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学”之为何及其路径——茅盾与太阳社、创造社论争的核心

大革命的失败催发了茅盾革命文学观念的嬗变,他与太阳社、创造社原本既已存在的“革命文学”观念分歧进一步外显和扩大,由此导致他对革命文学倡导者观点的质疑和批驳,也终而引发太、创二社化“友”为“敌”对他展开猛烈的围攻.论争双方在“革命文学”之为何及其路径的论辩过程中并非仅仅围绕小资产阶级文艺/无产阶级文艺这一个话题展开,不容忽视的还有茅盾《幻灭》等小说中人物的出路问题,以及是立足于腥风血雨的黑暗现实回过头来反思革命还是以乌托邦的未来想象激发人们继续革命,要不要揭示革命阵营内部的阴暗面等等一系列关键问题,而这一切又共同指向要不要写真实以及什么样的“真实”等革命文学创作中面临的实际问题.     

毛泽东鲁迅论阐释30年：检视、反思与前瞻

改革开放30年,对毛泽东鲁迅论的阐释,以教条主义为价值取向的捍卫者沉湎于权成经典的重复、印证而裹足不前,以“反叛旧的意识形态权威”为指向的解构者在“熊瞎子掰包米”的逻辑思维制驭下频频失足,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宗旨的重构者则立足于现时视阈和历史视闽的融合而颇有建树。要实现“现代人追逐着自己的目的”,研究者需要走近鲁迅,更需要走近毛泽东,毛泽东鲁迅论研究仍有拓展的空间。     

民国武进兰社考论

武进兰社是民国众多文人社团之一，社长是旧式文人周葆贻。该社最大的特点是周葆贻与其近百名男女弟子的唱和，以保存传统文化为宗旨，在诗词创作上关注民瘼、展现江苏地域文化等。虽然武进兰社尚未形成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但其创作以性灵为旨归，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清中叶袁枚及其女弟子群的继承与开拓。     

试论复社的宗旨

朱明王朝自神宗万历中叶起,皇帝昏聩,朝臣结党,政治腐败,财政拮据,军备废弛,边疆危机,进入了封建王朝的败亡阶段。这时,一批很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在复社的旗帜下集合起来,以自己的言行实践着复社社盟“致君”“泽民”的宗旨。本文仅就复社宗旨问题作以初步探讨,并就教于史学界各位同志。     

中国印·舞动的北京

8月3日晚8时30分,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在北京天壇祈年殿前向全球发布仪式隆重举行。当那枚似印非印、似“京”非“京”、潇洒飘逸、充满张力的会徽标志——中国银印,被中国领导人和国际奥委会官员印盖在中国宣纸上时,中国印成了举世瞩目的吉祥物。那么,这枚设计造型出人意料的中国印是谁创作的?创作灵感来自何处?它到底有什么寓意?为探究竟,笔者采访了中国印的主创者,揭开了会徽的神秘面纱。     

认识印章

一方印章，是由“印面”“印钮”及“边款”三部分所构成。印面由篆刻家所创作，边款则大部分为篆刻家的签名及款识，因此，大都由篆刻作者自己本人奏刀，若请他人刻，则称为“印跋”，有点像文章或书请人写序一般。印钮则大都由工匠所作，是印石上的装饰，可有可无。无印钮则大多印顶只磨成光滑的圆弧形，以便于钤印时，让手掌压于上面使力。     

张步同志来艺术系讲学并举办作品展览

为了活跃学术空气,提高学术水平,《光明日报》社美术编辑张步同志最近应邀来艺术系讲学并举办个人作品展览。 张步同志来系后,先后多次给艺术系美术专业师生作了“山水画创新问题”、“关于绘画基础与基本功的磨练”等专题报告,还和师生一起观看展览,讲述他的作品创作过程、技法处理,并即席表演。     

文体之辨对小说观念形成初期的意义——对刘勰《文心雕龙》小说观念的再思考

先秦两汉的传统小说观念以“小道”为核心标准,其学术性指向远大于文学性。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代表的六朝文论,在理论层面继承了传统小说观念,将小说视为一种学术体式而非文学体式,忽略了魏晋以来小说实际创作中凸显的文学性特征,从而造成《文心雕龙》中所呈现的小说观念出现理论与创作的脱节。因此,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小说观念时,应注意当时小说发展的大背景,尤其是杂传类等各体小说作品的实际创作情况。     

《文城》中的“原型结构”分析

“原型”在荣格、弗莱的理论中逐渐成熟,并成为小说创作的一种批评方法。在余华多年的文学创作中,形成了一系列原型结构,其中最具典型性的即是“道路”“出走”以及“父子”原型结构。三种原型结构不仅建立了文本的叙事框架,也构建起了独特的隐喻结构。三种原型结构意义指向的不断调整与变化,能够检视余华在创作中思想的流变,也能发掘其写作的价值追求,以原型结构为关联,开掘其作品的深刻含义与指向。     

