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传奇《草木传》考略

清代传奇《草木传》的作者并不是蒲松龄,系后人伪托。依据《草木春秋药会图》中邱世俊《序》和作者《自叙》及相关方志文献,可认为《草木传》的作者是郭廷选。郭廷选,字秀升,山西壶关人。该传奇是依据汪价章回小说《草木春秋》改编而成的。郭廷选创作该剧,一方面以戏剧见才学,庋藏其博物多识和医药学问;另一方面略以寄慨,寄托其"立功勋"、"定华夷"的理想与抱负。     

掇其精粹 订补申说--《左传会笺》影响《春秋左传注》的几种方式

《左传会笺》为20世纪初《左传》注释的重要著作。《春秋左传注》晚出,能海纳百川,富采旧注,择撢群籍,遂有驾旧轶往之势,在《左传》训释诸书之中,最为称首。作为往籍旧说,以《左传会笺》之重,自然纳入《春秋左传注》参考权揆之范畴。对比分析两书,可以看到《春秋左传注》受到了《左传会笺》的深刻影响,主要表现为基本接受、约取其意、取其精粹、作以申发等几个方面。这种对比分析,为正确评价《左传会笺》的贡献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也为深入理解《春秋左传注》的学术成就和特征提供了一种途径。     

《春秋》泓之战记载之三传比析

<春秋>三传对于泓之战中宋襄公的行为从大致相同的史实记载中却得出了迥异的看法,原因在于三传各自的性质和思想特点有所不同.其中<左传>的记载有较为鲜明的史学特点,其叙事之中也体现了一种历史的理性.<公羊传>和<毂梁传>更侧重义理的阐发从而体现出经学的特色.但<公>、<毂>对宋襄公截然相反的评价,其根本原因在于二传之着眼点不同.而进一步思考,<公羊传>的推崇理想和<毂梁传>的注重现实是密不可分的,这正体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一种张力.     

王筠《说文系传校录》之成书及价值

王筠《说文系传校录》(简称《校录》)对徐锴《说文系传》的字头、释义、音切等内容做了全面校勘和研究，成为清代《说文系传》校勘研究的集成性著作。该书初为校补朱文藻《说文系传考异》而作，后另择善本进行系统校勘。在征引传世文献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新见出土文献材料和已有研究成果，旁征博引，考证详尽，规模庞大，创见精审，取得了重要成就。《校录》一书集中体现了王筠对《说文系传》的研究成果，为其“《说文》四大家”之一的学术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南史·文学传》体例辨正

沈约《宋书》不立"文学传",李延寿以此为由,在所著《南史·文学传》中以通常被视为南齐人的丘灵鞠居首。后世对《南史·文学传》这一体例多有诟病,其中尤以四库馆臣为甚。经由考察《南史·文学传》及诸类传体例,可知李延寿的做法自有道理,后人批评有失公允。     

张载《春秋说》初探

张载佚著《春秋说》,南宋以来之官私书目屡见著录,并被诸多《春秋》学著述称引。此书非张载手定,是其门人缀辑乃师讲说《春秋》的言论而成。在学术界的宋代《春秋》学论域中,张载《春秋说》研究一直未受到应有的关注。据初步研究,张载《春秋说》的思想特征为：尊孔孟,重六经,知礼义,明褒贬,尚心解。张载阐发义理,强调＂以经解经＂和＂理明义精＂。皮锡瑞认为,张载等北宋五子＂说《春秋》皆有特见＂。南宋胡安国等继承张载《春秋说》的相关思想,评价其说为＂精要之词＂。     

杜家人的“老精华”

鲁迅先生《自嘲》里写到：“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对沈阳的杜家人来说，这种躲进小楼不关心春秋的日子，已经断断续续过了86年。     

论孔子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影响

司马迁推崇孔子，并把自己写作《史记》比作孔子作《春秋》，在《史记》中多次引用孔子及其《春秋》之言语，甚至以孔子语代言．《史记》的撰著，深受孔子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和寓论于史的修史方法的影响．     

论《史记》“鸿门宴”真相

司马迁《史记》中＂鸿门宴＂一段文字是借鉴了陆贾《楚汉春秋》而写作的。因为《楚汉春秋》渗透了统治者的意志,＂鸿门宴＂所写并非真正的历史事实,具有创作痕迹。＂鸿门宴＂实质上是项羽和刘邦就关中地区统治权展开的政治会谈,项羽兵不血刃地得到关中,而刘邦得以保命。＂鸿门宴＂文字重点叙述刘邦集团,放在《高祖本纪》中更合适。     

戴震《毛诗补传》的学术特色与得失

戴震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大师,其《毛诗补传》是一部既属经学又属文学,内容涉及到由先秦到清代包括天文、地理、历法、历史、小学、音韵学等多个领域的学术论著,值得深入探讨。本文分三个部分进行论述:一、《毛诗补传》的内容与体例;二、《毛诗补传》的学术特色;三、《毛诗补传的》的得与失。《毛诗补传》的学术成就最突出的表现在对字词的训解上,尤其在水地、历算、训诂、名物的考辩上卓有成就。其不足主要表现在将《诗经》作为经学而不是文学,造成了他解释诗意中往往削足适履,牵强附会。     

