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新形态与美好生活有效衔接的生成逻辑、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与美好生活的有效衔接是党的二十大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这“两大论断”本身存在内在衔接的逻辑关联：其生成逻辑同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遵循与创新发展的理论逻辑、中国共产党追寻现代化百年探索的历史逻辑以及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逻辑；共同肯定了人的个体、群体与类主体地位，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与探索精神，彰显了关照人类前途命运的价值旨归。人类文明新形态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协调发展为纲领，通过搭建“五大文明”与美好生活的“五位一体”有效衔接路径，为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提供了理念向导、行动指南与评判标准，从而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顺利实现。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高度谋划发展与美丽中国建设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分别从尊重生态规律的客观性和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关系、对工业文明粗放型发展方式的反思、对发展问题的反思和中国式现代化与美丽中国建设的内在要求五个维度，强调了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并就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展开了系统的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美丽中国建设奋斗目标的内在要求和理论基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必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必将创造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演绎基石

中华文明走向复兴必须经由现代化实践，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开创了蕴含人类文明发展新可能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以独特的文明逻辑创造出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形态，这一文明形态因其道义性、自主性和包容性而与人类文明价值追求高度契合。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一项“未完成的设计”，还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延展中建构完善，依循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本质要求，将缘起于中国、关联于世界的现代文明推向新高度。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国社会工作理论转型

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后,在党的二十大又一次重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内涵,这使得人的现代化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如何在现实生活场景中激活人们自我内生成长改变动力,促进人与环境的协同改变,这既是人的现代化的核心议题,也是中国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为此,中国社会工作需要放弃西方一直以来所秉持的从二元对立视角审视“人在情境中”这一社会工作理论基本命题的立场,从个人自我入手,创建以场景自我为核心的本土理论框架,实现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转型。这一方面能够将中国社会工作的关注重点集中于具体现实生活场景中个人自我内生动力的生产,保证专业服务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能够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资源所强调的个人自我与环境协同改变的自然理性注入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的建构中,进而使中国社会工作能够承担起推进人的现代化的重要责任,融入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可或缺的一支专业力量。     

论相对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文明的内在同一性

人类中心主义分为绝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相对人类中心主义两个范畴,前者盲目强调人的主体价值,片面认识及夸大人的主体能动性,忽视自然对于人类的先在性及其客观规律,奴役与盘剥自然,最终导致人类面临诸多的生态危机与社会危机;后者尊重人类生存及发展权的绝对性,承认自然的先在性及环境承载力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尊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及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是时前者的扬弃.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尤其是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积极成果,是人类文明发展理念和文明发展模式的巨大进步.相对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文明都以人为本,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都注重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符合科学发展观,它们在本质上具有内在同一性.     

引领永续繁荣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成就及其世界性意义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重要内容的生态文明建设,由此开启新的篇章。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性转变。生态文明是解决传统工业文明带来的不可持续发展危机、实现人类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中国在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对长期以发达国家为标准的现代化概念的重新定义,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对全球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如果说工业文明是发达国家引领世界的重大机遇,那么生态文明则是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并引领世界永续繁荣的历史机遇。     

试析中国语境下的生态文明

文明及生态文明并非在人类产生之前或与人类一同产生,它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生态文明的提出是人类对长期以来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的消极后果经过认真思索并为之付出了惨重代价的结果;是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深刻的历史反省。就它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关系而言,并非独立于其他文明之外,而是以其他文明为基础,渗透于其他文明之中。就它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关系而言,并非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下一个文明形态。     

现代文明转型与生态文明建构

工业文明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因对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破坏而使其陷入发展的困境。由于人们对工业文明的理性反思和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转变,现代文明正经历着一场结构性的范式转型。作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高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自觉选择,是和谐社会的基石,必将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构建生态文明,需要从思想观念到道德行为、从发展模式到生活方式、从人与自然关系到人与社会关系进行彻底的变革和转型。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现实的历史发展道路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胸怀宽广的历史格局、具有高度历史自觉和进行积极的历史实践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其历史格局中，以世界历史为宏大视野，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超越了西方现代化模式，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其历史自觉中，破除了对历史规律的教条化理解，否认了对历史目的的“历史终结论”式解读，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其历史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为立足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走出了坚持人的全面发展，谋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走出了统筹文明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它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文明理论取向;二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的生态文明观意蕴;三是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结构的基本要素.中国学者时马克思的生态文明观的全面继承和创造性发展,以及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发展的伟大实践,都充分显示了马克思的生态文明观在现时代的科学价值和强大生命办.     

