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规范化"对当代文学语言的影响

从20世纪文学语言演变史的角度看,建国后开展的"语言规范化"运动意义重大。它改变了"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在大量吸收翻译语体、方言和文言以后造成的那种混杂局面,对创造统一的现代文学语言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延安文学语言变革的背景与意义

延安文学语言变革是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纠正了“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过分欧化的倾向,通过引入方言土语给现代白话注入活力.1940年代解放区领导人本来是想通过改变语言使文学更好地为政治服务,但这种政治的强力介入倒有效地纠正了现代白话的某些弊端.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工农兵方向的确立,督促作家立场与身份认同的转变,以及解放区“本土”作家的加入对文学语言的转型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欧化倾向的五四文学语言”辨析

文学语言的欧化发展,从晚清开始经历了一个由书面语建构到文学作品语言转移的倾向,不断为文学所捕获、赋形,成为了五四文学语言最为显著的外部特征.我们不应绝对以“文言”到“白话”的转换,而应在相当的程度上以“既有传统白话”到“现代白话”的现实嬗变来展开对五四文学语言的描绘,在其中关键的驱动力就是“欧化”.“欧化倾向的五四文学语言”凸现了五四文学语言建构所能达到的精神领域、灵魂探索和诗性空间,展示了五四文学语言建构超越一般书面语变革所达到的话语力量,进而集中彰显了“欧化倾向的五四文学语言”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以及对中国文学语言现代转型所具有的意义.     

试论五四文学语言的欧化白话现象

不同时期对于五四文学语言欧化白话现象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对五四文学语言的看法。无论理论倡导,还是作品语言,欧化白话现象与五四文学语言建构都有着内在密切的联系,形成了五四文学语言最为显著的外部特征。欧化白话现象的五四文学语言以强大的话语力量,"决裂式"带来了中国文学价值体系与精神特质的现代重构,开拓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现代诗性空间,直接表明了中国文学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     

何谓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几年前,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结束了“五四”新文学、中国新文学、“五四”白话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诸多概念同时用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混杂.这种替代反映的是文学研究的精确化,体现了时代发展的必然性.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任何概念的产生,各负有特定的历史意义,不可错位而生,也不可长存不灭.在“五四”时期或稍后产生的新文学、白话文学等概念,正是“五四”时期中国文学发生重大转变的投影.用新与白话作界定,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新质”,不如此,新旧文学不能区分.50年代,把从“五四”开始的新文学称作中国现代文学,那是要确定一个界限,来称谓建国后的文学,这自然找到了中国当代文学这一概念.没有现代,何来当代.顺理成章,现代以前而被称作近代,近代之上,又有一个古代,也就构成了文学发展史.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不在“五四”时期提出,也不在50年代提     

世纪回眸:20世纪中国西方文论接受之述评

20世纪中国对西方（包括俄国）文论的接受,出现了三次大的浪潮：“五四”时期（包括二十年代）、三四十年代、新时期。“五四”时期现代文论取代了封建伦理中心主义的文论,三四十年代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心一统的地位,新时期出现文论的多元并存。     

语言变革与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生成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具有现代化的品格,是思想现代化与语言现代化的“道器”融合。脱胎于新文学语言变革的整体体系,儿童文学接榫了白话文运动所开创的语言新传统。在国语教育的现代制度下,语言新变与儿童教育双向发力,整体性地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发生。中国儿童文学语言现代化根植于儿童性和文学性的本体,重构了汉语新形象,并融入母语现代化主潮中。     

1942年的汉语

中国现代文学进入20世纪40年代之后,迎来了一个特殊的成熟期。在上海、云南、重庆和延安崛起的一批优秀青年作家都在1942年前后创作并发表了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他们并不是对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的脱离和否定,他们的成就几乎动员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整个中国文坛多维度努力的成果。他们的语言风格差异巨大,但都源于现代汉语这一富有生产力的传统。即使撇开具体作品语言特征的分析,单纯考察文学语言背后一系列现代中国特有的语言观念的支持,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出,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业已呈现的各种语言倾向,一些著名作家和学者们围绕文学语言的无休止争论,怎样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这些年轻作家。     

启蒙的现代意义及其偏差——论寻根文学的启蒙意义兼与“五四”启蒙运动之比较

寻根文学与“五四”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两个显著的启蒙运动时期,但这两个表面相似而实质不同的文学启蒙运动,在其现实的指涉意义、表现形态和结果等方面,都有着种种的不同。本文主要探讨了寻根文学的启蒙意义及其偏差,并将之与“五四”启蒙运动进行比较,从而对于启蒙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和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命运有一个整体的了解,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与文化建设也起着现实的针对意义和启迪作用。     

