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漠北科布多地区的内地商民贸易及其管理

清代漠北地区内地商民之存在乃清朝强化该地区治理的结果。康熙后清廷在科布多地区屯军,推动内地商民前往经商,导致其商业兴起与买卖城的兴建。为管理这些商民,清廷设置了多重管理机构。内地商民不仅与科布多地方官府间关系密切,商民内部也联系紧密。同治后诸多不利因素导致了该地区商业的日渐衰落。科布多地区内地商民的存在对清朝西北边疆地区的治理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清廷管理的不足以及商民自身存在的问题反过来又影响到清代对该地区的治理。     

清代滇池海口治理研究

海口是滇池水唯一的泄出地,其通塞与否直接关系着滇池周围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因而从清初开始,地方政府就不遗余力地对滇池海口进行疏浚和治理.研究清代各时期滇池海口治理,对认识清代云南滇池区域的水利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对今日滇池治理颇具资鉴价值.     

清代南京水患治理研究

本文详尽地考察了清代南京的水患治理状况。研究表明,由于经费的不足,同治以前的南京水患治理,始终未能全面修复水利体系存在的诸多隐患,不仅牺牲了城外人口和财产的安全,又无法达到保全城市的目的。太平天国战争后,地方政府掌握了较为充裕的资金,一度开始从事比较系统的治水活动,但很快又告中止。清代南京水患治理工作中长期存在的不足,应该也是导致水患多发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边疆与内地的融合:清代内地神灵信仰在北部边地的传播

清代北部边疆地区内地寺庙的兴建、内地神灵信仰的输入,既是清廷对北部边地加强统一、管理设治的结果,亦是内地百姓逐渐移居这些地区后自我选择的结果。在清廷和内地百姓的共同作用下,他们不仅在边疆地区修建起诸多内地寺庙,而且将关帝、龙神、阎王等内地神灵信仰输入边疆地区,并依托这些寺庙塑造了边疆地区移民社会的自我信仰。边疆地区内地寺庙及内地信仰等的存在,为边疆地区城市村镇的兴起提供了推动力,促进了边疆地区原住民与内地百姓间的融合。在国家治理层面,清代北部边疆内地神灵信仰的存在,不仅推动了边疆地区游牧、农耕两种经济的融合,也为清廷维持边疆统一、加快边疆开发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边疆内地化背景下的蒙汉民族贸易变迁（1368—1949）——以宁夏地区的蒙汉贸易为例

不同时期的蒙汉民族贸易表现出了不同的时代特征,其前后具有一定的继承性。随着宁夏地区的边疆内地化,明代以来宁夏地区的蒙汉民族贸易市场,逐渐融合到宁夏当地的市场体系中去。至清末,互市这一名称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其或融合到当地的城镇市场,或融合到当地乡村市场。     

边疆内地化背景下的蒙汉民族贸易变迁(1368—1949)——以宁厦地区的蒙汉贸易为例

不同时期的蒙汉民族贸易表现出了不同的时代特征,其前后具有一定的继承性.随着宁夏地区的边疆内地化.明代以来宁夏地区的蒙汉民族贸易市场,逐渐融合到宁夏当地的市场体系中去.至清末,互市这一名称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其或融合到当地的城镇市场,或融合到当地乡村市场.     

清代州县治理思想的逻辑建构

清朝继承儒家治国传统,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构建起了国家层面的"正统性",州县官员以孔孟之道为依托对民众进行"正统性"教化。通过传承"礼"文化完成了国家层面的"大一统"观的构建,通过弘扬传统民本思想构建起了州县层面的"大一统"观。通过对"孝"文化的持久追求,培养起个人、家庭、国家价值观的一致性,构建起"家国一体"的政治文化。清代州县治理思想是儒家伦理秩序与治国理念的结合,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     

新时代国家治理视阈下的边疆治理

边疆处于我国疆域的边缘地带,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空间、政治环境、历史文化以及社会背景等因素,使得边疆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性要素,边疆治理与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发展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边疆治理的成效更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盛衰兴亡,对于整个国家的安全稳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新时代边疆治理的重要性与特殊性,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全局治理能力与国际竞争力。但我国在边疆治理实践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使得边疆的改革发展严重滞后,尤其是在新时代背景下,边疆治理问题更加凸显。从新时代国家视阈高度对待边疆治理问题,以国家政策方针为导向,重新审视当前边疆治理具体形势,创新优化治理措施手段,已经成为国家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商民运动的研究缘起及理论基础

“商民协会”是北伐前后中国商人团体中出现的新事物,国民党“二大”以后,对于商民运动与其他各阶级运动同等重视.为领导革命,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农民、工人、青年、商民和妇女等部,并在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决议案的同时通过了商民运动决议案,作为指导商民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可见,在大革命时期,商民运动受到高度重视.尽管学术界对大革命史研究的成果甚丰,而且研究大革命史的学者都很注意民众运动,但对当时曾被“同等重视”的商民运动却基本没有提及.本文在详述商民运动学术缘起的同时,论析商民运动的目标背景和理论基础,进而指出其深入研究的必要性.     

