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与文化外交

文化外交是通过话语的力量征服人们心灵的活动.掌握话语权意味着把政治实力建立在正义或正当性之上,是文化外交的至高目标.文化外交主要有演说与修辞、现代媒体宣传、直接影响知识界、谋求建立话语体系内部具有说服力的因果关系、传播语言等途径.如果文化外交传播的国内话语和外交政策本身存在矛盾,就会迫使国内话语更改.话语形成和变迁有话语继承、话语改造和话语独创三种主要模式.西方话语霸权下的中国文化外交,要最大限度地提高文化外交的技巧、建立有竞争力的中国话语体系、把文化外交列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水资源外交：中国周边安全构建新议题

因稀缺性引发的水资源危机使水资源问题“安全化”,国际社会对“水战争”或“水冲突”的担忧和恐惧正随之日益加深。近些年,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水纷争事件,水资源安全问题已经逐渐成为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构建的重要因素,随着亚洲水资源危机的显现和中国实力的崛起,中国有必要也有能力在地区层面提供更多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中国在周边地区逐步开展了多层面的带有战略伙伴建设和公共外交性质的“水资源外交”,使之发挥着冲突预防,危机管理与促进区域合作的职能,凸显了中国在和平与稳定的周边地区构建中的负责任大国风范和角色定位。     

从外交话语看中国外交中和平观念的演进

60多年来,中国外交话语从改革开放前的主权独立话语与国际斗争话语,到改革开放后国家发展话语与国际合作话语的变迁,反映中国对“主权独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负责任大国”多重身份变化的动态认知,体现了中国外交中“共处和平观”、“革命和平观”、“发展和平观”、“合作和平观”在不同时代主题与国际格局下的总体概况。     

以开放的军事外交营造和谐世界

军事外交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政治、外交和军事战略。国家的社会性质不同,对外政策不同,军事外交的目的和方式也不同。军事和外交是国家推行对外政策的两个最重要的手段,二者往往相辅相成,由此孕育了军事外交的生长。当今世界,军事外交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成为贯彻和谐世界的有益手段,以开放军事外交营造和谐世界,对于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安全与国家利益

自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成为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并产生了以主权为本质属性的民族国家开始,国家利益就成为所有国家行为的起点和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条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与军事对抗的减弱,文化安全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化因素成为国家利益的要素之一,从而成为各国维护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手段。     

经济外交与维护国家利益的关系

经济外交是国家为追求自身利益所采用的一种政策手段和行为,以服务于国家利益为宗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追求国家经济利益,服务于国家政治利益。正确合理的经济外交政策和手段,可以有效促进本国以及他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相反,片面利己的经济外交政策和手段,对本国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发展和军事安全会产生消极的负面影响。     

国家安全观的发展及对我国战略机遇安全构想的启示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安全的议题不断扩展，经济安全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增强，传统的军事手段在国家安全中的运用代价增加，经济安全更多情况下是以经济手段实现的，而且某些情况下，经济手段的运用还可达到比军事手段更佳的安全效果。总之，国家安全战略手段的复合化趋势日益明显。在新世纪我国战略机遇期的安全构想中，一方面要维护好国家经济安全，确保不因经济上出现大的问题干扰整个国家崛起的进程。另一方面综合运用经济和军事两方面的资源，确保不因台湾问题破坏国家和平崛起的局面。     

新媒体背景下政府危机传播的新策略

在诸多公共危机事件中,新媒体为公众提供了"发声"的平台,为民间话语和官方话语之间的博弈提供了可能.而借助于新媒体,公众正成为传播格局中正在崛起的新生力量.公众在危机传播中主体地位的确立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信息垄断,弱化了政府对社会信息的控制力.政府要积极与公众进行互动对话和权力分享,使民间力量充分、全面地参与到危机传播中,在双重话语空间的冲突与调和中尽可能地掌控话语权的"制高点",从而在危机舆情收集、危机舆论引导和危机决策中与公众进行沟通与协商,最后化解危机.     

奥林匹克运动的军事动因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最初很可能是在人们积极备战的心理状态下诞生出来的,是古希腊人培养军事技能、选拔合格战士以及展示战争实力的一种手段。然而,奥林匹克运动又不应被仅仅视为战争的产物或副产品,因为它同时又通过"神圣休战"等方式创造着和平。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逻辑,推动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进程。人类因战争而发展体育,体育为人类而创造和平,这或许就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意义所在。     

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与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形成

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国家利益观,是在中苏关系发展变化的曲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对苏(俄)关系上,邓小平超越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原则,发展和完善了毛泽东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理论,逐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国家利益观,即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反对霸权主义、国家利益的基础是发展和提高实力、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一致等,这对我国外交方针和外交政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安全形象的变迁与塑造——兼论军事软实力及其运用

国家形象既是国家软实力的构成部分,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形式,二者之间有着影响与塑造的关系。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在"硬实力"上的不对称,又存在南海权益问题,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持有疑虑,尤其担心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会威胁其安全。这种疑虑削弱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互信,影响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各项利益的实现。如何消除"中国威胁论",使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形象"去威胁化",是当前中国外交所面临的重要课题。鉴于东南亚国家特别担心中国的军事力量增长,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手段以外,运用军事层面的软实力来消除"中国安全威胁论",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政策路径。     

