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人的伦理本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教育思想探析

黑格尔指出伦理是人的本质规定,是个体合理的存在方式.个人只有成为国家的成员才能真正实现自由和解放.教育应当是伦理教育,即教育是个体自由意志实现伦理本质的中介,教育应该去除个体的主观任性和个人主义,使其融入社会制度与历史传统构成的伦理实体中,在伦理实体中实现个体的自我完善.     

责任和艺术——回归个人的后现代伦理之思

现代性伦理把道德产生和道德标准都归根于社会,依凭社会寻求普遍的、理性的道德规范,由此造成个人道德责任感的扭曲和道德判断能力的衰退.后现代伦理则把道德交还于个人,在承担绝对的、无条件的和非对称的责任之中,个人成为真正的道德主体.在后现代伦理之思中,自主和自由的道德责任,使得个人道德行为具有风格化的美学特征,个体的道德生活呈现为一种生活的艺术.     

论伦理认同的精神气质

精神哲学视域中的伦理、道德是以单一物与普遍物相统一为本质的精神现象形态,伦理是真实的精神,道德是自我确定性的精神。伦理认同是指潜在的道德主体在自我实现过程中,在情感、价值和行为上不断地向伦理实体(公共本质)复归,以实现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动态展开精神气质的过程。伦理认同既是道德主体从实体出发克服任性实现自由回归家园的一种精神冲动,也是道德主体在生活世界中坚守伦理普遍物实现特殊性与普遍性同一的一种精神努力。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伦理认同具有三大精神气质:追求伦理本真的道德自由;回归"家园"的伦理冲动;实现"德福一致"的伦理智慧。     

从人性论看黑格尔的道德哲学批判——基于与苟子性恶伦理思想比较的另一种解读

黑格尔关于人性恶的伦理思想,在思辨中克服了或善或恶的二律悖反的思维模式,统一于道德主体自由的自在自为的发展之中,其实质是抑恶扬善,是实现人之至善道德目的过程中的方式和手段,是善自身辩证中的否定因素。恶,作为伦理精神,贯穿于黑格尔伦理思想体系的始终,奠定了黑格尔道德哲学体系的基础,并与荀子的性恶论有某些相通之处。     

略论作为经济伦理范畴的劳动

使自然服务于人的目的的行为就是劳动。劳动作为经济伦理范畴是历史的，它的内容和形式由不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决定。自然经济形态的劳动具有崇高的道德价值，但是建立在生产力低下基础之上，妨碍劳动的发展。市场经济形态的劳动产生劳动物化和劳动异化现象，对人类发展产生双重影响。一旦人类劳动与人的本性发展相一致，劳动将不再是人的沉重负担而是人的生命之源，从而成为人的自由发展的工具。     

自由与责任:后基因组时代的道德选择

在后基因组时代,人们面临着自由与责任的两难道德选择。道德选择的自由在于主体对客体客观必然性及其与此相关的伦理合理性的把握。道德主体的自由度越高,其承担的责任则相应越大。后基因组时代基因技术的迅猛发展,在增进人类健康、扩大生命自主选择权等方面大大提高了人类道德选择的自由度,同时也必然要求相关主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后现代道德状况论

分析当代中国道德问题,必须直面中国后现代状况的出现.后现代道德状况是后现代伦理学主张的现实呈现,它放弃对崇高道德理想、高尚个人美德的呼吁,消解现代性伦理规范的统一性、普遍性追求,主张自由化、游戏化的、浮夸化而不是严肃的道德表达形式,致力于没有道德权威、没有道德共识、没有确定道德知识局面的形成.后现代道德状况不是不讲道德、没有道德的社会情境,而是对现代道德理念、伦理规范的超越,它拒绝伦理规范成为束缚个人自由的外在奴役物,力求实现无社会道德规范而有个人道德行为的结果.它因此以多元、差异个体的存在为前提,强调差异个体的道德责任以及对他者的关注关怀和尊重包容,最终实现差异之人的真正和谐.后现代道德状况究竟是道德的超越,还是道德的蜕化,仍需时日才能做出明晰的判定.     

