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的“本心”论与王阳明的“良知”说

王阳明是明代大思想家,宋明理学中心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批判朱熹理学思想过程中,创立了“良知”说,即以“良知”为本,倡鸟语花香、山川水流及其宇宙万物皆由吾心之良知中出,从而既冲破了朱熹理学的束缚,又克服了陆九渊一切唯“心”心学的不彻底性,彻底完成了心学体系.“良知”说也即是王阳明哲学体系的核心.王阳明以“良知”为本的心学思想固然是理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但另方面也与佛学特别是禅宗思想影响分不开.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自幼笃志二氏”,认为“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传习录上》)所以,他的“良知”说实际上与禅宗的“本心”论思想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朱熹理学体系中的实学思想

近年来,朱熹理学思想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朱熹理学思想体系中的实学思想,却仍是一块空白。我所以撰写这篇文章,不仅是为了补朱子学研究的这一空白,而且是想通过解剖朱熹理学体系中的实学思想,具体地说明理学与实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为研究中国实学史理出一条发展线索。朱熹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多次地使用过“实学”这一概念,并且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他的实学思想。在《大学章句序》中,朱熹指出,从汉唐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他的实学思想,是在同俗儒的“无用”与佛老的“无实”的辩论中发展起来的。他的实学思想较为丰富,主要有:实理论、实性论、实功论、实践论和经世论。     

朱熹的理学思想——天理论与性论

本文着重阐述了朱熹理学思想中的天理论和性论,认为朱熹的理学是以天理为核心,以性论、格物致知论和持敬说为主干,旁及历史哲学、政治论、教育论、道统论等,建立了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在太极论、理气说、理一分殊、化育流行、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和性论等方面发展了理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同时,朱熹还将其天理论演化为三纲五常,修己治人,垂世立教,流毒于中国社会政治领域。文章还略及朱熹理学思想之源流,引深了理学的讨论和研究。     

朱熹"心"论

在宋明理学家中,朱熹因主“性即理”而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但他并非不言心,其心论思想异常丰富,本文从知觉之心、主宰之心、虚灵之心、已发未发之心四个方面对心的含义做了剖析,指出心是朱熹修养工夫之落脚点,从修养论、工夫论的立场观之,心在朱子思想中占有一关键的地位。     

学术与政治之间——论戴震对程朱理欲观的批评

戴震猛烈批评程朱理学理欲观 ,从学术批评的角度来说 ,戴震的推理过程存在误读现象 ,他并没有完整把握朱熹的心性论思想以及朱熹对“心”、“欲”等概念的具体规定。虽然程朱理学具有内在歧义性 ,而且程朱理学本身具有禁欲主义倾向 ,但混淆学术批评与政治批评是造成戴震误读的主要原因     

朱熹涵泳《诗经》的方法论意义

朱熹视涵泳之法为训诂、章句之外的一种解经之法。这在经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涵泳之法具有推重本文、强调感性和践履的特点。《诗经》以其“吟咏情性”的本质,尤为适合涵泳。《诗集传》中的“情性”观念,与理学的心性论紧密相连;朱嘉以“喜怒中节”为《诗经》的最高境界,这都反映出朱熹的涵泳《诗经》的思想与其“中和新说”的密切关系。考察朱熹对《毛序》由怀疑到否定的过程,也当结合其理学思想的发展历程。     

朱熹理学在徽州的流传与影响

朱熹理学是南宋以后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它统治思想界数百年,影响深远。徽州是朱熹的祖籍,加上徽商的扶助,朱熹理学与徽州渊源极深。明末清初,徽州号称“理学之邦”,“东南齐鲁”。今天研究朱熹理学在徽州的流传与影响,对批判继承中国民族思想文化史有着一定的意义。     

张载"性"论思想对程朱的影响

张载的“性”论思想是中国古代“性”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宋明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张载的“性”论思想对二程和朱熹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夸大张载“性”论中的神秘因素,赋予“性”以神圣的性质,从而构建起为封建制度作论证的理学思想体系。     

进一步的“哥白尼回转”——从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说起

从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对学术范式转型的意义看 ,余英时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把朱熹定位在“后王安石时代” ,充分体现了他对朱熹历史世界的精深洞察。同时 ,也说明学术界以往将王安石排斥在思想文化史(特别是理学史 )的叙述脉络之外是一大缺憾。实际上 ,不仅是在“得君行道”方面 ,而且在“得人才”、“一道德同风俗”等方面 ,王安石都为后来的理学家特别是朱熹提供了思想资源 ,并通过改革科举等制度变革在客观上为理学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条件     

朱熹哲学中的“仁包四德”论

本文以朱熹"仁包四德"思想作为立论依据,与《春秋左传正义》和《孟子注疏》以及二程对"四德"的阐释进行比较,从"生意流行"、"四德"与"四端"以及仁与"四德"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阐释了朱熹对前人"仁包四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展示了朱熹仁学思想的特色,特别是从体用、已发、未发以及心统性情的视角展现了在宋代理学视野下的仁包四德论思想,从而获得朱熹仁学思想整体上的把握。     

朱熹宋代新杂家论

朱熹之学应该概括为“宋代新杂家”,而不能概之以“新儒家”、“理学”。朱熹学说有着超越先秦时代杂家的内涵与特性,同时也有别于宋明时代一般意义上的“道学”,不同于明清时期学者所谓杂家。确定朱熹新杂家学派的属性,可以深刻体会朱熹思想的融合性,准确把握朱熹思想的先进性,全面理解朱熹思想的实用性,而看到一个真正的理学集大成者、时代文化创新者、内圣外王实践者。     

