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散曲审美新变论

在审美追求上,元代散曲与唐代以来以诗词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审美意识明显不同,由蕴藉委婉变为张扬的“豪辣浩烂”.具体而言,元代散曲在审美倾向上崇尚直率的向外扩张,在风格上追求不拘传统的自由随性,在意识表达上强调现世享受的极情尽致.从元代散曲审美方面出现的新变化,可以更明确地看出元人对于中国传统崇雅审美的突破.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存在——“隐逸派”

“隐逸派”是“五四”落潮后,在周作人退隐实践的引领下形成的一个文学流派.以周作人为主将的“隐逸派”文人都经历了由“入世”到“出世”的心理转变,他们在隐逸道路和隐逸人格上的相似性促使他们创作出了具有隐逸味的文学作品.     

中国古代山水隐逸文学中“渔”的意蕴

渔,本是人们普通生产劳动的一大内容.但在中国隐逸史上,以渔为隐成为一种隐于水的方式.“古来贤哲,多隐于渔”(刘克庄《木兰花慢·渔父词》),由于中国士人对隐逸的崇尚,历史地赋予了“渔”以深厚的内涵,而历代诗人作家把这种深厚的内涵转移给文学,在山水隐逸文学作品中对“渔”歌吟不绝.因此“渔”遂成为传统的文学题材,并且为古代山水隐逸文学蓄积了一般题材所难以具备的丰厚底蕴,创造出一般题材所不能替代的意象和意境.     

晚唐诗人的仕隐矛盾与许浑隐逸诗

晚唐诗人既不取魏晋以前遁迹山林的“小隐”,也不取盛唐时期京官加别业的“大隐”,为了解决仕隐矛盾,他们根据出仕外郡既可远祸避害,尽情游乐,又可获得优厚俸禄,免去饥寒冻馁的切身体会,多采取外官加田园的“中隐”形式。但由“大隐”到“中隐”这种隐逸形式的变化,却是以诗人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失落为代价的。许浑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意义。许浑虽然用山水、禅道、酒棋建构起自己的精神乐园,但由于他一直在江湖与魏阙之间不断徘徊,因此他的精神乐园实际上仍是一个在隐遍超世情结掩盖下的充满矛盾和苦闷的精神世界。许浑隐逸诗的独特风韵在于:一是在人境中追求孤独与寂寞,从而表现出悠闲高雅的艺术情趣;二是以审美主体的美学意趣摄取物境,以细微幽约的意象表现环境美;三是讲究精巧的构思和修辞。     

宋代士人的隐逸精神对宋词审美风貌的影响

艺术品是艺术家心灵世界的外化,宋词亦不例外。宋代士人是宋词的创作主体和审美主体,他们的心理结构直接影响到宋词审美风貌的形成。在滋生于宋代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的隐逸精神的影响下,宋词形成了清旷、疏放、空淡的一脉审美风貌。宋代士人既积极入世又保持精神自由、追求诗意生存的人生态度对当前的中国文坛乃至中国社会都是一种启示。     

晚唐隐逸冲淡诗派初探

晚唐诗人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方干、郑谷、曹邺、司空图等人面对末世衰代,胸有大志,却无用武之地,他们尽管思想和人生态度有别,但其悲观心理与绝望情绪是一致的。他们提倡隐逸冲淡文学,书忧愤于江湖隐逸之别途,系淡漠于山水田园之致景,构成了晚唐诗坛一个涵盖面更为广泛的诗歌流派——隐逸冲淡诗派,代表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开始时代一部分士大夫文人于无奈之中消极避世的社会心态和审美情趣。     

论“媚”

通过对“媚”论的历史发展过程的考察 ,结合明代浪漫主义文艺思潮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徐渭的“媚”论思想 ,可以归纳出“媚”的五个特性 :世俗性、情感性、形式美、阴柔性、个性化。感性生命及动势美是“媚”的本质界定 ,区别于中国古典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的代表范畴如“雅”、“和”、“静”、“冲淡”等 ,“媚”是对以宋代美学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的突破 ,以及对以明代浪漫主义文艺思潮为代表的新型审美思想的反映。     