道德归类分析与生命价值体认

“道德归类”,直接源自生命体认的主体,因为只有在活生生的生命体验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建构个体与他者、个体与自身以及超越个体之上的普适性伦理规则。“美德伦理”奠基于日常生活实践或人类生命实践活动的情感丰富性、认知丰富性乃至幸福体验的丰富性。“规范伦理”的特性在于它的强制性,即通过理性的立法自身立定规则,规定行为的目标和行为的活动方式。     

技术风险时代的新个体伦理责任结构

在风险已成为影响人类生存、生活重要因素的技术时代,以后果确认责任承担方式的责任伦理学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困境和实践难题,表现出了"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状况。这种状况的产生,不仅表明了技术时代风险的人为性、结构性、不易控制性、潜在性等特征,而且也表明了责任伦理本身的抽象性、建构性及远离人生活的现实性等特征。个体主体作为伦理责任的真实承担者是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个人,只有个体伦理责任能力的生成及个体伦理责任行为的落实,才能从根本上使责任伦理规避风险成为可能。在技术风险时代,个体伦理责任是全面的、丰富的,它不仅表现为个体主体对自身、他人及社会的责任,而且也表现为对自然及未来人的责任。新个体伦理责任是以个体主体对自身责任为核心的"五位一体"的新结构,具有自然、社会、价值三重向度的生态合理性。     

中西道德责任观比较研究

西方伦理学把责任和自由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强调责任从自由而来.而中国盛行所谓"先义后利",强调道义上的责任,至于责任从哪里来,是没有现实根据和理由的;西方伦理学认为,真正的责任首先体现为对自己的自由或自由的自己负责.而中国伦理学认为,责任首先应该指向群体,因为群体才是最真实的;西方人认为,作为道德主体,人应当毫不犹豫地承担自己行为的一切责任.而中国传统儒学认为,由于缺乏自由,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个体也就不能勇敢地去承担责任.     

敬畏伦理：人类自我立法的道德基点

伦理起源于人类对某些与自身生命攸关的事物或力量的“敬畏”。伦理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类对个体生命终有一死之命运的反思,亦是人类解决自身生存焦虑的一种方式,更是人类面对死亡而产生的生存智慧。如果没有人因惧怕死亡而产生的“恐惧感”,人就不会去敬畏与自身生命攸关的事物或力量,也不会在敬畏感的基础上形成最初的“道德”或“善”。这种“道德”或“善”,亦即“敬畏伦理”。“敬畏伦理”是人类在面对具有必然性、神圣性、神秘性对象时形成的警示、规约自身言行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敬畏伦理是人类自我立法的道德基点。     

关于“离婚冷静期”的法哲学透视

离婚冷静期引发对婚姻自由的争议,也表征当下婚姻伦理退化的事实。从法哲学视角看,离婚冷静期制度现象背后意在透视任性自由并非自由的展现这一命题,而真正的自由就在于个体独立性和实体伦理性的统一。回归现实生活世界,这种任性自由在现代性的宰制下以自由主义、个体主义等形式侵入现代婚姻伦理生活,把婚姻关系仅仅建制在“性的关系”“民事契约”“爱的感觉”之上,而无视婚姻的实体性,由此导致婚姻世界的现实大逃亡和精神家园的荒芜。因此,反思当下的婚姻关系,需要澄明婚姻关系的伦理本质,理解婚姻关系的爱的生发前提,找回婚姻的神圣性和仪式感,重视有爱的婚姻伦理基础,规范离婚的任性行为,从而才能更好地构建“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的婚姻关系。     

生态视域中的"伦理-道德悖论"与生态难题

现代性际遇中的生态难题对整体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峻的挑战。然而,全球性的生态困境并非任何单个人的力量使然,当"伦理的实体"逃逸于道德责任审判的舞台,便成为"不道德的个体","伦理的善"成为"道德的恶"。"伦理—道德悖论"贯通于个体—集体—实体的发展链条中,引发个体道德生活的悲剧、集体行动的困境与实体个人主义的灾难,成为全球性生态难题重要的道德哲学根源。     

爱与责任:当前我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从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思想说起

列维纳斯论证了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真正起点是他人的外在性:主体性的基础是他人的外在性,伦理的真正内涵是爱;良知先于理性;责任先于自由;人与人之间不是对等的互惠关系,而是无条件的付出。唯有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具有伦理性,人才是伦理的人。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思想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培育"敬畏"的文化土壤;重视情感教育、良知教育;建立"爱、责任与付出"的家庭伦理关系;道德为法治提供基础。     

公共权力“责任”的政治伦理根源析论

"责任"作为一种应用伦理,它在整个伦理体系中不是源生的,而是由以"自由"为代表的基础伦理衍生的。"自由"是整个伦理体系建立的基础之一,是个体的天赋权利,不能侵犯他者自由的共识构成了个体之间自由的止限。公共权力的责任是为了维护个体自由,而非相反。公民个体权利的在先性、权力与权利力量对比的失衡以及公职人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构成了公共权力责任的三个伦理来源。     

