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早期的民族思想

提起中国古代的民族思想,人们首先想到的总是先秦儒家的民族思想,并且往往把孔子和孟子当作“大汉族主义”的鼻祖看待。这其实是一种误会。因为早在孔子以前,中国早期的民族思想就已经产生了,而且其中就含有民族歧视的内容。该文对孔子以前民族思想基本内容所作的探讨,无论是对理清中国古代民族思想产生和发展的线索,还是对认识孔、孟等先秦儒家民族思想的本来面目,都不无助益     

“怀柔远人”的思想基础及清朝实践

古代"天下中国观"与"夷夏之辨"是"怀柔远人"的思想基础.怀柔须建立在"德治"与"自治"的前提上.作为历代帝王的治术之一.怀柔的手段不外赐予、和亲、通商、教化等形式,以彰声威.最终目的是以"礼"来"定君臣之分,严夷夏之防".作为儒家思想的表征,"怀柔"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想的象征,但其影响深远.     

明代宋史学者关于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历程

明代学者在进行宋史撰述的过程中,经过了一个从强调"夷夏之辨"到注重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历程.明代前期,宋史学家纷纷以"夷夏之辨"为指导展开宋史的撰述;至明代后期,在求实思潮的氛围中,宋史学家则以客观的态度,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上承认元朝统治,借鉴前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体现出思想历程的发展变化.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取向与反思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取向与反思罗志田关键词：民族主义世界主义近代中国夷夏之辨民族认同感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是以冷战结束和苏欧政治体制崩溃为表征的。彼时西方一些专家即已预计今后影响世界最大的力量将是民族主义。但其具体所指,则多就民族主义对所谓第三...     

天祚帝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天祚帝是辽朝末代皇帝,他在民族关系思想方面的失误,是其沦为亡国之君的重要原因之一.天祚帝以正统自矜,轻视女真的崛起,致使局势失控;他狭隘多疑,拒谏饰非,不但没有团结族人,弥合统治阶级内部分歧,反而激化了潜在的各种矛盾,使自己成了孤家寡人.他希望借汉官之力维护统治,还产生了依靠高丽、西夏抗金的念头,结果都落了空;辽军一再败北,天祚帝意志颓废,不谋战备,弃军民而自谋身计,最终众叛亲离,国破家亡.虽然天祚帝的民族关系思想缺乏完整的理论概括和系统阐述,但对当时局势发展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的教训也值得我们深思.     

鸦片战争前后民族史学思想的新发展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民族史学思想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其明显表现在:一是对传统夷夏观念的突破,这一时期,史地学者普遍认为夷夏问题不再仅是中原农耕地区与周边游牧民族的关系问题,而主要演变成中华民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问题;二是在如何面对和处理国内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上,史地学者普遍从安定少数民族的民心,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稳定发展的高度出发,阐发了他们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思想。     

试论中国传统民族观的历史演变

民族观是不同民族由于相互接触并彼此了解 ,在比较中产生的对我族与他族的自辩 ,它包含人们对民族现象的根本认识和基本观点。本文认为 ,民族观是一种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的观念形态 ,它既具有传承性 ,又不断被实践的环境和实践的主体所修正。中国传统民族观在先秦时期即已渐成体系 ,此后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及民族关系场景的变移而不断发生新陈代谢。明清以来 ,尤其是晚清以来 ,由于中国被愈益深刻地纳入到世界体系之中 ,传统民族观也历经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以国内民族关系为主要关切的自闭式民族观被中华民族在世界体系中的命运为主要关切的开放式民族观所替代。这个演变过程有三个基本特点 ,即 :它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相呼应 ,它始终摇摆于血缘论和文化论之间 ,它始终逃不脱民族中心主义的窠臼。     

经权思想的逻辑进路——以汉儒、宋儒和明儒为中心的考察

经权思想是儒家哲学的重要内容.自从孔子将经权提升为哲学方法论范畴之后,汉儒、宋儒和明儒分别阐发了“反经合道”说、“权便是经”说和“经是已定之权,权是未定之经”说或“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说.这三种经权观恰好构成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元代甘宁青地区的民族杂居与民族融合

元代是甘宁青地区民族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元王朝将该地区的西夏遗民以各种形式大量内迁促其融入汉族的同时,又有大量的汉人、蒙古人、畏兀儿人、西域人迁入这一地区,使该地区形成了多民族杂居共处的新格局。由于长期而密切的族际交往,该地区出现了民族融合的新局面。     

