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与“训释”——中国古典阐释学的语文学形式

当代西方哲学阐释学存在本体论与方法论两种建构路线。建构当代中国阐释学应主要借鉴保罗·利科与方法论结合的路径。汉字不是象形文字。汉字的表意性质使其天然地与意义阐释交融在一起。训诂学与阐释学都围绕意义运动。训释亦为阐释,阐释必赖训释。“象”与“形”同时具有文字学与阐释学的双重属性。词义与观念交互训释,既是训诂学的特点,也是古典阐释学的特点。语义学指称关系是汉字系统的第一关系。以字词义为对象的训诂学是古典语文学形式的阐释学。《春秋》学所定释经宗旨、原则与方法,具有为古典阐释学立法之意义。     

在“阐”与“诠”之间——从儒学阐释学到文学阐释学

近年来张江提出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的主张,这是极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中国古代有无比丰富的阐释学思想与实践,在思维方式、话语方式上都有着自己的独特性,因此我们应该而且有能力建构起适应于中国文化语境的阐释学理论。儒学阐释学无疑是中国古代阐释学思想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原始儒学开出"阐"与"诠"两种阐释学路径,后世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汉学与宋学沿着这两条路径踵事增华,为我们今天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梳理和研究这些思想资源是今日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作为乾嘉汉学阐释目标的“是”

在中国的经典阐释谱系中,"实事求是"之理念虽不是发端于乾嘉学派,但必须承认的是,只有到了乾嘉汉学家这里,才真正成为主流话语。而"实事求是"之"是",作为汉学家的阐释目标,主要就是致力于还原经书之原文与原意。通过对思想与思想性、求古与求是、求是与求用、求虚与求实等问题的分析,可知汉学家的这一目标实际上并未达成。     

乾嘉“实事求是”命题的结构与层级

作为经学阐释性命题,"实事求是"有其普遍结构。随着诠释处境的不同,这一结构就会发生变异,而其层级性亦由此显现。乾嘉时期,汉学家基本在认识论上理解"实事求是",其中虽饱含考证性的意味,但却缺乏生存论的体察。或可说,汉学家对"实事求是"做了层级上的降格,而这一降格意味着问题视域的不对等转换。     

程瑶田礼学的心性学基础

程瑶田是清代乾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前人多注重其训诂名物之学,而很少研究他的义理之学。程瑶田将《论学小记》置于《通艺录》之首,是非常看重这部著作的。《论学小记》以《大学》为讨论核心,全面重审了宋明理学中的主要理论问题。他将理理解为理则,将诚意当作性命之学的核心,特别强调精义之学,而反对执理之学。程氏心性学,是对戴震心性学的修正,并构成了他的《宗法小记》和《仪礼丧服文足征记》的哲学基础。     

“训诂通义理”的现代之路：论中国训诂学的阐释学方向

“训诂通义理”是中国训诂学的核心理念,形成了贯穿汉宋的历史脉络,在乾嘉之学达到历史高峰。乾嘉学者对训诂的过度推重导致了汉宋门户与“训诂—义理”的脱节。在训诂学“语言学化”的现代转型中,“训诂通义理”的传统不断失落。与此同时,现代训诂学明确了自身的学科定位,取得了理论与实践上的重大推进,为“训诂通义理”的新开启奠定了坚实基础。立足现代训诂学的高度,可以对经典义理进行语义确证、语境显现、主旨厘定、训诂阐释史、意象探求五个层面的学术拓展。在以中国阐释学为中心的跨学科碰撞中,“训诂通义理”的现代之路获得了更为充沛的生命力。     

“汉学”正名

在汉学与汉学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大有演变为“显学”之时 ,国内学术界对“汉学”概念的理解却颇多争议。在中国学术史上 ,汉学包括三种含义 :与“蕃学”相对的汉民族或中原地区文化 ;与“宋学”相对 ,反对空谈义理、注重朴实的学术流派 ;英语Sinology的意译 ,泛指一切研究中国的学问。对其第三点含义 ,争议最多。但在“汉学”与别的名称的反复掂量中 ,还是让人感觉到使用“汉学”概念比较合适些。     

从“传统”到“现代”:汉学形态的历史演进

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异质文化的智慧加工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它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在汉学发展史上,传统汉学(Sinology)和现代汉学(Chinesestudies)是两种汉学形态:传统汉学从18世纪起以法国为中心,崇尚于中国古代文献和文化经典研究,侧重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人文学科的探讨;而现代汉学则兴显于美国,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侧重于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政治、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军事、教育等一切领域,重视正在演进、发展着的信息资源。以上这两种汉学形态既在演进中不断丰富发展着自己,又在日趋融合中创造着能够融通两种模式的汉学形态,这就是21世纪汉学发展的前景。     

林志纯的“中西古典学”

在理论和实践上构建“中西古典学”是林志纯（日知）先生学术成熟后用力最深的方向,是先生一生学术的精华所在,其中寄托着对未来中国世界古代史乃至整个史学研究工作的希望。林先生在讨论“中西古典学”的时候,并没有首先抽象地探讨学科划分之类的问题,而是用一种研究规划的方式勾勒出“中西古典学”的问题意识、时空范围、基本立场。本文根据林先生的理论勾勒和具体研究实践,试图重现“中西古典学”的框架,并对其中有争议的内容做出自己的理解,希望对当前关于“古典学”的讨论有所助益。     

“德”字的文字学考索

从文字学的角度考索，端正心性是“德”最初的含义，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它的内含也在丰富，内心修养与行为实践的统一结合是“德”的完美体现。     

