出演员,编制了大批剧目,探索出了早期话剧商业化演剧的模式,并形成了文明戏的成熟形态。     

日伪华北新民会联合协议会制度考论

日军侵华时期为了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在华北沦陷区操纵制定了一套"议政"体系——联协会制度,并于1940年后付诸实施。这套看似覆盖了沦陷区各级基层傀儡组织并意图完成华北沦陷区自治的议政制度,从代表推选到议案审定都充满了问题和矛盾。尽管日军各级顾问投入巨大,但联协会制度无论从制定还是实施来看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新民"与"实学"的救国模式

福泽谕吉在日本面临西方列强的侵吞时,提出以西方文明精神来保全国家的独立政体,其实践操作是通过"实学"来开发智慧,增强国力,营建淳厚的"人心风俗".显示的价值取向是重视智慧,具体路径是先智慧后道德.梁启超稍后于福泽谕吉,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思想颇有研究,当时面对的国情与日本相似,但选择与福泽相异.他以"新民"为救国的法宝,以道德为根本,把智力、学识作为"其余事".显示的价值取向是中国一贯的道德主义,具体路径则是先道德后智慧.前者是"大和"的选择,后者为"中华"的选择.两种抉择,两种结果,这值得我们深思.     

论梁启超"新民"思想的民族主义特征

甲午战败后,受到西方近代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影响,梁启超超越洋务派体用界限,转而从文明主体人(国民)的角度,试图通过改造中国国民劣根性,重塑符合工业文明时代要求的崭新国民素质的路径,以达到救国甚至创新文明的目的.但是,新民思想处于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再加上中国社会根本缺失西方式的人的解放的内在支撑要素--西方工业文明的技术、生产以及社会等,都决定了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具有民族主义倾向.     

伪蒙疆政权的立法

为巩固在蒙疆地区的殖民统治,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的伪蒙疆政权制定了各种形式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涉及金融、货币、财政、税收、交通、劳动等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在蒙疆地区推行其殖民统治政策的工具。     

抗战初期汪精卫的"战"、"和"观述论

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scarP.Trautmann)调停为界,将叛国投敌前的汪精卫分为两个阶段。在此之前,基于中日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认识,虽然汪对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缺乏信心,但他毕竟是以主战的面目出现的,是一个不坚定的主战派;陶德曼调停开始后,汪以为中日战争有了“转圜”的余地,开始由主战变为主和,成为名副其实的主和派首领。     

日本在伪蒙疆政权时期的家畜收购输出统制

日本占领蒙疆地域后,为掠夺该地区的畜产资源,实行畜产统制政策,即对家畜及畜产物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实行强制性的政府指令、控制措施。在流通方面对家畜及畜产品的收购、对外输出、价格、加工等方面实行政府统制,其中家畜收购和输出是畜产统制政策的重点之一。当时从事家畜收购输出业务的有家畜输出组合、家畜交易厂、豪利希亚等。本文对以上流通领域的家畜收购输出机构从设置背景、计划及实践活动叙述分析,揭示伪蒙疆政权时期家畜收购输出统制政策的实质。     

伪蒙疆政权立法的特点

伪蒙疆政权的立法具有拿来主义、殖民主义、封建主义、行政中心主义的特点,且立法技术较为粗糙,反映了伪蒙疆政权立法的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本质。     

伪蒙疆政权的物资统制法律制度

为掠取蒙疆地区丰富的资源,日本帝国主义推行物资统制政策,指使伪蒙疆政权制定了一系列法令,对统制物资的种类、输出入、价格、生产等均做出明确规定。物资统制法律制度的实施严重阻碍了蒙疆地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造成蒙疆地区农牧业经济的破产,给蒙疆地区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困难。     

王夫之的社会思想

王夫之认为:在人们合理的自然欲望得以满足的基础上,导之以道,就可以实现儒家理想的王道社会。在理想的王道社会问题上,王夫之持“君权神圣”的观点,君、臣皆要遵循儒家经典“六经”,而“礼制”是这个王道社会组织秩序的核心。在社会发展的问题上,王夫之持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进化学说。     

1905—1907年汪精卫梁启超关于种族革命的论战与伯伦知理《国家学》的关系

在20世纪初的革命、立宪两派的论战中,汪精卫梁启超关于种族革命的论争与伯伦知理的《国家学》有一定的学理渊源。两人都重视伯伦知理关于民族与国民的学说,并以“民族”与“国民”为基本概念来分析民族不同同为国民的可能后果,作为各自主张的重要理论依据。     

日伪时期的南京帮会教门及其活动

日本侵占与统治南京的近8年期间,是南京帮会、教门活动的一个高峰,也是其作恶最多的一个时期.本文以首次披露与利用多种档案文件与其他史料为基础,系统论述了日伪时期南京各帮会、教门的组织与活动情况;分析了日伪当局利用青、红帮的差别与矛盾,分别驾驭与利用,为其侵华战争与殖民主义统治服务的险恶用心;而抗日地下组织派遣人员对各帮会教门进行的分化瓦解工作,则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抗战时期,南京地区的帮会、教门组织及其活动出现十分复杂的局面.     

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权力调整

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国传统政治体制产生诸种问题的一个总病根。过分集中的权力不仅容易导致权力运行成本的增加与效率低下 ,而且为权力的滥用和腐化提供了可能性空间 ,直接影响政府权威。因此 ,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调整政府权力的运行范围及方式。具体到政府与社会之间 ,就表现为将原有高度集中的政府权力转移一部分给社会。由于一部分政府权力向社会的转移是由实践需要和政府自我认识而推动的自上而下的一种路径 ,所以又可以称之为权力下放。党的十三大指出 ,政府下放权力要“结合职能转移和改革机构”来进行。但由于当时发展社会…     

以《庸报》为中心浅谈日本与伪蒙疆政权的关系

《庸报》制造1937年德王访问伪满洲国的假新闻,意在借其威望使蒙古族民众接受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否认内蒙古“独立建国”;代表关东军的利益,《庸报》大肆渲染蒙疆地区的特殊性。直至汪伪政权成立后,伪蒙疆政权仍是表面隶属而实际高度“自治”的特殊政权;日本假借《庸报》,以宣传吴鹤龄赴日睦邻为借口,将吴氏长期驱逐至日本,深刻揭示出日本的统治方式及对伪蒙疆政权人事的掌控;《庸报》对日本驻蒙兵团只字不提,目的在于掩盖其武力殖民统治内蒙古地区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