淡风清骨:两宋雅文艺主要审美趣尚时代因素探赜

好一个“淡”字了得 在研习宋代的诗、词、书、画理论及另一些文艺批评资料时,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即无论是“文艺政治教化论”的代表人物,还是典型的“文艺审美特质论”的倡导者;无论是北南宋一脉相承的理学家,还是古文家、政治家,或是领导一代文艺新风的诗文书画艺术家,尽管他们对文艺性质、功能、特点的评判存在着怎样不同的观点,以致各执一词,互相诋驳,可是,在对文艺理想风格之美的价值评估上却几乎众口一词:崇尚“淡”。与此涵义相关,境界相近,偏于描述阴柔之美的语词诸如:淡雅、淡远、深微、邃美、清空、清刚、清逸、幽淡、简淡、瘦峭等,也以不同频率经常出现在宋代文人品评高格作品的褒语中。     

元代文人“后陶渊明情结”的文化审视

历代无数文人与陶渊明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形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陶渊明情结"。中国文学发展到元代演变为雅俗文化合流、俗文化占据主流地位的局面,这种格局的形成与元代文人的"后陶渊明情结"密切相关。在特殊的社会氛围和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元代文人产生了较之唐宋更为普遍的隐逸风尚及"后陶渊明情结"。这一情结在元代文人那里发生了嬗变,蕴涵着特殊的文学意义和美学意义,反映了元代社会文化的多面性。     

明代“江右王门”之文学观念

作为明代阳明学派的重要分支,在传衍心性之学的同时,“江右王门”以心学作为理论基础发表文学见解,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学观念体系。在创作门径方面,他们提倡以“师心”为途径,反对泥古不化;在情感表现方面,他们强调性情之真和性情之正;在文学功用方面,他们不仅重视文学的内在道德修养作用,而且强调其外在的经世为用价值。总体而言,“江右王门”之文学观念对“复古”“师心”“经世”等交织于明代诗文坛坫的理论命题多有关涉,既遵循儒家义理传统,又辅之以现实并发为评议,以经世为鹄的,其学理意识、地域特色以及时代针对性均见突出,对于明代文学思想的发展演变脉络的梳理探讨而言,其所具有的参考价值毋庸置疑。     

从山水到美人的艺术变奏──略论佛学与南朝诗风的演进关系

六朝时代南方的独特地域文化风尚、学术思想氛围，无疑是形成南朝文学“清统”风格特色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陈寅格先生所云：“盖汉代学校制度废驰，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①而南朝的文化风尚、学术思想又以佛学（般若学与涅梁学）为其核心。本文拟就当时佛学从般若学向涅梁学转轨的角度，来分析南朝文学从山水到美人的变奏现象，以便对山水诗与它体诗相继兴盛的问题，作一点新的解说。一、“即色——游立”的艺术结构从历史与地域眼光…     

结想半生黄山愿 幸有渐公邀我行——汪家珍诗画

活跃于明末清初的新安画派画家,大多为遗民画家,他们崇尚倪黄,画风简劲淡远,多写隐逸生活,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们大多以山水见长,而作为新安画派主要成员的汪家珍,则山水、人物、花鸟、虫鱼等,无不擅长,尤以人物著称。歙人汪洪度评曰：吾乡绘事,国初为盛,松圆老人后,僧渐江、程垢区、查梅壑、祝壮猷工山水,家壁人、江天际工人物。可见,汪家珍在新安画派中的地位。     

“吏隐”与宋代士大夫文人的隐逸文化精神

宋代的隐逸文化丰富多彩,各种隐逸文化类型至此而趋于完备。但宋代士大夫文人最崇尚的隐逸形态是居官而犹如隐的“吏隐”,并因此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隐逸文化精神。他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定位,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处世心态与行为方式:既与现实政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又努力摆脱“政统”的羁縻、控制,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既不放弃世俗的享乐,又能在物欲横流的世俗社会人生中努力守护、经营自己的精神家园,不为外物所役,求取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成就自己的闲适生活和诗意人生。     

