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叙事的世纪回归与“新乡土史诗”的文学书写

文学宏大叙事从出现伊始就表现出对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问题的关注，要求作家在占有大量文学材料的基础上，以中国经验与宏大叙事结构去讲述中国故事，保证文学历史叙事的真实性。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呼唤伟大的文学作品，宏大的历史召唤文学的宏大叙事，而宏大叙事的世纪回归又积极推动了“新乡土史诗”的文学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既是新时代文学的精神追求，也是“伟大的中国小说”的自觉追求。宏大叙事能够历史地审视中国乡村的现代转型，预见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前景，承担起讲述中国乡村大故事的历史重任。     

论新世纪以来文学乡贤形象的批判性建构

新世纪以来,中国乡土小说中乡贤形象的塑造作为一种批判性建构,呈现出与以往不尽相同的叙事新特点,主要表现在对乡贤人物现代化转型的不彻底性、经济因素对于乡贤的双向作用、乡贤人物“出走与返乡”“异化与重生”过程描述等一系列叙事安排上.乡贤形象批判性建构的目的并非是对乡贤人物的否定和对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悲观,而是被赋予了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深刻内涵.     

乡村生活现代化：城乡融合视角下的消费空间变迁

消费空间的演变构成了乡村居民生活现代化的重要维度。21世纪以来，随着农村基础设施与基本公共服务的不断完善，中国乡村的消费空间呈现出村庄内的聚集与村庄外的辐射两个相反的变化趋势。一方面，乡村居民的消费日益向村庄之内聚集：村庄内的消费结构已经由集市为主，演变为坐商为主、集市为辅；另一方面，乡村居民的消费亦向村庄外辐射：县城已构成乡村居民消费的日常空间，同时电商成为乡村居民消费的重要渠道。中国乡村逐渐打破了传统的“村-镇-县”三级消费空间体系，形成“日常消费在村庄、高级消费在县城、便利消费在线上”的新型消费空间结构。乡村消费空间的变迁，深刻改变了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推动了乡村生活现代化，表现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趋势。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辽宁省大学生返乡创业问题调查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本文对乡村振兴背景下辽宁省大学生返乡创业情况进行走访调查,对结果进行分析,提出促进大学生返乡创业的对策与思路,希望能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辽宁省大学生返乡创业工作提供理论支撑。     

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世纪主题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世纪以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始终处于特殊重要的位置。2021世纪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世纪,也是中国农业实现现代化、农村走向繁荣、农民进入富裕和全面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世纪。因此,“三农”问题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与否,在世纪里我们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21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卫生问题与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中的“农村新人”形象建构

论及“农村新人”,学界通常认为其致力于承担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任务，具有宏大叙事、崇高美学、理想主义的特征。但20世纪80年代的乡土小说在塑造改革时代的“农村新人”时，却显得丰富与复杂。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对“农村新人”形象的塑造，聚焦农民个人的卫生问题。小说叙述“新人”将刷牙作为挑战乡村传统的方法；书写因其讲卫生而身体散发香味，借此指认“新人”认同改革的立场取向；描绘其所穿服饰的洁净状态，表征一种新的文化觉醒。卫生问题在成为塑造“新人”形象、传达改革诉求表意装置的同时，还存留了诸多当时的乡村生活信息，并由此建构“农村新人”塑造的一种生活化与人性化的新模式，昭示出新时期文学转型的方向。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道路的共同体密钥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农村人口规模巨大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它以其独具特色的治理模式科学有效地回答了世界“治理赤字”和“治理危机”问题,为世界破解乡村治理难题与化解国家治理危机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密钥在于始终保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永不褪色、永不变色,恪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治理立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体”团结亿万人民主体的创造伟力,以追逐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经济共同体”强乡村治理现代化之基,以秉承共产主义信仰的“精神共同体”铸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魂,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共同体”固乡村治理现代化之本,以“主体共同体”聚乡村治理现代化之力,以“制度共同体”筑乡村治理现代化之堤,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治理现代化道路。     

东亚乡村振兴战略顶层设计的内在逻辑探析——基于韩国《农村振兴法》的文本内容分析

韩国自1962年颁布《农村振兴法》以来,依据不同时期社会发展的切实需求,对法条进行多次修订。但总体而言,该法始终为乡村建设事业的推进提供了稳定的政策助力。中央政府始终是韩国乡村振兴事业推行的核心力量。进入21世纪后,伴随央地间关系的变化,中央政府逐步由“前台”转向“幕后”。央地协作和地方自治型振兴模式逐渐成长为乡村振兴过程中的重要力量。该模式也为中国乡村振兴事业的全面推进提供了经验和启示。     

民国乡村建设与中国农村现代化路径

对中国农村现代化路径的探索和实践,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20世纪20~30年代的乡村建设热潮中,以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黄炎培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各派,通过投身于乡村运动,主要从乡村社会重构、知识下乡、乡村工业化等方面对中国农村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具体实践,其理论思路和实践经验教训至今仍可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可贵财富。     

进化与异动:合作社对乡村借贷关系影响分析——以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乡村信用社为中心

靠行政力量自上而下进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成效是与国家权威及政府官僚机构对此的认同度成正比的。20世纪中国政府强力推行的乡村合作事业,因基层政权“趋利性”及村落精英“痞化”和他们在利益驱动下的“寻租”行为(乡村社会仍为乡绅土劣“旧式精英”所控制),导致合作社受到现存政治制度制约,且易于“移植”甚至是对既有政治制度做合作社内的“复制”,使得乡村借贷关系上出现了进化与异动两种局面并存的景象。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国家权力合法性实现在乡村社会出现了障碍。但应该肯定的是:信用合作社从一个方面代表着中国农村经济特别是乡村金融现代化方向;同时它的存在也打破了高利贷一统农村资本市场的格局。     