道德善与非道德善

善的观念总是私人的,个体自由地追求自己认为恰当的生活方式。"善就是被实现了的自由。""至善"是人的道德成长的最高境界。人的善包括道德善和非道德善,道德善意味着"通过成为某种类型的性格或通过以某种确定的方式与某种性格联系起来而善的",道德善包括诸如美德、权利、正义、履行义务,以及拥有或培养那些在道德上值得嘉奖的品质特征。非道德善是属于主体的、自我的、个人的善,非道德善包括像快乐和幸福这样的东西,幸福在于自身之中,而不在他人的喜欢中。道德善与非道德善都是人所具有的,而至善就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的善。     

论道德自由中人的两种道德责任

道德自由是主体根据道德必然达致的自由,它指向人道德上的自我实现。在道德上自我实现的统摄下,从道德必然与主体自由中就衍化出人的两种道德责任形式,即道德法则下的道德责任形式和意志自由中的道德责任形式。道德法则下的道德责任以道德必然为根据,以道德义务的形式出现;意志自由中的道德责任以道德自我为根据,以道德选择的形式出现。人的这两种道德责任是相辅相成的,在道德自由中,缺少其中任何一种责任形式,都会阻碍主体道德上的自我实现。     

伦理,如何“与‘我们’同在”?

伦理到底如何"与‘我们’同在"?这是道德合法性的真理与信念前提。伦理道德史与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精神发展史、人的生命发展史相一致。个体与实体直接同一的伦理世界是人类文明的原初状态,也是人类精神的家园。古希腊传统中的苏格拉底之"死",希伯来传统中的上帝之"怒",中国春秋时代的孔子"周游"与老子"出关",分别以悲剧与喜剧的方式,呈现伦理世界中人类精神的"悲怆情愫"。伦理世界解构,"大道废,有仁义",人类精神进入以个体为真理,通过教化建构生活世界的伦理普遍性的教化世界。"上帝死了"(尼采)、"打到孔家店"(五四运动),以"伟大可恨"标示教化世界的幻灭,而"上帝之死"与"尼采之疯"之间戏剧般的关联,似乎再次以悲剧的方式申言伦理实体对人的精神的生命意义。由此,人类精神进入道德世界。道德世界透过"伦理上的造诣"将教化世界中的个体提升为主体,达到主体与实体的同一,达到精神史的当代觉悟,即"伦理觉悟"。"伦理觉悟"不仅是伦理家园的精神回归,更是人类的"最后觉悟":"伦理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人类种族的绵延"已经开始取决于"人类学会伦理地思考的程度"(罗素)。人类精神史以伦理为重心,形成绵延不绝的问题流:"我在哪里?""我是谁?"(自然世界)——"人应当如何生活?"(伦理世界)——"我们如何在一起?"(教化世界)——"我们能否在一起?"(道德世界)。当代人类精神的伦理问题如此严峻,乃至发生"人类还会有前途吗"的"梁漱溟之问"。     

问题史的转捩：福柯的后现代身体理论研究

福柯以身体为视角或载体,向我们展示了自身是如何变成知识的主体、道德的主体和权力的主体。他认为这些主体是通过掩盖个体的身体经验建构而成的。于是福柯要解构这种由知识、道德和权力所掌握的主体,他要超越现代性的普遍性从而实现向原始身体经验的个体的关注,即一种自身关怀的伦理主体的回归。我们将其称为是一条向审美生存的回归之路。福柯提出这是一种伦理-审美的生存方式,即要摆脱现代性的全面的控制,人应该追求自由。而福柯获取自由的方式不是将焦点放在对心灵的控制,而是更关注身体的规训与控制。这是问题史的一次转捩。     

从“人”作为伦理主体看类伦理的时代意义

依据马克思人类历史发展三个阶段的论述,人的伦理主体的历史发展相应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作为群体的伦理主体、作为个体的伦理主体和作为"类"的伦理主体。"类伦理"概念的提出,是从唯物史观的伦理学视野出发,对人类道德发展规律进行探索的一种尝试。从这一意义上,类伦理是人类道德发展的必然选择,它作为一种理想模型构成了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逻辑之始点。当今人类社会正经历着全球发展面临的前所未有的诸多困境,需要类伦理作为一种普遍伦理所展现的实践智慧来应对重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