朱熹理学与以德治国

朱熹理学从道德理性的高度审视了南宋的民族矛盾和阶段矛盾,把“正君心”放到治理国家的突出位置,强调君主“自家有这德”。对外抵抗异族的入侵,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统一;对内“认百姓为自家百姓”,政治上宽民、经济上惠民、思想上教民,充分发挥理学特有的道德功能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同时,朱熹理学的“以德治国”思想是一种“人治”思想,这是现代法制社会提倡“以德治国”思想时人们必须注意的。     

退溪的“理帅气卒”观念

明初,心学运动兴起,阳明学盛行中国大陆,作为明王朝正统哲学的朱子学在统治意识形态上面临危机。李退溪以继承、捍卫和发展朱子学为己任,一生学问“以朱子为宗师”,在太极、理、气的关系问题上基本上亦与朱熹在同一条思路上发展。然而,作为朝鲜的“海东朱子”,李退溪对理学的理气论也有自己独创的研究。退溪的“理帅气卒”、“理贵气贱”命题,是对朱熹“理先气后”、“理在事先”的修正,同时也是对朱子理气论的发展。“理帅气卒”、‘理贵气贱”之说,体现了理学的价值观和等级观,反映出退溪理学观独创的一面,并为“四瑞七情之辩”打下了理论基础。     

朱熹的反腐倡廉思想─—兼论南宋中期的社会矛盾

朱熹的反腐倡廉思想─—兼论南宋中期的社会矛盾俞兆鹏朱熹的理学具有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反腐倡廉，是朱熹理学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具体发挥，也是朱熹理学为克服南宋中期社会危机所作出的急切反应，又是朱熹忠君爱国思想和廉洁奉公品德的集中体现。研究朱熹的反腐倡廉思想，...     

和会朱陆:元代理学教育哲学的特点

和会朱陆”是元代理学教育哲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 1)在人性论方面 ,虽然承袭了朱熹的人性二元论 ,但强调学问之功大而气质之用小 ;( 2 )在本体论方面 ,发展了朱熹以心为“本”的思想 ,将心提升到本体的地位 ,进而否定了理本体论 ;( 3)在修养论方面 ,背离了朱学的“道问学” ,而弘扬了陆学的“尊德性” ;( 4)在为学目的方面 ,反对“离去事物以固守其心” ,弘扬了儒家“躬行”与“致用”的优良传统     

朱熹与道家

道家哲学在朱熹理学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朱熹吸收并修订了被周敦颐儒化了的道教先天太极图和陈抟的无极图,在更高的程度上回复到“无极而太极”,奠定了其哲学的基石——有无统一的太极观。“无极而太极”意即无形与有理的统一,这正是源自老子的无形而有物、有无相生的思想。在以气为化生万物的本源材料方面、在变化观方面,朱熹则明显受到庄子的影响。“存天理、灭人欲”是朱熹理学的核心命题,这一命题的形成也得力于道家归根曰静的思想。     

简析宋明时期“成性” 与“复性” 之争

宋明时期理学盛行,儒学主要以理学的形式得到复兴,并且逐步取得了支配的地位。理学唯心主义者二程、朱熹等继承和发挥了唐代李翱以及禅学的观点,大倡“复性”说,主张用穷理尽性的方法来“复其性”、“复其初”,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伦理道德寻找理论上的依据;而王安石、王廷相、王夫之等人,却用“成性”说来反对宿命论的“复性”说,提出了“性     

朱熹经济伦理思想述评

为保证社会的稳定,促进经济的发展,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从辨证的义利观出发,提出了以“合乎道义”的财富论、“足食为先”的本末论、“奢俭适中”的消费论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伦理思想。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中国古代传统经济伦理,有利于南宋政权的巩固,也为当今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伦理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明末到清初的思想转折

明末到清初,不仅是政治大动荡的时期,而且也是思想大动荡的时期。这是理学缰化以后出现的必然现象,也是中外思想碰撞的结果。一、王学冲击理学南宋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从那时起,理学逐渐时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到了明代,由于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理学很快就僵化了。被称为“醇儒”的翰林院学士薛瑄曾经说:“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明史》本传)考亭指朱熹。从朱熹以后,儒道即理学已经明白,十分完备,用不着再写什么著作来阐明,只要“躬行”就可以了。薛瑄说“躬行”和蒋介石     

论朱熹关于中庸的语义辩证

宋代禅学对儒学的影响造成了儒学的神秘化倾向，它表现在程门道南学派静中体验未发、追求不可名言的直觉取向上。于是，以觉代知，并把人文奠定在私人性的直觉体验而不是公共性的、可以传达的知识的基础上就成了宋代儒学的主导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儒学在什么意义上还是儒学，在什么意义上才能与禅学区别开来,就成为一个时代性的问题。朱熹通过对作为儒学道统精神内容之概括的“中庸”一词的创造性诠释，即把“中庸”定义为“平常”、“合理性”、“合逻辑性”，承诺了儒学在其本性上的可理解性。从而，克服了宋代儒学的神秘化倾向。由此，儒学在朱熹那里发生了成为理学、成为知识学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