论乡村振兴的精准推进——基于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机制构建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人口迁移出现了新态势,以农民工回流创业为表征的新的人口红利正在乡村形成。农民工返乡创业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性补位,是长期"民工潮"及其影响下的中国乡村实践自我变革的一种现实需求,乡村发展的主体缺位也呼唤着农民工返乡创业,而既定制度与政策体系基础上的乡村振兴又对农民工返乡创业产生一种内在需求。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诸内涵——现代农业体系的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生态宜居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等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可成为未来精准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依赖主体。因此,应当在增强农业基础发展动能、巩固保护型乡村基本制度体系、提升人力资本、完善公共服务供给等多个层面建立健全农民工返乡创业助推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路径选择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对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共同富裕意义重大。从实现根本性目标、解决基本问题和应对主要矛盾三个维度看,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乡村均衡充分发展与维持乡村秩序和谐稳定。在路径选择上,需要超越国家控制与地方自治二元对立范式,不断完善乡村自治与公共治理并将两者有机融合起来。乡村区域分布广、差异性大,有效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因地制宜,注重基层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创新驱动之路。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正不断朝着善治的大方向演进,逐步实现乡村社会的“向善治理”“、善者治理”和“善于治理”。     

罪恶的渊薮,还是文明的阶梯?——1900-1930年代中国的“反城市化”思潮论析

1900-1930年代,“城市是罪恶的渊薮”之声此起彼伏,持此观点的人从道德、文化、经济等方面表达了对传统乡村文明的留恋和对现代城市的敌视.这种思潮既包含许多对当下中国城市化运动富有启迪的思想内核,但更主要地反映了传统农业文明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抵制,并对20世纪中国的现代城市化、城市现代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悲壮的史诗:论左联作家的乡土小说

滥觞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小说至三十年代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题材、背景和性格刻划来看,中国现代小说的进展清楚地显示了从二十年代早期以城市为背景的自传体裁转变到三十年代以后描写农村范围的乡土文学”。描写乡村社会农人生活逐渐成为三十年代小说创作的主要题材,以至于当时甚至有人惊呼“几乎所有的作家全写农村去了”。其中左联作家的乡土小说创作获得了突出的成就。     

乡村小说研究的个性化叙述——评郑恩兵《20世纪中国乡村小说叙事》

乡村是20世纪中国文化裂变的阵痛中心，也是20世纪整个中国巨变的缩影与核心。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过程中，两种文明的激烈碰撞使人们获得了对传统农业认识的新视野，乡村由此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最重要的话语资源，乡村小说由此成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生长点，而乡村小说研究，自然也就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     

评梁漱溟改造中国乡村社会的理论与实践

梁漱溟是 2 0世纪中国著名的知行合一的思想家 ,本着文化救国和文化立国的立场 ,他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行的种种改革提出质疑 ,认为欧化和俄化的道路在中国均行不通 ,只有他的乡村建设这个“第三条道路”才能把中华民族导向光明。他的思路是现代化必须高度重视农村和农民问题 ,现代化不应以牺牲和遗弃农村为代价 ,在某种程度上还应以乡土重建为基点。必须从农村出发 ,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复兴和发展的道路 ,由此带动工业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在中国现代化理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对于以农业人口为主、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现代化进程而言 ,今天仍有启迪作用     

中国学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使命

中国学术界肩负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在21世纪“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重大使命,基于一个“反思的问题学”视域：要准确揭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何以出场、何以发展的现实根基和出场语境,用时代精神、时代内容、时代风格、时代形态、时代话语与时俱进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深刻解答21世纪的系列时代问题。一是要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使之成为能够引领从21世纪哲学社会科学奔向新科技革命的强大潮流的思想旗帜;二是要深度展开全球资本新变化原因和本质的哲学—经济学批判,深刻把握全球大变局的走向,科学解答“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世界之问”;三是要把握从“观”到“体系”建构的思维转换,全面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四是要以“反思的问题学”实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自觉,推进研究范式创新与协同创新体系建设进程。     

论职业农民主导下的家庭农场创业

21世纪是现代农业创业经济时代,发达国家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十分重视支持农民创业活动,在培育家庭农场和发展规模化经营等方面颁布、实施了许多激励政策.在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不高,鼓励、扶持职业农民创业,实现以家庭农场为载体的农民转型与创业致富是帮助农民致富,推进城乡一体化与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培育职业农民和指导家庭农场创业发展将成为解决今后我国现代农业“谁会种地”课题的重要突破口,这有利于有针对性地选择和调整创业孵化政策,更好地扶持职业农民进行创业,进而促进家庭农场向集约、专业与适度规模的现代农业方向发展.     

乡村教育运动：高等教育通向农村的尝试

20世纪20、30年代乡村教育先驱们从事了一场探索中国教育如何与农村社会发展相结合,知识分子如何为农民大众服务的农村教育运动,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乡村教育模式,这对高等教育通向农村有着深刻的历史启迪.     

论卢作孚“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卢作孚在重庆北碚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 ,是民国时期中国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极少数获得巨大成就的一个。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交通建设为先行 ,以乡村城市化为带动 ,以文化教育为重点的“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 ,使北碚能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 ,从一个穷僻山乡建设成为被誉为“中国现代化缩影”的美丽城市。这种建设模式 ,正是他“国家现代化”、“乡村现代化”思想与实践的体现 ,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西部大开发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