民族政权构成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胡汉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所建民族政权在政权构成上深受胡汉融合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以汉儒家文化作为建国的指导思想,遵循汉族的礼仪官制,以史为鉴,建设国家等方面。这种民族政权构成形式至少产生了两方面的效果,一是夷夏观念的变化,二是汉文化与胡文化的进一步交融。     

论汉初儒士类型和特点

儒士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儒士们以六经为务。汉初儒士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兢兢业业钻研儒学,弘扬文化。汉初儒士基本由三类人构成:第一类是儒学实践型,以叔孙通及其弟子为代表,他们着重继承和改革先秦儒家礼仪,为汉立法;第二类是理论型,以陆贾、贾谊为代表,他们居官为政,直接从事儒家政治和理论文化建树;第三类是教师型,从事学术义理的研究,并开门授徒,薪火相传,以专门的学术集团为代表。儒士们的努力,为武帝时代经学昌明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齐鲁士人与两汉地方教化

两汉时期,众多齐鲁饱学之士以行政官员、民间儒者的不同身份,通过兴学传经、隆礼倡德、移风易俗、家庭教育等不同方式开展教化,对统治的巩固、社会的稳定、文化的传承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元明清时期的汉乐府研究

元明清时期对汉乐府诗旨的探讨表现为以传统的诗教观念来约束汉乐府,以比兴手法解诗,失于穿凿附会和繁琐考证;在艺术形式上则表现为从后来发展的艺术观念来寻找先验的格律,难免拘于旧说。但汉乐府在诗评界取得了经典范本的地位,叙事诗批评开始形成,著作之丰超过此前历代研究者的总和,呈现出集大成的风貌,荟萃诸家众说,是汉乐府研究的总结期和丰收期。     

从两汉文人的屈原情结看其心路历程

两汉文人的屈原情结乃是其心路历程的指示器,借助于它不难看出两汉文人的心路历程主要经历了三大转关。第一次转关发生在武帝之后,主要是从西汉前期的良禽择木、轻于去就转向西汉中期的别无他择、倾心事主。第二次转关发生在元帝之后,主要是从西汉中期的别无他择、倾心事主转向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的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第三次转关发生在安帝之后,主要是从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的达则兼济、穷则独善转向东汉后期的积极干预、舍身匡救。     

元杂剧中的书生赘婿形象分析

赘婚是一种男从女嫁的婚姻类型。元杂剧中有许多作品涉及到赘婚,以赘婿的社会身份而言,尤以书生赘婿为多。元杂剧对书生入赘原因及婚后遭遇的描述与现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是由剧作者们对于自身乃至元代整个书生命运的关注与同情造成的。     

洛阳太学与东汉经学教育

洛阳太学的设立促进了经学教育的空前繁荣。光武帝刘秀对洛阳太学博士官的选拔非常注意 ,并不断完善对博士官的选拔制度。太学的发展 ,使京师洛阳形成了浓厚的经学文化氛围。东汉末“风俗之美”的形成、党锢之祸中党人的种种表现和太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等 ,无不体现了洛阳太学经学教育的社会效应     

论元代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及其与汉文化之关系

元代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以其显赫的地位与权势,深受汉文化之影响,结交和提携了一大批汉族文人学士,召集了“天庆寺雅集”等,对元代蒙汉文化文艺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其进行研究,在整个元代蒙汉文化关系及元代艺术史研究方面具有学术价值。     

论汉末清议思潮与社会转型

清议思潮出现在东汉中后期。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朝廷大权,以太学生为主的后备官吏集团发起了针砭时政、抨击宦官专权和评议人物的政治活动。最终遭到当局以党锢的方式从肉体加以打击,从思想意识上加以禁止。但清议从未停止,一直持续到汉末。清议是东汉中后期自下而上的一场统治阶级内部的自救活动,它改变了世人的传统观念、道德意识和价值取向,加速了汉末社会的转型。     

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反思

汉代今古文之争 ,是经学内部之争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可以分疏 ,但更应统观 ;作为一种与时变化的学术 ,经学与儒家思想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既有相同的一面 ,也有不同的一面 ,因此在通观中更应有分疏 ;汉代经学虽然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 ,但汉代文学并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     

辽朝汉族文人心态透视

辽朝的汉族文人是辽境内高水平文化的负载者,其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对本朝文学的影响十分显著。对他们的社会心理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辽朝汉族文人的政治态度在前期呈离心趋势,至中期则表现为向心趋势,辽亡前后则以灵活性、变通性为主要特征。民族关系的变动是影响汉族文人心态的最基本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