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

本文主要从王阳明先生对良知的有关界定、看法入手探讨他致良知学说的理论基础和实现途径,并就有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身心交关”视域下的王阳明哲学

身心、知行、内外、形上形下相贯通,构成了阳明思想的整体特征。阳明认为身心一体,心为主宰,身为功能,心之发用显现在身行,身行则是源于心之发用,心与身同处于一气连通的现实生活境域之中。"心-身-性-理"乃是一个通贯的整体,作为身、心和合而成的人,通过秉持性、理而成为天地万物的"宰者",此"宰者"对天地万物有一种不容已的道德责任感,致良知从根本上即出于这种"道德责任感",它是一种为"求自慊"的自然发动,丝毫不需要外力去推动。由知到行、由良知到致良知伴随着的是明明德和亲民,明明德属内,亲民属外,明明德是体,亲民是用,体用不二。     

王阳明的学习思想

明代著名的大学者王阳明,一生潜心学业,涉猎广博,思维精深,满腹经纶,成为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他在吸收、借鉴与批判前人学习观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治学经历与哲学思考,架构起了以“致良知”的学习目的,“诗、书、礼”为核心的学习内容,“知行统一”为主体的学习原则和学习方法的学习思想体系。     

存天理还是灭人欲——王阳明理欲观的演变及其与朱子学的关系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王阳明继承了朱子的“理—欲”二分结构,同样主张“存天理,去人欲”。这一观点既遮蔽了朱、王理欲观的差异,又忽视了王阳明理欲观的前后演变以及朱子学在其中的刺激作用。朱子理欲观的宗旨是“明天理,灭人欲”,强调明天理对灭人欲的优先性。王阳明意识到朱子理欲观有支离之弊,主张“去人欲,存天理”。然而阳明早期的理论面临一个困境：缺乏道德判断的环节。在朱子学的刺激下,王阳明逐渐酝酿其致良知说以求突破困境。致良知说提出后,阳明确立了新的理欲观：依良知之天理而去人欲、存天理,即“致良知,去人欲”。这一理论某种程度受到了朱子学“独知”说的影响,是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更高层次的回归。总而言之,从朱子的“明天理,灭人欲”到阳明早期的“去人欲,存天理”再到晚期的“致良知,去人欲”,经历了类似于“正—反—合”的逻辑历程。     

王阳明“致良知”探微

阳明所谓良知,就是人所固有的先验道德意识、先验道德规范和先验道德本体,就是天理人性的自觉自明;阳明所谓"致良知",就是本心良知的发明扩充与发用流行,就是知行合一并进的过程;阳明"致良知"的方法原则与功夫理路主要包括立志成圣、知行并进、动静结合、内外合一四方面内容。     

王阳明思想的当代价值简

王阳明的思想来源于理学又超越理学,创立颇具特色的心学,其本质或核心内容是良知,因此又称为良知之学。其基本观点是把人视为道德主体,以提高人的道德素质、成贤成圣为终极关怀,并主要通过心即理、吾性自足、人人皆可为圣人、良知及致良知、知行合一等一系列命题展开,辅以讲学等实践活动来实现自己的主张。心即理肯定了道德主体性、主体的道德自律,而吾性自足、人人皆可为圣人则体现道德意义上的平等与自由,良知与致良知昭示着主体的道德自觉,知行合一突显道德实践的作用。这些思想不仅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现今社会的道德建设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论“意”在阳明心学中的特殊作用

"意"范畴在阳明心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有着特殊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意"贯穿了王阳明的整个思想体系。王阳明通过"意"重新诠释与之关联的"心"、"知"、"物"等范畴,新学说方得以初步确立。并且,"意"在建构致良知、知行合一、万物一体等命题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是心学诸多命题得到论证、开展的主要理据之一。     

