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阐释与过度阐释:文本意义的审美向度之变

作为文学阐释的两种主流形态,反阐释与过度阐释代表着文本意义异化的两种审美走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反阐释是对过度阐释的一种纠偏.无论是反阐释,抑或过度阐释都是对追本溯源的一元论阐释思想的消解,但同时抑制阐释的“泛元化”同样是文学阐释的终极目标,由此为阐释设定边界则成为文本意义延展的重要保证,而建构在文本意图基础上的阐释成为延宕文本意义的科学阐释形态,由此,为阐释设定边界成为可能.     

图像文本阐释属性及其过程辨析

图像文本在视觉文化时代里处于优势解读地位。有必要在对图像文本的定义及其阐释属性加以论述的基础上,将德国潘诺夫斯基提出的图像阐释三步骤借用到更具广泛意义的图像文本分析中,提出图像文本的阐释是一个具有开放性、互动性与意识形态性的过程,它折射出阐释过程普遍受到文化规约,受众需掌握丰富的相关知识才能把握图像文本的真实意蕴。     

理解、阐释与阐释的本质——兼论强制阐释

强制阐释是张江教授提出的一个阐释学概念,用以批评那种以阐释者主观意志强力侵入文本,对文本进行符合己意之解释的阐释方式。然而,阐释活动是否存在强制现象?这种现象又如何发生?这并不是一个明见无疑的命题,持有不同阐释观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解释。这意味着强制阐释也需要阐释。通过再释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重申"理解"与"说明"旨趣的不同,将会发现,理解总是历史性理解,阐释关注新经验的获取。阐释超越过往,开显新维度,指向不同的理解,而非更好的理解或客观理解。就此而言,诠释学中不存在强制阐释现象。所谓强制阐释是一种因诠释学与认识论边界发生混乱而衍生出的意识强力行动。当阐释由理解异变成认知,阐释者转变为认知者,诠释学立场转变为认识论立场,文本的意义阐释转变为文本自在意义的客观把握,强制阐释势必奋袂而起。可见,强制阐释本质上是一种被误认为阐释的认知行为。分清阐释文本的诠释学立场和认知文本的认识论立场,以理解应对文本阐释,以说明应对文本认知,保持清醒的界限意识,强制阐释便无存身之处。     

格林布拉特的文本阐释策略

格林布拉特的文本阐释视野涉及到文学文本和社会文本阐释活动的多个层面、多种因素,其将阐释者的立场和介入吸纳到文本阅读与阐释的关键环节,从而呈现出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理论历史与审美的双重魅力。在格林布拉特看来,所有文本几乎都来自过去,但却昭示着一种新的文本重建和意义的不断参与和呈现。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阐释,强调了文学文本参与和构建现实的可能性,这种文本阐释实践,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在文学审美魅力的掩饰之下,人类历史的真实面目。     

杰姆逊文本/文化阐释的目标: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文本/文化阐释是一种表意的实践活动,阐释的意义在于揭示文本/文化中蕴含的价值和意义,更好地理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因此,杰姆逊指出文本/文化阐释不能仅满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否定的解释学"的祛伪和非神秘化功能,同时,文化文本要投射出与意识形态相伴其生的"肯定的解释学",即恢复和动员起人类的集体力量,将个人幻想重写为人类的集体命运的乌托邦维度。杰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文本/文化阐释的目标同时具有否定与肯定的功能。意识形态是其否定方面,乌托邦渴望是其肯定方面。这一双重视角的阐释,可以让人们更清晰地认识真实世界与异化现实的关系,找到社会扭曲的症候,实现人类对美好前景的憧憬。     

理解和误读：论阐释的两面性

阐释是理解和解释,它最初来源于对宗教、经典的解释,后来扩展到包括整个文本解释的问题。阐释一方面体现对作品的深入和扩张;但是另一方面,通过作品读到的意思、理解的意思与作者写作时想通过它表达的意思不完全一致,误读和曲解的泛滥,突显了阐释的危险性。在文学作品欣赏和阅读中,释放危险就是要回到文本本身,以此恢复人们自己阅读和理解的感受性。     

语境变易与经典阐释的“理据重构”

经典文献是在语境中被理解与阐释的。语境可分为文本语境和超文本语境两大类别,对于古代经典文献而言,超文本语境主要是文化语境。文化语境对文本语境具有“投射作用”,不同层次文化语境的变易,都可能导致阐释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对经典文献进行“理据重构”。另一方面,汉语语词的多义性和文句关联的可塑性特征,也为文本语境的重新分析提供了可能,从而从言语训诂的角度为经典阐释的“理据重构”提供了学理支撑。“理据重构”是经典阐释的重要内在机制,也是经典阐释能够不断因应时代发展,彰显经典文献时代价值的根本原因。     