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

生态伦理学把伦理学知识领域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类共同体扩大到“人-自然”共同体。这就是说,不仅存在把人当作目的的伦理学,而且存在把“人-自然”系统当作目的伦理学。这一伦理学不仅以人为尺度,即以人的利益作为伦理标准,而且以“人-自然”系统的和谐发展为尺度,承认生物物种的生存权利,尊重和维护地球上的基本生态过程和生命维持系统,因而应该制订生态伦理学的道德原则。我们认为,生态伦理学有如下的基本原则。 一、爱护从而尊重生命和自然界 这是生态伦理学的命令性原则,是它的最高行为原则。从伦…     

论文明互鉴视域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要概念，而后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又再次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文明互鉴视域下理解和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能够深刻领悟文明互鉴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动力、以文明互鉴为特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促进人类文明互鉴的内在联系。文明互鉴既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原则，又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由之路。文明互鉴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动力，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文明互鉴为特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以及生态文明等五方面实现了对西方文明的超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有助于打破隔阂和偏见、维护文化多元性以及推动全世界共同发展，进一步促进人类文明互鉴。     

文明论视域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并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实践逐渐深入人心。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指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体”。只有立足人类文明形态转换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宏阔视域，才能深刻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的时代内涵、人性根基、价值旨趣，进而充分彰显其文明价值与世界性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人类文明形态转换的历史处境而提出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内涵；人的社会性本质、“人的真正的共同体”或“自由人联合体”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性根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念。     

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生发展逻辑与哲学范畴建构

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成于中国人民自我解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逻辑，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理念与中国历史实践相结合的实践力量的呈现，另一方面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突破计划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践形态的客观必然，体现了历史发展规律性与合规律性逻辑的实践性统一。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个别偶然的历史事件，是对世界现代化旧模式的超越，蕴涵着深邃的哲学范畴逻辑，在价值论上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单极与独断，在历史观上创新了世界历史交往和文明交流互鉴原则，在认识论上拓展了对社会主义文明的认识成果。     

生态环境问题的文化哲学省思

考察现代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发现既有人与自然解决方式的社会历史根源,也有工业文明时代的文化实践根源。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出发,可透过对人类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作出总体性的价值审视和观念把握,达成人类的文化自觉。当代文化哲学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在场"体现在现代人的生态文化意识的形成",出场"则反映在人类对生态文明的文化自觉。真正赋予社会发展以一种目的性的关怀,这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思想自觉及理论表达。     

论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的逻辑构造

地球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新概念，是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理论来源。要使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成为指导我国环境立法、实现生态文明的科学依据，需要深刻理解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内涵与逻辑构造。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贯穿了自然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逻辑起点是以人为本，而非以生态、资本为本，其逻辑要义是以新发展观、新生产力观、新文明观组成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辩证统一，其逻辑指向是坚持环境正义的人类命运共生发展。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将自然—人类—社会三者进行有机统一，坚持人类的根本利益，从地球整体视角统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重塑发展和环保的联系，追求人与人之间的环境正义，以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生态危机的宗教解救——汤因比生态伦理思想述评

随着西方文明的发展及其在全球的扩张,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生物圈处于越来越紧张的对峙关系之中.汤因比认为这种生态危机与西方的文明危机有一定的关联,而这种文明危机又与人类生活世俗化、宗教精神的衰落有关;他明确反对传统基督教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模式;并主张利用宗教中的自我克制精神来遏制人的贪欲,力图建立一种融合多种宗教优点的爱的宗教,以此来拯救人类文明,缓解生态危机.     

从“再生产”的困局看西方文明的基础——法兰克福学派对建构文明新形态的启发意义

生产力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前提,但是在人和自然对立基础上的生产力发展会导致“再生产”,使得“工具理性”大行其道,并给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乃至文明的根基造成致命威胁。整个西方文明建立在自我持存原则的基础上,它恐惧自然,走向工具理性,陷入到同一性逻辑之中。在这里,人的肉体和精神对立起来,人类的文明被束缚在再生产的困局之中。为了走出困局,我们必须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新的文明形态从形而上学的核心来说就是要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精神领域来说就是要重构理性,从社会体制上来说,就是要建立一种免于生存斗争永恒化的市场体制。     

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法治建设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需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法治建设重要论述，充分认识其时代价值。从基本理念来看，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根本遵循。从价值追求来看，重要论述彻底实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观与法治观的内在统一，为建设美丽中国确立了价值准则。从实现路径来看，重要论述系统推进了生态文明建设与法治建设的深度融合，为全面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化水平铺就了基本路径。从国际视野来看，重要论述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审视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为通过国际法治实现全球生态正义指明了前进方向。科学、完整地理解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法治建设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不仅需要从上述四个方面进行探讨，还必须放眼未来，结合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长远发展来认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略：哲学依据、文化根基、实践路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有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依据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是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当代发展,是中华传统哲学资源的当代表征。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研究文献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理论资源的科学梳理,得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略的价值合理性,并进一步探索“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行动”的实践路径,即培育生态文明价值观、强化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健全生态环保管理体制机制、推动绿色生态科技创新、构建多维生态文明参与体系以及打造全球环境治理新格局等,进而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道路,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绿色发展方案,助力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