阶级话语的变迁：1950～2010——以《人民日报》为例

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借用阶级话语进行政治动员、政治斗争、经济建设等活动。改革开放之后,阶级话语在国家话语中的表达发生了变化：阶层话语兴起,阶级话语被淡化;经济话语成为主流,斗争话语被边缘化;改革话语成为核心,革命话语影响减弱。但阶级话语并未在国家话语中完全消失,一旦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变化,阶级话语将可能再次回归并对现实产生影响。     

伊拉克战争后中国国家安全的再思考

伊拉克战争后中国的军事安全与经济安全都受到影响,其中军事安全影响比较突出。但严峻的军事安全形势并没有改变中国经济安全优先的地位,伊拉克战争没有改变时代主题和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决定中国仍需优先重视经济安全。而军事安全优先在目前形势下有其局限性,国家安全目标的达到不能过分依赖军事安全。但是鉴于伊拉克战争后军事安全因素的上升,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军事安全,努力做到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协调发展。     

论美国国际危机管理中的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对美国国际危机管理的目标、方式与手段有很强的影响与制约 ,总体上看 ,经济安全与繁荣是美国国际危机管理的重要目标 ,经济实力则决定了美国国际危机管理的方式 ,经济手段是美国国际危机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研究经济因素对美国国际危机管理的影响 ,可以更好地把握美国国际危机管理的规律 ,为世界和平和我国国家安全服务。     

毛泽东国家安全观的生成逻辑、主要内容及其当代价值

毛泽东国家安全观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逻辑战胜帝国主义侵略逻辑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新中国维护国家安全进而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成果。毛泽东国家安全观主要包括以巩固新生政权为核心的政治安全，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的经济安全，以建设现代化国防为保障的军事安全，以破除旧文化、发展新文化为支撑的文化安全，以发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为突破的外交安全等重要思想。毛泽东国家安全观的价值取向、斗争精神及方法论，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试论舆论的功能

舆论是各种社会意识形式中一种十分独特的形式,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持续不断地施加影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传播手段的迅猛发展和广泛运用,舆论愈发彰显出前所未有的独特作用和巨大能量.加强对舆论功能的研究,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基于国家竞争观的中国文化战略

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竞争内容与方式均有深刻改变,综合国力成为大国较量的主战场。本文基于从物质实力与文化价值观传播两个角度研究美国国家竞争战略的现状,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中对比了中美两个大国的"权势"变化,分析了美国针对中国崛起在军事、政治外交与媒体舆论方面的行动应对。从中国和平崛起战略角度出发,主张在继续强化中国物质实力的基础上,从"文化创新"与"可持续输出"两个角度实施中国文化软实力战略。     

民粹主义的双重作用形式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在外交政策语境中,民粹主义通常以意识形态及政治话语两种作用形式出现。当民粹主义作为一种“薄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相联系时,具有寻找敌人、反跨国主义、反全球主义的内在偏好。与之相比,作为政治话语的民粹主义本质上是政策制定者的一种策略选择,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唤醒受害者意识-提出排他性承诺-修正过错方行为”的民粹主义叙事逻辑,使外交话语带有再政治化及否定性特征。意识形态及政治话语构成了民粹主义两种基本的作用形式,二者既有所区别,又互为整体,其互动关系充满张力。将欧尔班及莫迪作为案例比较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后发现,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存在国别差异,但政治话语呈现出高度同质化特征。民粹主义的双重作用形式具有弱整体性的特征,二者共同发挥作用推动了外交体制的改造,鼓励了外交事务的公众参与,但其效能受制于国家实力与国家制度、传统外交机制及自身缺陷,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有限的。     

略论国家安全视野下的中国软实力建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促成了国家安全观的转变,国家安全的要素从军事、政治拓展到了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制度、精神及社会方面,国家安全的获得不仅仅在于物质方面的"硬实力",更在于精神方面的"软实力",软实力日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实现崛起的重要指标,综合运用"软实力"和"硬实力",采用多种手段并重的方式维护国家安全,已成为各个民族国家的共识.中国软实力建构面临着威胁和挑战,主要表现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大举入境对民族文化认同的消解;网络文化传播竞争挤迫着民族文化滑向"边缘化";放纵无度的消费主义思潮的全球性扩张对主体价值观的冲击;西方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兴风作浪对中国国际形象的损害.当前,国家软实力建构范式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强化民族意识,以文化自觉来引领中国软实力的提升路径;二是重构主流意识形态核心话语体系,捍卫国家和民族的主体价值观;三是倡导"和而不同"的国家安全模式.优化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形象.     

论印度在朝鲜战争中的外交活动及其影响

印度独立后,出于国内国际形势的需要,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确保印国家安全成为最重要的对外目标,不结盟成为印度对外政策的基本准则。朝鲜战争爆发后,印度利用自己的中立地位,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斡旋,力求防止战争升级和扩大,为朝鲜战争停战作出了有益的作用。印度在战争中的表现扩大了印度在亚非国家的影响,使不结盟成为亚非国家的共识,对20世纪50年代印度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限于自身实力,印度在某些问题上屈从于美国的压力,并未做到完全的＂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