书法产业化背景下为展览而创作的偏失

展览是书法产业中重要的一环。书法创作者将展览当作检验、展示自己书法创作和获得艺术与市场双赢的一种主要方式。为展览而创作、为市场而展览使得书法创作过份看重形式表现,而乏功力、缺内涵、少自然,这些都会对公众审美期待、艺术共鸣造成挤压。书法创作的终极目的是真情的自然流露、是人格魅力的自然展示、是人文精神的自然体现。因此说书法产业化的目的不是“去书法化”,书法创作的最终目的不应该在产业化中消解。     

略论印章边款的审美价值和学术价值

印章边款艺术，兼有书法、国画、镌刻、文辞之美，与碑碣、石刻、画像砖、画像石有异曲同工之妙。文辞的文学性，文字的书法美，图画的造型美，独特的章法结构和变化莫测的刀法美以及拓片的好坏是构成边款艺术的主要审美要素。金石美和工艺美是边款形式美的集中体现。印章边款所蕴藏的大量关于印人、印史、印论及艺术主张的宝贵资料，亦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和理论价值。     

篆书解读三题

金文书法,在整个书法艺术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以金文为代表的西周书法被后世奉为大篆的典范。《大盂鼎铭》、《散氏盘铭》和《虢季子白盘铭》是西周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正确认识和理解西周金文的笔法、结字和章法是学好大篆书法的关键。     

山西大学藏《宝贤堂集古法贴》拓本初探

《宝贤堂集古法帖》是山西历史上明晋藩集刻的一部大型丛帖,在中国帖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明拓本传世稀少。该文通过与其它藏本的比较,证明山西大学图书馆所藏明拓本是现存拓本中保存内容最完整的拓本,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     

民国初期碑帖转换氛围中之沈尹默书艺

民国初期,特别是五四运动以降碑学帖学转换时,书法家沈尹默碑体作品占有重要地位。首先有关沈氏书法生平方面,笔者以"南沈北于"之说法建构当时书艺生态氛围。如民国初年雅集式的结社及展览机制的出现,烘托出沈氏书法风格论点。再则将本文论点核心集中在少数沈氏碑体篆书的作品。特别注重其当年临摹墓志碑帖文与其遗韵分析,依此并稍类比"北于"及两者时代共通点,企图佐证由碑转帖之过渡的主流发展。最后归结沈氏在中国现代书艺史上着重笔法与理论的帖学代表性,及其文化传承事业执着的艺术贡献。     

印章边款源流略论

边款艺术是在唐宋官私印印背文字的直接诱发下，间接地吸收了绘画题记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的营养，并通过文人的积极参与发生、发展起来的。其技法演变和艺术流派的形成，主要反映在刀法和书法两个方面。     

焦山碑林文字研究例说

镇江焦山碑林在金石、书法、文字、文化研究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时贤的两部有关焦山石刻和碑林研究的论著中,存在一些文字上的疏漏。纠正这些疏漏,对正确辨认焦山碑林文字,促进“焦山碑林数字化建设”的课题研究,有着重要的作用。     

《兰亭集序》：中国书艺之根

中国的书法艺术，从甲骨文到大小篆、汉隶和魏碑，都比较单纯古朴。到了东晋二王父子（王羲之、王献之）改体，真、行、草书的流行，书法艺术才开始得到发展，直至唐宋，开始进入了发展盛期，元、明、清至今也传承不衰。特别在当代民族大复兴的盛世，要使传统的书法艺术，更加发扬光大，为使子孙后代传承学习不走弯路，认真从五花八门的书体中梳理出源头，找出精华，才能将中国的书艺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印章在标志发展中的历史功用及当代特征

印章作为中国传统书画的重要元素在标志的发展史中功不可没.古代印章自诞生起最主要的功能是示信.随着社会经济繁荣,商业发达,逐渐成为具有防伪功能的标记.唐代以后文人画的兴盛又使之为书画家个人字号所用.而在当代设计中,时代的发展已使印章的标识功能淡化,作为一种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它在现代标志设计中更多用于表达诚信,以及展示自身特有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     

清道光间金门林树梅与吕世宜交游考

林树梅和吕世宜都是金门人,道光间从周凯、高澍然治古文。林树梅诗文、绘画、篆石无技不精;吕世宜古文之外,专精书法、金石。林、吕交往以讨论篆石、古器物铭文为多。世宜称树梅篆石“深得篆初变隶意”,运刀“拙处正其妙处”;树梅佩服世宜篆隶及对古铭文的真赏。世宜晚年居海澄,不见他书载述,树梅诗可补其生平资料之缺。     

书法传统的泛化与当代教育立场的转换

书法的传统在当代已由"正统"逐渐幻化为"系统",特别是后现代思潮的契入,历史上所有的书法遗迹都将被纳入到书法创作的参照系列。首先,魏碑成为与正统"帖学"二分天下的"碑学"。其次是古代下层吏人、匠人的随意书写及刻画被重新认定,回到书法系统中来,成为新的创作兴奋点。标志着以识字为目的泛文化的写字观转型为以审美为旨归的书法观,写字训练要转化为艺术分析和注重形式。书法的立场转换了,书法教育当然要随机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