清代前期北方边疆地区的榷关

清代前期,随着北疆地区的开发,张家口、杀虎口、归化城、多伦诺尔、古北口等地商业得到发展,为清政府设立征税的榷关提供了重要条件.北疆地区榷关的商业贸易对于促进北疆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使内地与北疆地区成为一个牢固的经济共同体,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繁荣.     

清代乡村治理多元协同模式的建构及其得失

在清代,乡村治理被视为国家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础,关系到国家治理的全局,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清代乡村治理是一个从中央、地方到乡村社会的全方位的多元协同共治模式.首先,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由国家政权掌控并制定乡村治理的相关政策、法规.其次,建立了一套成熟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体系,尤其重视发挥州县在乡村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再次,清王朝还积极利用乡村社会的乡里制度、士绅、宗族等地方性资源来推进乡村治理.当然,乡村社会在国家治理进程中并非完全被动,而是利用 自身特色积极回应并参与其中.清代乡村治理的研究可以为当前乡村治理以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益借鉴.     

百年来的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述评

本文全面地回顾了学术界近百年来对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兴盛状况和原因的综合研究,并且对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代表人物祁韵士、徐松、张穆、何秋涛、龚自珍、魏源和林则徐等人研究的现状予以了重点回顾和评析,肯定了百年来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的显著成绩,而且明确指出了以往研究中视角狭隘、缺乏整体关照、研究对象不均衡等方面的薄弱和不足。     

论清代绅士在国家农村治理中的角色变迁

作为连接政府与地方社会的中介,绅士集团在有清一代的国家统治特别是农村治理中一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由于社会变迁和国家政策的调整,以及农村社会中皇权和绅权的此消彼长,绅士在清帝国农村治理中的角色经历了由抵制者到合作者,再到背叛者的转变.这种转变对清朝政府的农村控制以至国家统治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全球治理视域下的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一项研究框架

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受到“现代化”、“民族—国家”以及“主体性”等思维的制约,导致研究出现诸多困境,需引入诸如全球治理之类的新视角。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之间存在着三重关系:当代边疆治理可以成为实现全球治理目标的重要场所;全球治理可以为当代边疆治理提供新思路;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间也存在着张力。从全球治理的视角来看,可以从“多元中心治理”、“国家认同重构”、“边界内涵变迁”三种研究路径切入,从而实现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重构与转型。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社区治理效能提升路径研究

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受到政府治理碎片化的影响。在社区治理中存在着治理责任碎片化、治理权力碎片化、治理利益诉求碎片化、治理信息碎片化等问题,严重影响了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社区治理作为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要实现“十四五”制定的社会治理发展目标,需要重点解决治理碎片化问题。结合中国国情和转型期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深度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推动社区治理资源整合,从而探索出社区治理效能提升的路径。     

边疆治理视域下的开放兴边方略

开放兴边方略是国家为了加快边疆发展,把建设边疆开放高地作为战略方针,持续挖掘边疆开放优势,就如何形成边疆全面开放新格局所研究、制定和推行的总体性开放政策。开放之所以能够成为治边兴边的重要方略,源于开放是加快边疆发展的战略举措,是激发边疆社会活力的重要方法,是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条件,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条件。开放兴边方略的形成将为边疆的跨越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政策条件和人才支撑。实施开放兴边方略须把对内对外开放统筹考虑,须把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作为重点,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先决条件,把打造良好营商环境作为基本条件,把边疆发展和安全统筹起来,把边疆建成新发展格局的示范区作为目标,把构建制度型开放作为重要环节。     

边疆治理的根本遵循——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边疆治理的重要论述

边疆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边疆治理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新时代实现边疆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边疆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边疆治理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不断实现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东北边疆治理视阈下的中华文化认同研究

我国东北边疆位于东北亚区域的中心地带,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还有广泛的地缘利益,并形成了多元文化格局.因此,东北边疆文化治理问题是国家边疆治理的重中之重.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民族交流交融程度低、西方价值观念渗透严重以及民族地区特色文化强化不到位等原因,导致东北边疆地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程度较低.出台惠民经济政策、普及汉语、加快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抓住学校教育主阵地、增进民族文化提炼和发展,是各民族对中华文化高度认同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