论AI文学文本的符号形态与具身性阐释伦理

AI文学文本的阐释活动是复杂多元的,无法直接用有无“意义”的排他性方式来衡量。大体说来,AI文学文本具有“无意义文本”“准意义文本”“意义文本”等符号形态,对此所进行的阐释活动要分别论述。在不同的阐释活动中,文本“作者”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不断变化,作者与文本、文本生发语境、阐释者、阐释活动语境等要素之间存在多种可能,如整体合一、自相矛盾、对立割裂,等等。以此表明,“作者”或“拟设作者”在阐释活动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并构成了阐释的重要内容。AI文学文本的生产与阐释均应遵循相应的具身性伦理规则,对其阐释的重点是甄别文本好坏的价值判断,而非有无“意义”的事实判断;具身性伦理呼唤并要求“作者”始终在场。     

后现代“戏仿”的美学阐释

后现代"戏仿"文本有意向叙事成规和传统惯例进行挑战,在解构与批评中生成新的文本和意义。同时,后现代"戏仿"热衷于将线性的有序的时间模式打破,在当下的类似于"精神分裂"的空间体验中表现后现代的空间逻辑。后现代"戏仿"究竟是一种有意义的"抵抗"还是一种无聊的游戏,人们必须进入具体的文化语境才可能得出有效的美学阐释。     

论字词训诂与文本阐释的互动关系

追溯中国传统典籍注释的历史,无论注释实践还是注释观念,字词都是通往义理的主要途径。但只有合乎语言和言语各项要素条件的字词训诂才是合理有效的,它对文本阐释起到意义复原和确定的作用,实现文本对象的确定性,从而保障阐释的有限性。同时,由于字词的多义性、广义性、进入言语环境后的灵活性以及语境自身的不充分性等因素,字词训诂本身又有不完全性,在语言事实制约范围内面临着多种注释的可能性。在字词义具有多种选择的情况下,文本阐释对字词训诂体现出主动选择和制约的作用,注释者对文本义理的前期预想影响和决定了具体语境下的字词训诂。正是基于字词训诂和文本阐释的这种互动关系,中国传统典籍的文本阐释才呈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特点。     

强制阐释的理论缺席与在场

强制阐释成为阐释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与讨论焦点在于阐释对象界定的模糊，阐释者与文本之间的距离造成阐释方式的偏离，这种偏离在某些方面既超出了阐释学基本理论的规范，同时更背离了阐释理论的应用方式和实现途径。张江《再论强制阐释》对强制阐释问题的深入的理论研究与批判，既剖析了强制阐释背离阐释学传统中的理论表征是为强制阐释在理论上的“缺席”，更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强制阐释的理论“在场”的一面。强制阐释的理论“缺席”与“在场”说明了其研究的必要性与价值，这种必要性与价值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或是和阐释学基本问题直接对应上的，而且是阐释什么、如何阐释等具体阐释学基本问题研究上的。     

狂欢理论的有效性及其阐释边界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忽略了主体承载文化的复杂性这一基本事实。作为权威文化和狂欢文化的载体,民间充满着自我冲突与罪感。在民间精神结构的复合整体中,狂欢文化只是一个次要的部分,它最后达成的是对既有权威文化的加固。另外,巴赫金把民间文化概括为以笑谑为主的狂欢文化也是片面的,它忽略了民间文化中的恐惧、自欺、粗浅、鄙陋等要素。狂欢文化乃至民间文化无法完成超越、更新既有权威文化的重任,寄望于民间形态的狂欢文化只是一个不可实现的乌托邦。从权威文化对种种"狂欢"文化的收服来看,狂欢理论的有效性仅限于文本的局部,其阐释边界极为有限。如果不顾这一边界的存在而以其阐释文本全部,则势必要曲解文本。     

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理论的来源与视域

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理论来源很复杂."诗学"的概念应该是深植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一个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主要是指对于文学的文化阐释与解读的策略,它强调各种社会力量在文本阐释过程中不断流通、商讨、冲撞,从而导致新的思想和审美力量产生.格林布拉特的文本阐释代表了一种新的理论和实践的阐释框架,体现了一种消解学科界限的理论气度,以及宏阔开放的学术眼光.思想是流动的,只有摒除思想成见,敢于跨越学科边界,才会带来学术研究新的生命力.     