中途之家的本土形态与本土逻辑——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视角

本文通过对北京朝阳区中途之家的考察,描绘出其富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形态;以本土形态为线索,追溯我国“国家”与“社会”的本土特征;以具有本土特征的“国家”、“社会”为基质,阐明中途之家的本土逻辑.文章指出,中途之家的成功运行本质上是在国家强大、社会缺席的本土社会结构下行政体系的“自我复制”.这种复制模式尽管以行政资源重新调配的方式解决了当下的社会管理问题,但“自我复制”的局限性决定了社会发育才是发展社区矫正制度的长久之计.     

从散曲中管窥元代文人的人格精神

元代文人身处逆境 ,散曲创作中表现出强烈的叛逆性 ,从中可管窥到元代文人的人格精神 :他们反叛现实反叛传统 ,力求寻找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坐标 ;他们崇尚自由、任情任性 ,以极端的放浪不羁实现主体人格的高扬     

多重转换:文艺与民俗同构的叙事机制

人生民俗贯穿了一条血亲之爱的命脉，由它而结构起家族、亲族关系，因它而推衍出血亲伦理及其悲剧，也因它的信仰特质而形成“阴”“阳”互构转换的人生认识与超越机能。文艺对这些民俗文化特质的把握，有助于深刻透视民俗文化的精邃，把握家国同构的象征内涵和血亲伦理悲剧的审美内蕴，增强文艺民俗作品审美批判的力度，并促使作品的叙述手法因象征转换的民俗文化内涵而自然变换，从而构成文艺民俗独特而有力的叙事功能。上篇人生民俗的转换特质以人生礼仪为主、兼及社会民俗和信仰民俗的人生民俗，具有“通过”转换的特质，它为文艺与民俗…     

“后现代”之后的美国小说——谈美国当代写实小说的产生背景

一在最近的２０年中,美国文坛上“写实小说”或“新写实小说”渐成风气。这标志着在西方文坛流行了近一个世纪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业已走向衰败。众所周知,自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现代主义”（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文艺观念逐渐形成,并迅猛发展;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３０多年中,更进了一步,演变发展成为“后现代主义”（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文艺运动。这两个主义一脉相承,以其浩大之势,占据了西方近一个世纪的文学艺术领域的主流地位。与两个主义相呼应的文学创作观念,对这…     

元曲家生平及心态三题

元代中后期戏曲家经历了热心出世到灰心退避的心态演变过程 ,原因在于站稳脚跟的统治者已将政策重心由汉化文治向着钳制汉人转变。不幸的是 ,这种转变并没有马上被满腔热情为新王朝服务的汉人儒士体会出来 ,卢挚和徐琰、张可久和徐再思、乔吉和宫天挺 ,分别代表了元代中后期曲家三种类型 ,由高到低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同的生活道路和艺术价值选择。     

气韵源于“气运”──当代谢赫美学思想研究质疑

把气韵等同于“传神”的诠释,存在着三大误区：以“风韵”解气韵之“韵”;以“文气”解气韵之“气”;以为气韵的哲学基础在于玄,无视“无”与“气”的完全不调和。气韵源于“气运”,二者的通假既有音韵学的依据,又有文献可证。气韵即气运,乃气运从哲学到文艺审美中的延伸,是《易传》所崇尚的生命的运动的美学精神的抽取缩和。刘勰的“自然之道”,钟嵘的“气之动物”,与气韵有着共同的旨趣,是分别从文学、诗歌和绘画领域对文艺本体论的表达。     

中国山水文化与崇尚自然的审美趣味的形成

追求自然、崇尚自然，这是中国传统美学中一种普遍的民族审美趣尚。而在这一富有民族特色的审美趣味的形成过程中，山水作为一种自然对象，不但充当了从老在哲学上的自然之道向艺术审美上的自然之美转化的中介，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自然观”的影响下，启发、促成了自然美审美理论丰富内涵的展开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