论王阳明心学中“诚”之内涵的多重性

从王阳明的思想脉络中不难觉察,"诚"于不同的情境中呈现出多重形态,具体展现为"立诚"、"诚意"、"诚身"、"诚心""、诚明""、至诚",可概括为"诚"的"开启""、涌现""、境界",分别代表着个体为学历程所涵盖的唤醒信心、践行纲领、生命体悟,并集结为以"诚"为中心的层次鲜明的概念系统。以"真诚"作为本性的"致良知",整合、吸收"诚"的丰富含义,使之相互切近、贯通,升华为"圆融",令阳明心学中的"诚"具备多元阐释空间。     

"致良知"与"物自体"——王阳明与康德的哲学比较

"致良知"是王阳明哲学的最高范畴,而"物自体"是康德哲学的核心概念.通过对这两个概念、范畴的比较和考察,可以了解他们是如何处理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关系,又是怎样从认识论进入到伦理学的.从这些考察与比较中,可以看出阳明与康德在思考上的某些联系以及二者的明显区别.     

王阳明与康德的道德自律路径探析

王阳明与康德各自以"致良知"和"意志自由"为拱顶石建立起了道德学说,并由此成为中西方传统文化中道德哲学领域难以逾越的丰碑。在康德的道德自律概念中,道德法则作为纯粹理性的一个不容置喙的事实已使自由意志的实在性得到了确证,从而实践理性就在自由的领域之内引导着自我,达到了自由即自律的立法原则。而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同样蕴含了道德自律的理念内涵,"良知"作为"心之本体"的基本规定就是"自家底准则",即"良知"自能辨别是非、评判善恶以至于作出祛恶扬善的价值选择。     

“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论王阳明“致良知”德性思想普世化之追求

明中叶,中国封建社会面临着种种危机."朝无能臣、国无治吏、士风衰落、生民苦困荼毒",程朱理学"空疏无用".人们的思想道德层面出现了普遍的道德信仰危机.王阳明提出"致良知"说.此说体现了王阳明对人的普世德性的关切和期盼,对普世怀仁和乐境界的追求."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等互相贯一的实践工夫论,为"伪圣"成德、凡人"成圣"提供了可行路径,并在举德政、社会教育和儿童教育等道德实践领域努力追求实现这一德性思想.     

从道德实践角度看王阳明“良知”学存在的问题

从王阳明良知概念的内涵和特征看,良知集道德原则、是非标准于一身,行为者的行动动机也须依靠自身的良知来鉴别和纠正。这对肯定人的道德能力、树立成德的自信心有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缺乏可公度性的局限,导致在道德实践中,一旦出现行为者将出于人欲的动机误认为且自信是出自良知时,很难在自身内得到纠正;还会导致难以进行道德评价的困难。克服这些问题,需要王阳明的良知学说在理论上发展出更实质性的道德原则,在教法上,则需要更加突出“礼”作为客观规范的作用。     

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对儒释道三教的融合

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包括良知本体和致良知的工夫。王阳明借鉴儒释道的本体论和本源论,汲取儒门的良知本心说和佛教的心性本觉论,统摄万物一体、恬淡宁静和无住无滞等儒释道的意境,认为良知本体也即良知的本然状态是: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据,宇宙的本源,是非的标准,和合儒释道气象的儒家的新境界。受宗密顿渐观的影响,王阳明认为“良知之理需顿悟,良知境界需渐修”;他的内圣外王的渐修观主要是缘于儒家的提撕,也跟其受佛道的启迪有关。     

传统孝道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王阳明的“良知”孝道观在新时期的意义

王阳明以“良知”为本的孝道观,充分强调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品格,肯定了人的自由自觉的存在本质。它把人从外在的教条主义理学桎梏中解放出来,重新指向人的内心,使人立足于自身的“良知”成就自己的孝道。今天人们的孝心大多已麻木,重拾人们的孝心与良知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良知”说孝道观对于新时期孝道的重建提供了一个致思方向。     

