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公债、财政分权与宪政的实现

面对国内外严峻的金融和经济形势,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其中最为显著的便是中央政府的4万亿投资计划以及地方政府的18万亿配套资金.但地方政府的钱从何来,则是一个非常现实和紧迫的问题.近来,地方公债问题再次被讨论并拟建立由国务院审批、财政部代为发行的地方公债制度.对于存在一定程度财政分权的中国来说,地方政府应享有发行地方公债的权力,基于立法保留原则的限制,该制度应由全国人大通过立法程序建立.事实上,地方公债和分税制是财政分权制度的重要内容,其不但与中央、地方的权限划分有一定的渊源,也关乎我国宪政建设的进程.     

地方“人格化”、财政分权与央地关系

认识央地关系的问题,最为核心的就是厘清并承认中央与地方的各自利益,而这需要以财政分权为前提,并辅以转移支付的调控.依循财政联邦主义的进路,承认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和"主体性",保障地方的"分殊利益",就必然要求中央与地方的契约性分权与财政分权,这种分权一方面增大并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政府能力",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得其所"从而能够各自调控最适合自己调控的事项,另一方面客观上也降低了中央政府的政治责任与政治风险,并促使地方政府变为有限(责任)政府,从而为法治政府的构建与宪政建设的推进奠定基础.     

全面抗战时期的西南边疆区域政治：以云南为中心(1937—1945)

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中央与云南地方实力派人物龙云之间的复杂关系演变,是这一时期西南边疆区域波诡云谲政治形态的重要内容。七七事变爆发初期,龙云派遣滇军出战,与蒋介石关系仍属相安。伴随全面抗战日渐深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中央与龙云围绕政治、军事权力诸方面展开了复杂博弈。虽然1938年7月龙云武汉之行暂缓了双方矛盾,但12月19日汪精卫由昆明出走河内,蒋介石对龙云猜疑日深;而龙云对蒋介石不断压缩地方实力派的生存空间的反击也日渐强硬,双方关系走向分裂,最终发展为蒋介石以武力改组云南省府。这一“非正常”的央地关系形态折射了国民党政权的脆弱性,呈现出近代国家建设的艰巨历程,也彰显了西南边疆与国家发展荣辱与共的时代主题。     

民国时期的云南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在云南境内主要传播于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县)、德钦县和维西县,怒江傈傈族自治州的兰坪县、福贡县和贡山县以及丽江市的古城区、宁蒗县.康区南缘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云南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多元化,具有本土特色.民国时期时局纷乱内忧外患,藏区佛教僧人纷纷进入内地进行弘法传教,并积极参与抗战宣传,主动参与内地太虚等发起的“人间佛教”运动,使得这一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得以传播.在此背景之下,当时云南的藏传佛教亦高僧辈出,以爱国爱教的弘法主线向内地传播.     

民国时期山东财政与地方专权

民国时期 ,财政压力下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争激烈。辛亥革命以后至 30年代上中期山东出现了以军人为首主政专权的局面。军政与民政不分 ,并以军政统领民政 ;中央权威式微 ,地方势力坐大 ;社会动荡之下人们地域性心理膨胀 ,省区自治意识深厚是形成地方专权的主要原因。地方专权下的割据性财政是缺乏硬性制度约束的不完全财政 ,主要表现为财政收入与支出无序增加 ,特别是军队私有化下的军费激增 ;谋求财政独立权 ,破坏和抵制中央财权集中与国地财政收支划分 ;越轨犯禁 ,贪风不止 ,加派附征严重 ,财政状况始终处于混乱之中     

地方财政资金瓶颈模型分析

本文将西方交通经济学中的瓶颈理论引入到财政领域,用于分析当前在我国财政整体运行框架下出现的地方财政困难.文章分析了地方财政资金瓶颈产生的原因,并尝试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来讨论地方财政资金瓶颈效应下的预算分配问题.研究结论表明:在一般均衡的情况下,各部门受到部门利益最大化的驱动,都倾向于向财政申报较高的预算数.但如果他们能够把其他部门的预算申报数与地方可用财力等因素纳入综合考虑,就会理智地选择申报小于前者的支出预算.比起前两种情况,从社会最优的角度来看,当存在财政资金瓶颈时,各部门申报规模较小的项目显然更为合理.如果不能够从其他途径筹措资金以缓解财政资金瓶颈效应,各部门的支出预算就会明显受到瓶颈容量的限制,这就会降低社会福利水平.     

国外地方自治对我国地方政府改革的借鉴价值

地方自治历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如同市场经济,它也属于管理的形式和手段,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明确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应该采用地方自治的论述。在学术上积极探讨地方自治,对改革和完善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财政分离型公共政策执行的综合研究

在我国的义务教育、医保、社保、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建设等民生领域的政策中,普遍存在着财政分离的现象.要分析这类政策的执行,需要引进地方党政首长偏好这一变量,建立制度-偏好-行为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分析框架.即从宏观上分析任期政绩考核制度、权力控制制度、政府间利益分配制度等制度变量对地方党政首长的制度激励与约束,剖析地方政府的行动空间,从微观上辨析地方党政首长的偏好及其行动策略,从而实现制度分析、偏好分析以及行为策略分析的结合.     