“新格义”阐释：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不是哲学普遍的具体化,而是具体哲学的有差别的展开。由于西方哲学阐释学本土化的理想性本质设定至今尚处于发展过程之中,故而需要运用“新格义”阐释法加以推进。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是将西方哲学阐释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阐释学各自具有的“创造的诠释学”内涵作“共现”“分梳”“比堪”“融通”的“对位阐释”,从而形成一种以文本与阐释者意义建构为双焦点,以文本的言内之义与言外之义为双向阐释路径,以文本的真理性意义生发与阐释者生存意义的获得为双向阐释目标,通过文本诸要素与阐释者诸要素的相互感发,最终实现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在此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过程中,“新格义”阐释将使每一个文本都可以滋生无限意涵,每一次阐释都是文本意义的新发现,每一次阐释活动都是阐释者创新自我并理解自我的新方式。这样的阐释将最终成为一种行动事件,文本的意义也最终呈现为一种开放形态。     

文本阐释与权力运作——试析格林布拉特对权力运作的阐释

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理论涉及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问题。他认为文化就是生活本身,文化冲突是生活本身的冲突。他关注的不仅仅是文本的文学性与审美,而且更是一种文化价值事件,由此体现出格林布拉特关注现实人生的积极态度。在格林布拉特看来,权力有时候是一种令人捉摸不定的思维方式,它决定了人们的思想、行为与命运。权力涉及宗教、习俗、社会制度、家庭伦理、心理结构等社会的方方面面,有时候是人们思维深处的潜在力量,它异化了人的本质,造成了人的命运和作为自我的人的变异。在文本阐释过程中触摸真实,让真实的历史事件在文本与现实关系的纠葛中再次显露与发生,既体现了文本中隐含着权力运作的特点,也是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方法。     

庄子文本的语言阐释及中西文化在语言层面上的解读

本文从语言的角度,探讨了庄子的哲学思想,对《庄子》的文本语言进行了阐释,论述了《庄子》文本的语言具有微言大义的特点。分析了庄子对语言局限性的认识及其文本的语言形式,并对《庄子》文本进行了语言学审视,也概括了《庄子》文本的哲学本体观。最后,阐释了庄子的"得意忘言"与西方的"顺从语言"这两种中西文化在语言层面上的不同解救方法。目的在于证明,西方的现成理论对于东方的独特文化是无能为力的、是苍白的,因为东西方文化的本质是不同的。     

文化阐释理论的总体性乐章——《政治无意识》中的总体性思想研究

在《政治无意识》中,詹姆逊完整的呈现了自己的文化阐释理论,而总体性思想则是他的文化阐释理论的核心与主题。可以通过三个方面对詹姆逊的总体性思想进行分析,即社会的总体性,文本的总体性与主体的总体性。澄清詹姆逊的总体性思想的内容与脉络,将会对于文化阐释理论研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理论的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的研究提供诸多启示。     

阐释的边界——新阐释学视野下格林布莱特“文本阐释”论与利科“文本占有”论的间性弥合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以"商讨谈判"权力话语的自我塑造和"厚度描述"社会能量的流通范式为旨归,呈现出一种向"新阐释学"视域敞开的价值评判维度。格林布莱特将阐释学"‘视域本体’融合"的方法论观念向历史文化的各个领域整体性开放,从而将主体间性、理解间性和文本间性等多重"视域间性"逻辑并联、内在统筹起来,归根结底还是要将方法论维度的历史性进一步"历史化和意识形态化"到具体文本(作品)的文化阐释与意义理解上。     

现代教育技术背景下的“阐释”与“文本细读”——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与探索

在现代教育技术背景下,外国文学教师必须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在教学过程中对文本和文艺理论进行恰当＂阐释＂,调动和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其进行＂文本细读＂。通过多种教学方法,促进学生对学习内容的自觉＂发现＂,与教师的＂阐释＂进行无缝对接,以实现外国文学的高效教学。     

副文本对阐释复杂文本的叙事诗学价值

杰拉德·热奈特于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了"副文本"概念,从诗学层面审视文本边缘的标题、笔名、献辞、前言、后记和题记之类文坛惯例,并在随后几十年中加以不断的充实和发展.副文本实际上包围并延长了文本,并在其中充当结构成分.评价文本和跨文本,对于阐释复杂文本具有一定的叙事诗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