德性生命的实践与价值世界的建构——论王阳明良知思想的四重结构

王阳明的心路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以龙场悟道为时间坐标,前期主要是从方法进入本体,自己如何证道悟道;后期则是从本体开出方法,旁助他人证道悟道。“良知说”作为其晚年的思想总结,即体即用,即用即体,本体与工夫打成一片。具体分析,约有四个层面： (一) “良知”(良知本体);(二)“致良知”(良知实践);(三)“良知教”(良知教育);(四)良知学说(良知理论)。四个方面上下贯通,内外一体,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全面系统的整体结构。也就是说,在阳明的思想系统中,“良知”既是社会实践不可或缺的道德活泉,也是天道流行发用意义上的宇宙本体,是一切价值产生最深层、最根本的源泉。“致良知”则是道德实践场域的开显与实现,一方面要即用见体,不断化除私欲造成的良知昏蔽现象,彻底证入良知本体;另一方面要依体起用,将良知本体之用扩而充之,使天下万事万物均呈显出价值与意义,从而最终将良知之知转化为良知之行。至于“良知教”显然是人间道德拯救活动的展开与落实,是“下学上达”的生命实践活动的具体指导,根本的原则当为本体与工夫的一致、形上与形下的统一,从而重返生命存在的固有真实。人类的社会实践及其价值的真实到场当然需要理论形态的总结与升华,因而“良知说”既要强调良知的本体论意义,以确保人类道德实践活动形上根源的永不枯竭,也要重视良知的实践论价值,以防止形上本体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区隔。亦即无论本体论与工夫论,心性论与实践论,都必须上下、内外一起打通,同时纳入诚意、正心、致知、格物等一系列工夫系统,形成一个有体有用圆融究竟的理论系统,统合为足以安顿人的精神生命的广袤实践场域。     

论王阳明致良知说之融合和发展的特质

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是对"心即理"、"心外无物"和"知行合一"等的逻辑发展和融会;"四句教"是对致良知说所及的本体工夫论的表述;"天泉证道"和"严滩问答"围绕"四句教"而展开,因此致良知说是王阳明对其整个心学理论的融会和概括。     

情感、良知与行动的内在交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重探

良知与行动相关的意涵包括道德行为推动力、实践能力两个方面。道德情感贯通了良知不同方面的特征。在意识的清晰性、行为推动力和对外在知识的促进方面,未经实践深化的良知与为实践所深化的不同阶段的良知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程度差异。这种解读可以解决王阳明知行合一说表面上的矛盾和逻辑问题,并更好地澄清我们的道德体验。     

王阳明“致良知”说之真义及“良知”之结构研究

在人的结构中,“良知”的地位究竟如何呢?有两条线索可供我们来思考:一个就是孟子的“良知”,“良知”即四端,这是从性的本原来讲,是人的结构中的先验层面;一个就是《大学》的格致系统,王阳明早期循朱子讲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良知”即是从“心意知物”的“知”转化而来。     

陆王心学与早期禅宗心性论关系的再考察——以王阳明和神秀、慧能为中心

理学与心学是宋明理学中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流派.作为陆王心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王阳明继陆九渊“发明本心”之后,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等思想命题,使宋明理学更进一步接近“中正仁义”的“人极”指向.王阳明险象丛生的政治生涯以及早年的参禅经历皆为其心性思想的重要来源,而后者往往为学界所忽视.通过将王阳明以“致良知”为核心的心性论与禅宗北宗神秀、南宗慧能的心性思想作相关比较,分析与诠释其对早期禅宗代表人物神秀、慧能心性思想的借鉴、融合,有利于了解宋明理学与禅宗之间的相互融摄关系;发现儒佛两家在为学理路、思想旨趣等方面的具体差别;并对探究宋明时期儒家心性思想为何由传统之人生、伦理视角转向心性本体层面提供有益参考.     

去知识以成德性——王阳明的格物说

格物说是王阳明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宋明理学中聚讼不已的一个问题.王阳明的格物说主要针对了明代流行的朱熹格物说.在对格物的理解上,王阳明纠正了朱熹之穷理的知性偏向,将格物诠解为三层意含"意"(德性)的落实,即所谓"良知"的外推;"去其不正以为正"的工夫;"为善去恶"的道德实践.王阳明的这种诠释,祛除了朱熹格物说的知识倾向,将格物说最终落实在道德践履上,重新确立了在格物问题上的儒家德性主义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