财权与庶政：抗战后期国民政府自治财政的困局（1941—1945）

自治财政即县地方财政,是国民政府推行新县制的经济基础。从自治财政收入结构及地方事业经费筹措机制来看,新县制的经济基础并未得以巩固,主要问题在于财权与庶政的二元结构矛盾。     

民国时期云南匪患及特点研究

匪患是政局动荡不靖、社会病态的产物。云南近代社会严重的匪患主要集中在民国时期,时间上可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民国元年至民国二十三年、民国二十四年至民国三十四年、民国三十四年至民国三十八年。民国时期云南匪患具有为害土匪数量众多、规模巨大,土匪活动猖獗、匪患十分严重,匪患爆发地域不平衡等三个特点。     

地方立法权扩容的困局与优化

地方立法权扩容是立法的重大改革,同时也是国家法治体系构建中极为重要的一步。对全国范围的设区的市的立法赋权,为央地立法分权、回应时势之需和解决地方立法的旧疾提供了空前的机遇。然而立法法修改后地方践行的考察结果显示,扩容的效果并未尽如预期,且随着宽幅扩容还对地方立法的功能和实效提出了更大的挑战。究其问题产生的根源,不仅来自于立法体制内部,更重要的是受到了央地关系失衡的直接影响。对于扩容提出的挑战,施解的关键在于央地关系的优化,使地方立法由"被动式"转为"自主型"。     

宪法学视域中的地方公债制度

地方公债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宪政是多元主体利益的平衡机制,同时宪政又是一个历时性的动态过程.2009年地方公债制度给我国宪政建设带来了一定的变化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果以更加宽容平和的心态考量这一关涉宪政建设的制度变革,人们将会看到这一制度革新对于央地分权以及地方政府主体性建构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当然,其间所存在的制度缺漏依然需要在宪政主义的指引下逐步加以解决和完善.未来我国地方公债制度的改革应当在总结中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之上,通过不断探索和试错来实现制度的逐步完善,进而推动宪政制度的建设和发展.     

超越"零和博弈":央地财政关系研究的范式转换

传统基于"零和博弈"视角的央地财政关系研究,将央地财政关系视为一种摇摆于集权与分权之间的轮回,并不能发现、解释央地财政关系中的发展与变化。因此,应当超越"零和博弈"的视角,运用一种"非零和博弈"的解释范式来考察央地之间权力分配或博弈。运用"非零和博弈"的研究范式,可以克服旧有模式中所展现的央地关系的集权与分权的"循环论",并能够寻找、解释央地关系中所具有的"发展性"。     

民国时期云南锡产业链结构及其演进研究

通过史料探索云南锡产业链的四维结构及其演化路径,就其低端锁定原因进行审视,旨在为现代产业链研究提供历史视角和镜鉴,同时为资源型地区产业升级和治理提供决策参考。研究表明,后发国家产业链的早期培育是在自发动力+外部诱致+政府推动这种复合动力模式的基础上,经过传统网络扩张、新技术植入和新链核形成三个阶段渐次构建的,但由于制度约束、金融环境不靖、知识溢出受限以及海外市场势力屏蔽等原因,导致云南大锡产业长期被锁定于低端。     

从异域到边疆:民国时期对云南的经营

民国时期加强了对于西南边疆的经营和治理,以其完成民族国家建设的任务。本文通过民国时期对云南经营的探讨,从交通通讯网络、国家认同形塑、民族经济发展三个方面评估民国西南边疆经营策略的成效,并进一步探讨民国时期西南边疆的经营策略对于建立统一政治行政体系和国家文化认同的促进作用。     

云南南部山区农业生产结构与农户增收的关系探讨

收入分配、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内在关联,而云南南部山区农村场域的特殊性显示了深入探讨借助农业生产结构优化促进农民增收,进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必要性.根据“倒U型”理论,将云南南部山区调查样本村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不同发展阶段下收入分配特征与农业生产结构具有静态上的契合性和动态上的规律性.因此,需要采取相关措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农户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近代滇盐盐税与地方财政

清代盐税与田赋是云南财政收入的两大主要来源;民国初年,盐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亦位居第二位,仅次于田赋.而1915年云南护国讨袁,军费的主要来源亦为盐款.可以说,盐课税是云南财政收支的支柱,它在财、政、军、文各个方面都参与云南地方经济的发展.     

清末地方统治集团与云南辛亥革命

云南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成功是清末政局演进的逻辑结果。清末宪政改革时,中央政府以改革之名行收权之实,客观上造成督抚-州县体制趋于瓦解。锡良和李经羲举办新政,试图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却恰恰为清朝地方统治集团培养了"掘墓人",只能归咎为清朝君主专制政体积重难返的结果。地方统治集团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顽固维护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人越来越少。云南辛亥革命时期,地方统治集团基本上未作拼死抵抗,而是以逃跑和投降为主,不再充当清政府的"殉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