陆象山的《春秋》学

象山的《春秋》学是他由经学阐扬心学的重要内容。象山在接续啖助新《春秋》学的基础上,在思想上发生转变,啖助新《春秋》学所揭明的“理”只是存于具体史事中的狭义之理,而象山认为《春秋》所存之理等同于普遍存在的本心。由此思想转变,象山《春秋》学也跳出了经学的笼罩,呈现出理学的显著特征。象山基于历史是人心的呈现的判识,进一步聚焦于内惧于心与外恪于礼两个方面来阐释《春秋》,从而对应象山思想的核心理念本心与实学,使象山心学在《春秋》学中得到全面贯彻。     

宋代的《春秋》学与史学

宋代《春秋》学与史学关系密切,相互影响。一方面,宋代《春秋》学重视《春秋》的史学性质,不仅注意从史学的角度阐发《春秋》,也重视用史学方法来探讨《春秋》;另一方面,宋代史家普遍以《春秋》大义为思想指导,不同程度上效仿《春秋》义例作史,使得宋代史学的正名观、尊王观、夷夏观以及正统观等诸多历史观念都与《春秋》学关系密切,又在史体、求真理念及史学批评等史学思想方面体现出《春秋》学的重要影响。     

一部史书启迪一个时代的史学批评——孔子《春秋》史学价值的再认识

孔子所作《春秋》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私人历史撰述,它的问世不仅直接推动了先秦史学的发展,同时也成为最早的史学评论对象之一,带动了先秦时期史学批评的发展。无论是史学领域中《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以及《战国策》从不同的角度关注和评论《春秋》,还是思想领域中孟子、荀子等诸子评《春秋》,《春秋》已成为先秦学人史学评论的焦点,呈现出一部史书与一个时代史学批评发展的密切关联。揭示这一关联,不仅是探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早期阶段发展的一种规律性现象,也是对孔子《春秋》史学价值的一种再认识。     

论顾炎武的《春秋》经传研究

顾炎武关于<春秋>经传的研究,无论是对<春秋>之义考释,还是对<春秋>三传的论证,以及对杜<注>的补正,均集中地反映了他求实征验的治学风格与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而他的<春秋>经传考证的学术方法,则开启了乾嘉考据学.他的以<春秋>经传考证为代表的经学成就,开创了清代新经学.他的治学主张、方法及成就,共同形成一代学术范式.     

论南宋胡氏《春秋》学理论“先进性”

儒家诸经中,《春秋》因其自身的特点,最容易与现实政治生活发生联系。自汉代被列入五经以来,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学者的重视,对其经传的研究代不乏人,成果丰硕,因而逐渐形成了《春秋》学,而南宋胡安国的《春秋》学却后出转精,成为诸多研究著作中的翘楚,曾与三传并列于元、明学官,成为科举考试的圭臬。     

"张飞捉周瑜"故事在通俗文学中的传播——兼论"非小说故事"文学地位的上移

"张飞捉周瑜"故事不见于《三国志演义》,但在戏曲及说唱文学中一直都有流传.其源头最早可追溯至明万历年间刊刻的《草庐记》,后被清宫连台本戏《鼎峙春秋》改编定型,逐渐影响至多种地方戏曲、说唱曲艺.由于《鼎峙春秋》以《三国志演义》为纲,巧妙地将"张飞捉周瑜"故事插入剧情之中,更容易被熟悉小说情节的观众接受,因此产生的影响更大.而这一故事在其他通俗文学类别中,同样存在向《三国志演义》靠拢的趋势.以"张飞捉周瑜"故事在通俗文学中的传播与演变为线索,可以发现许多"非小说故事"通过主动与小说同化的方式,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得到文学地位的"上移",可被视作一种特殊的经典化过程.     

章回小说叙事的《春秋》渊源

中国古代小说在内在精神与叙事笔法上,均与《春秋》存在谱系上的渊源关系,源于说话的章回小说,亦不例外。它的以事见义的叙事目的、决断去取的叙事伦理、直书其事的叙事法则以及尚简用晦的审美追求,均来自于对《春秋》的自觉继承。小说家以《春秋》为法,组织叙事;小说批评家以《春秋》为断,判分高下。被历代奉为经的《春秋》,是操纵章回小说叙事的内在规则,是掌控小说话语的范导性原则,也是深含于中国各类叙事文体中的元叙事。只有认识《春秋》这一元叙事的意义和作用,才能破译出章回小说所隐含的叙事密码,解析出它内蕴的文化信息。     

韦昭《国语》解对《春秋》经传的征引

韦昭《国语》解大量征引《左传》的内容,其作用在于交代《国语》所载史实之背景、补足历史事件的因果以及通过对比两者的文字达到疏通文义的目的,便于读者更为全面地掌握《国语》正文。此外韦昭也通过征引《左传》为《国语》作解,来达到考辨史实细节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征引拉近了《国语》与《春秋》经传的关系,提升了《国语》的史学地位。     

《左传》婚恋叙事与春秋文化精神

《左传》是一部以男权文化为核心的春秋信史,但人类社会的两性格局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观念却使女性与婚恋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面对社会变革中的礼法规定与自身不可磨灭的人性诉求,《左传》婚恋中的女性有着"守礼"与"非礼"的双重表现,某些非礼性关系甚至引发了重大的家国之乱。《左传》婚恋叙事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考察春秋文化从"天命"转向"人道"的精神轨迹。     

司马迁对孔子史学的继承与发展

司马迁继承先秦以来私家著书的传统,发扬孔子作《春秋》的史学事业,创作了《史记》,成其"一家之言"。司马迁对孔子史学的继承与发展,从二者的著史目的、撰述笔法、编纂体例、史料处理原则等几个方面得以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