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的选择——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分析与启示

本文主要从货币起源和信用贷币两方面说明马克思的内生货币理论,同时试图通过结合后凯恩斯主义内生货币理论,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从而证明马克思的内生货币理论更具有优越性。最后,在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提出建议。     

金融危机与新冠疫情中的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对比、经验与启示

新冠疫情的暴发将非常规货币政策重新带入公众视野.研究发现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经济效应在金融危机下效果显著,但在外生冲击下效果有限.未来需加强非常规货币政策定向性与财政政策协同性研究,发挥稳健货币政策精准滴灌的作用;健全应对不同危机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区分需求侧与供给侧危机,侧重使用不同的政策组合应对;结合我国国情,调整和创新操作工具和传导机制、协调其他经济政策的结构性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的结构调整.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回顾与展望——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真正一体化的框架,东亚各国为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付出了艰辛和努力,取得相当的成果,尽管有些构想胎死腹中,但仍有不少参考价值。东亚货币金融合作面临区域内各国政治关系和区域外美国因素的影响,社会文化意识差异的存在对合作也造成诸多不利。展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前景,建立区域性融资机制和危机救助的协调管理机构,营建和完善亚洲债券市场,以及构建区域汇率稳定机制是东亚货币合作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努力的方向。     

货币错配视角下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选择性研究

货币错配理论在国内外学者的努力下不断发展成熟,为我们观察金融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从货币错配的视角出发,研究了我国在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选择上的矛盾状况,并就化解矛盾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对中国房地产调控措施的反思——基于货币政策的视角

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有几个影响中国房价的重要因素,其中包括城镇化、居民收入、婚龄人口和货币政策.比较而言,货币政策具有极强的短期效应,而城镇化、居民收入和婚龄人口的短期效应并不明显.在楼市"混沌期",调节房地产市场需求的良方在于调整货币政策,引导房价"回落"到合理区间的切入点在于控制货币供应量.     

基于货币稳定与金融稳定的货币政策规则计量检验

通过构建我国的金融压力指数,并采用GMM方法对加入金融压力指数的货币政策规则进行估计,结果表明:利率的估计值能够很好地拟合名义利率的波动路径。进一步通过计算各变量对名义利率变动影响的方向及大小,发现虽然利率对金融压力指数单位变化比较敏感,反应系数最大,但是金融压力指数对利率调整的总贡献值却是所有变量中最小的。我国的金融体系有着较高的安全性。     

后危机时期货币政策研究——基于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启示

源于西方货币理论的货币政策,必然出现只注重流通中的货币而忽视经济实体运行的理论异化。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认为商品流通决定货币流通,货币供给内生于经济实体运行,货币政策一定要建立在对实体经济调节的基础上,没有商品流通领域的结构调整,仅仅依靠宏观调控不可能解决经济中的顽疾。金融危机以来的中国货币政策实际效果表明,只关注流通领域的货币政策是有缺陷的,这也是马克思货币理论对现代货币政策的启示。     

货币政策对金融系统风险周期的影响研究

如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稳定金融系统,是目前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通过时变参数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模型衡量金融系统风险周期指数,再分析货币政策对金融系统风险周期的作用效果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金融系统风险周期指数能有效识别高风险和低风险时期;紧缩的货币政策有利于降低金融系统风险,但影响效果在长期减弱;在美国次贷危机时期和新冠疫情暴发阶段的货币政策抑制效果显著增强。紧缩的数量型（价格型）货币政策和信贷收紧的宏观审慎政策有助于增强价格型（数量型）货币政策影响效果,但扩张的财政政策会削弱价格型货币政策效果。     

影子银行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影子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银行的功能,通过“货币创造”对货币政策实施具有一定的影响.本文通过建立VAR模型,利用动态相关性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分析、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方法,来分析中国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和最终目标的影响程度,进而说明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影子银行通过增加实际货币供应量和流动性,产生了强烈的物价效应,并对货币供应量具有长期影响.     

货币经济中的货币与经济危机——基于马克思货币理论的重新解读

源起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彰显了西方主流新古典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应对危机的乏力。与遵循两分法传统之实物经济分析的新古典理论和突破这一传统但缺少价值理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不同,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马克思经济学,在将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的结合中,经由货币产生、货币职能到货币本质的逐层推理,联系到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危机过程,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以现实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关系为分析线索的完整货币理论。     

财富主体本质的揭示与反思——古典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比较分析

“财富主体本质”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中的主要论题。通过梳理重商主义、重农学派以及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马克思认为财富主体本质已经被揭示为劳动。囿于古典政治经济学非批判性的实证主义方法,劳动仅仅被指认为价值实体,劳动与价值只是建立外部联系。马克思则进一步追问“劳动为何被表现为价值”,他借助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反思了劳动与价值的内在联系,揭示了经济范畴的历史性,说明了现实的运动何以可能,宣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行将灭亡的历史命运。     

货币政策的结构性效应与结构性货币政策研究述评——基于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传导渠道视角

本文在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视角下对中国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及货币政策的结构性效应展开述评,认为货币政策在实际传导过程中确实存在结构性效应,其原因在于各行业和区域间生产要素的差异性使其对货币政策的冲击响应不一;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传导是导致货币政策产业结构性效应的重要原因,而其区域结构性效应的成因主要源于区域之间经济、金融发展水平的异质性特征;我国目前实施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有利于对冲货币政策的结构性效应,维护整体社会融资成本稳定,提升货币政策调控效果。我国央行应全面考虑不同行业和区域生产要素异质性,持续创造更多具备定向调整功能的结构性货币政策以对冲货币政策的结构性效应,使货币政策在定向和微调上更加精准和有效。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一个政治经济学分析视角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科学把握国内外大势,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共同富裕等重大经济实践提供了新的科学理论。文章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探求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民经济循环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全球化理论,而且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重大理论创新,并对以往各种政策构想和战略思维进行全面提升,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拓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新境界。     

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利率与信用渠道传导的影响

金融创新使实际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程度下降;使金融资产之间替代转换程度提高;金融资产价格对利率的敏感度提高,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其结果是,IS曲线变得更加陡峭,LM曲线变得更加平缓,致使货币政策利率渠道和信用渠道的传导机制及效果减弱,广义利率传导机制也变得模糊.但信用渠道仍具有比较优势,这也是我国频繁使用准备金政策的原因之一.因此,金融创新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执行更应关注银行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同时为稳定经济,不可盲目快速推进金融创新.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重新解读与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曾对经济周期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阐述了一系列重要观点.此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经济学家根据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他们的观点,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对于他们的理论,后人有不同的阐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重新解读,并结合实践提出几点理论思考.     

人力资本理论批判与劳动者主体性的当代反思——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看

20世纪由舒尔茨开创的人力资本理论代表了一种典型的新自由主义风格,即通过把经济学延展为社会分析的一般方法,进而把资本逻辑普遍化。这一理论认为,在古典经济学中,劳动被视为一种抽象化的被动因素,而“完整的资本概念”应该把人包括进来,也就是基于对劳动者在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培训,最大程度地发挥劳动者主体性以实现经济增值。人力资本理论对劳动的重新主体化,造成了劳动者成为资本家的幻象。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野中,人力资本理论并未超越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困囿于资本主义内的任何劳动主体性建构都是伪主体。但由于后福特制生产的非物质化、智能化转向,使其具备了一定的劳动解放的潜能,这与马克思所揭示的大工业所造成的劳动趋势具有相通之处,成为在当代语境下继续思考劳动解放的重要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