重释“大我”与“人”的观念——从郭沫若、贺敬之诗中的“大我”形象谈起

郭沫若和贺敬之同为 2 0世纪中国文坛的著名诗人 ,他们的诗代表了“五四”时期和建国初期抒情诗的最高成就。在他们的代表诗作中都有一个“大我”形象 ,但二者内涵不同。郭沫若的“大我”体现了“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想和完美的人格特性 ,贺敬之的“大我”显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改天换地之豪情。两个“大我”形象折射了不同时代不同的“人”的观念     

语言视角的中国文学“古代转型”与“现代转型”比较论

文学转型在深层基础上取决于语言变革。殷周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学的古代转型最终可以归结为“前古代汉语”向古代汉语的转型 ;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最终可以归结为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型。从语言上说 ,中国古代文学的“古代性”源于古代汉语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源于现代汉语     

“五四”精神的内在本质和现代传承

“五四”精神由两个层面的内容构成。第一层面是“五四”精神的内在本质,主要由“五四”精神的核心点与精髓构成;第二层面是“五四”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不怕困难顽强斗争的精神、改革创新的精神、与为民精神等。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应结合时代的变化,从“五四”精神的上述两个方面入手．切实发扬传承好这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语言转换中的选择——论日据时期台湾本土作家的文化心态

20世纪初,台湾处在文学语言的迅速转换中,一方面文学语言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转换,另一方面是汉语向日语转换。作家面临着创作语言的选择,而在日本殖民强权统治和文化殖民的语境下选择不同的文学语言种类或类型则反映了作家不同的话语立场和文化心态。语言具有工具性,但语言也蕴含了深刻的民族性、区域性、文化性。汉语写作有着坚守民族文化传统和反殖民的现实意义,日语写作也不完全是殖民文化的投影,我们应该透过语言层面发掘作家的文化心态和思想本质。     

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三次现代性转型

20世纪中国文学在其现代性追求过程中有三次大的选择和转折 ,每一次转折都确立了一种新的现代性规范 ,即五四文学、“毛泽东时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这三种现代性规范各有其特点 ,五四文学现代性过于“欧化” ,“毛泽东时代”的“本土化”现代性规范过于封闭 ,新时期文学则体现了“整合”性特点     

关于文学语言独创性研究的文化思路

本文是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专题述评，着眼于文化倾向对于文学语言独创性研究的影响。作者将其概括为两种相反的思路：一、激进的思路——突破，勇敢者的探索；二、平和的思路——回归，慎重者的反思。以五四新文学语言倾向及西方近代思想渊源、新中国文学语言倾向、新时期文学语言倾向为主要观察点。     

形式与内容观照下的五四文学语言变革

五四文学革命以语言变革为切入点,但是单纯的语言形式变革无法满足文学革命对思想变革的诉求,人们开始审视文学语言形式所承载的内容,最终完成了"新文学"的建构。从晚清到五四,文学语言起初作为"便于交通"的工具,其本体性的一面一直未得到足够的认识,直到文学革命发起,对文学语言的理解才更为立体与全面。文学革命以改变思想为目的,开启了对文学形式方面的改良,同时,对思想变革的诉求也体现在了文学语言形式的选择上。其结果便是现代文学语言走出了简单的文言与白话对立的二元思维模式,形成了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包融了中与外、新与旧的现代白话,鲁迅的小说语言便是其典型形态之一。     

发扬“五四”光荣传统 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

在“五四”运动８０周年之际,广大有志青年都在探究“五四”运动的精神,深刻理解“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努力在新时期、新形势和新任务下,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与改革同行,与我们的祖国共同跨越新世纪。无论从什么角度观察,“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     

"五四"文学语言革命思想的现代性阐释

本文阐释了"五四"文学语言革命思想的现代性价值及其意义,认为进步与发展的观念是文学语言革命倡导者们极力宣传的思想及其价值基础;创造与理性精神是文学语言革命倡导者追求的另一主要现代价值;平民化与人化是文学语言革命倡导者追求的直接现实目标.这种论述将语言革命从传统的工具价值层面深发到思想、内容、哲学精神的层面,凸显了语言的现代性价值.     

没有断裂,何来承传?——从文化断裂的角度谈五四新诗发生的意义

“没有断裂,何来承传”,正是五四新诗发生的意义.五四新诗发生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断裂的基础上的.五四新诗创作者们用白话写诗遵循了汉语发展的自身规律,激活了汉语语言的应变能力和再生能力.五四新诗选择白话为文学工具和自由体的诗体形式,促进了中国诗歌的发展.五四新诗发生的“断裂与承传”启示我们:现时代中国人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承继五四新文学的创造精神,去淬炼、提升现代汉语的诗性魅力,而不是问责,更不是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语言资源问题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 ,便是在语言资源问题上对民间语言的自觉吸纳和对西方语言的互文策略 ,这一变革 ,对于 2 0世纪以来汉语现代性的又一次重建 ,提供了相当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