关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

内藤湖南在20世纪前期提出了“唐宋变革论”。他的原意是强调宋代为中国“近世之始”,这是内藤湖南历史观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近百年内,不同时期的不同学者,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而这又和国际汉学及近代中日学术思想的论争有密切关系,是从世界的角度重新探讨中国历史的产物。所以,应该把它放到世界汉学流变中去认识。这一问题的讨论,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展开,也具有相当的作用和意义。     

实用主义的“古典”逻辑及其谱系学意蕴

尽管实用主义叙事者们就古典实用主义给出了诸多谱系描述,但都因为其古典逻辑的各执一词或单一依赖,而让这一标签在谱系范围的多样善变中显得模糊和随意,并因此陷入了不同程度的困境。于是,对这些古典叙事进行分类考察和批判审视,并在历史与逻辑的辩证张力中进行古典逻辑的重构,就成了回答何谓古典?、重塑谱系形象进而规避和解决困境的必需,而其对如何言说古典?及其方式的回应和预示,也为百年实用主义的整体谱系建构提供了可能方向和方法支持。     

清代山东“汉学”流变及学术成就

清代山东“汉学”的流变表现为 :清初 ,受实学思潮影响 ,考经证史 ,经史并重 ,旨在经世致用 ,此时的“汉学”可称为“经世的汉学” ;乾嘉时 ,经世的宗旨变为单纯的考据 ,学者致力于“阐许以通郑” ,小学取代史学与经学并举 ,“经世汉学”也蜕变为“考据的汉学” ;嘉道以后 ,治学重点转移到金石文字 ,金石之学遂成显学 ,是为考据汉学的余韵。尽管各期“汉学”旨趣有异 ,但在经学、史学、小学及金石学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和解:“精神科学”的当代形态

在古典解读成为大众事件的时代,如何解读古典也成为社会问题。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代解释学,将传统解释学的含义解释推进为意义理解,赋予解释学以人文主义精神,但陷入解释与理解或科学与人文的二‘解’纠结。古典解读承载着基于传统认同的建构社会合法性的特殊文化使命。古典解读的过程,也是社会的文化同一性和文化合法性重新认同和建构的过程。面对全球化的冲击,迫切需要进行解释学的当代推进,以为基于共同文化认同的新的社会共识的达成提供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基础。和解是继解释和理解之后古典解读的第三解,其要义是多元文化时代诸解读主体在对话商谈基础上的诸解共和。它以对文本客观性的坚持为前提,尊重多样性的文化理解,不是追求简单多数的粗暴学术民主,而是兼容诸多理解的精神共和,在共和中达成文化共识。以和解为内核的精神科学,是解释学的当代形态。     

“述而不作”与中国阐释学建构

“述而不作”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之一,其本义有待厘清.它不仅是儒家的言说方式,而且作为一种文化话语渗透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伴随着整个传统学术的变迁,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国阐释学的建构亦与之有着密切关联,中国阐释学中的崇古、依经立义、推源溯流、本事与索隐等阐释学思想都受“述而不作”思想的深刻影响.     

“经学即理学”刍议

顾炎武本人心目中的“理学”是指明道救世之学。全祖望所概括的“经学即理学”一语与顾炎武思想基本相符。“经学即理学”思想为批判理学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使清代的批判理学思潮与汉学汇流 ,同时也意味着经学研究范式的转移 ,即由注意思辨与体验到注重分析与实证 ,从客观上促进了传统经学的瓦解以及学术独立精神的建立     

乾嘉诗歌批评“厚今”现象成因探

乾嘉时期的诗学理论与清初一样是在辩驳明代文学中建立起来的,他们批评明代文学的盲目复古和低俗,认为有明一代是衰落的一代,自信能够开创一个新的时代,诗歌批评出现了厚今。受统治阶级和时代学术风气的影响,乾嘉学人对明代的复古思潮和门户持批判的态度,他们的文学观更具历史辩证性,认为当代也能创造出经典。乾嘉文学创作繁荣,在盛世情怀下,他们认为自身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古典儒家“为己之学”及其当代价值

古典儒家重"己",有"知己"、"为己"、"修己"、"立己"、"克己"、"行己"、"成己"等说,极言吾人道德与人性上的自觉自为,自立自强,实有一整套安身立命,修己安人,内圣外王,人文化成的生命的学问。这种生命的学问,因其核心和要领在于自我的道德觉悟与修为,依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之言,可谓之"为己之学"。古典儒家"为己之学"与当今流行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自有天壤之别,恰是对后者之反对、克服与超越。当此文化生态急需廓清与更新之际,古典儒家"为己之学"尤有其至关重要的道德教育意蕴,值得我们悉心体会、批判继承、着力弘扬。     

关于“美的规律”的读书札记

一、马克思在《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讲到“美的规律”。马克思写道:“动物只是按照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围绕着这段话中的“物种的尺度”和“内在固有的尺度”的具体含义,人们进行美学思想上的交锋,据以提出自己对“美的规律”的理解。主要有下列两种对峙的看法:     

陈垣“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考

虽然陈垣"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一语为中国文史学界熟知,但却是"耳熟"而不"能详",甚至出现一些不正确说法。在陈垣自己并未留下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借助北大国学门的相关记载,可推断出陈垣此一言论,当出自1923年9月30日下午1时于"城南龙树寺之抱冰堂"召开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第一次恳亲会谈话。这一出处的确定,为研究中国文史研究在1920年代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