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跨文化传播的“矛盾互动”

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谱系中的经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关理论的提取和论述,发现三个要素间的关系是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西方社会将他者社会三要素间的关系简单“因果化”是造成对中国的偏见和教条主义论调的原因。基于此,进而尝试引入文明冲突的批判维度,对经济社会、制度设置、意识形态和文明冲突批判四个维度的论述,以探析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与文明间跨文化传播的互动矛盾是怎样形成的,如何实践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的构建。基于本土文化遗产和历史遗产的表达,提出讲述自己故事的“中国叙事”,探讨后疫情时代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实践创新。     

国际传播视域下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构建——以新闻驯化与新闻反驯化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在国际传播策略性叙事中,如果把与“新闻驯化”相一致的传播本土化和与“新闻反驯化”相一致的新闻全球化这一对表面上的矛盾纳入“球土化”的理论视域进行考察,则是可以调和与协商解决的,进而还可以为国际传播中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供中国的世界观和可资借鉴的传播方法论。在“球土化”视域下建构融通中外的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对于中国的主流媒体来说既是风险挑战也是时代机遇。坚守国家宏大叙事的立场,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的原则,把中国的国际传播工作与国家形象建构勾连起来,是新时代中国新型主流媒体建设与发展的观测点、发力点和动力所在。     

从软实力到“暖实力”:中国国际传播理念创新的话语、维度与愿景

国际传播理论与生俱来的文化帝国主义烙印在当前全球传播生态变迁和波谲云诡的国际局势中逐渐式微。由于缺少共情话语与观念生产的能力,加之“中国威胁”话语建构日趋复杂,我国国际传播策略与效果层面的短板尚未克服。“暖实力”的提出,有利于探寻突破西方话语霸权和符号体系的方法,打造既本土化又彰显中国善意的共通话语、符号和叙事范式,亦是在全球传播语境中建构中国标识性话语的新探索。全球信息传播所遭遇的传播折扣因素、“暖实力”的价值升维要素、“暖实力”编码/解码、中国形象建构以及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宏观技术路线,构成了中国“暖实力”的国际传播框架。以战略传播理念构筑“暖实力”国际传播内核,以新技术赋能“暖实力”国际传播效能提升,以中国善意聚合“暖实力”国际传播内在动力,以“对话人格”形塑“暖实力”国际传播行动框架,有望成为中国“暖实力”国际传播的可行路径。     

网络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传播的三重途径

网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传播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目标，同时要求借助网络红利做好对外传播和国际传播工作，因此“理论掌握群众”“群众掌握理论”和“讲好中国故事”的三维需要共同规定并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有效进行。正因对满足思想武装需要、生活实践需要和国际传播需要的追求，“理论掌握群众”“群众掌握理论”和“讲好中国故事”便构成了进一步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传播的新途径。结合上述三维需要，以传播者、传播对象、传播途径、传播内容等要素为着眼点，剖析当前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传播的现实实践，并进一步抽象出具备可借鉴性的具体途径。借助网络时代的特点与优势，在新的历史方位上着力优化三重途径、努力实现三种需要，将有助于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有效性。     

面向Z世代的国际传播:历史、理论与战略

作为全球最大代际群体的Z世代，正通过日常传播实践深刻影响着国际传播格局。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进中华文明更好地走向世界，需要开展面向全球Z世代的国际传播研究。全球Z世代既体现出“数字原住民”的共性，又存在区域国别差异，折射了世界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图景。研究发现，在历史层面，面向Z世代的国际传播可以追溯到社会学中的世代研究和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研究；在理论层面，政治、经济、文化和媒介技术等的相关理论为Z世代国际传播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在战略层面，要开展面向全球Z世代的战略传播设计，构建面向全球Z世代的多元行动者网络，打造面向全球Z世代的对外话语体系，通过面向Z世代的精准化国际传播，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中国梦”的国际话语体系构建与对外传播

"中国梦"的话语体系分为主权国家话语、民族文化话语和社会个体话语三个层面,具有不同的话语构建方式,在此基础上分别对应不同的传播策略。"中国梦"话语存在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两个维度,分别具有不同的传播"偏向"特性。"中国梦"在国内与国际两个不同场域中传播,在国内传播话语日臻完善的同时,更要突出国际话语体系建设。在对外传播中,"中国梦"既要适应国际话语语境,也要保持中国话语的特色与"硬度",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与对外传播能力。     

中原学的发展与传播研究

中原学概念的提出与学术体系的建构，体现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原担当，是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使命和学术自觉。根植中原历史文化和中原经济社会发展，中原学在理论研究、学术队伍、指导实践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中原学的“四梁八柱”诸如黄河学等学科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在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构建全球文明对话方面颇有建树。着力提升中原学的传播力、引导力与影响力，应从中原学学科基础、政策支持、方式方法等多个路径入手，通过构建扎根中国、上下发力、融通中外、立体综合的新时代中原学学术话语体系，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南实践提供巨大的文化力量和思想支撑。     

外籍人士的浙江叙事——跨文化传播文本解读

在浙外籍人士关于浙江及其所在城市的叙事是跨文化交流中较为蕴蓄的存在形式.本文以后经典叙事学为研究路径,解析在浙外籍人士多样的叙事方式,并从三方面阐释外籍人士跨文化传播文本的叙事策略:叙事声音、叙事语法和叙事结构,探讨外籍人士作为文化“他者”的叙事建构,指出外籍人士的叙事本身就是一种宣传,其隐性的传播效应需要合理的利用和把握.     

理论、历史与传播：国家形象传播视域下“中国之治”的三重逻辑

当下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呼唤新的全球治理秩序的出现,从而可以跳出单方主宰或文明对立的窠臼,呈现更多的可能性,并逐步发展出一个共生、共治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中国治理体系思想结晶的“中国之治”,成为传播中国形象和发出中国声音的内生动力与重要支点。在传播形态上,“中国之治”与政治传播、战略传播等紧密联系,对“中国之治”的解读与阐述不仅有助于深入思考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也可为中华文明、国家形象研究开辟新的学术领地。具体来说,从国家形象传播角度观照“中国之治”生成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传播逻辑,不仅有助于推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通达“共生”“共商”“共建”“共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亦有助于推动“中和”的中国国家形象与气质的建构与传播。     

中国对外报道观念的变革与建构——基于国际传播能力的考察

作为对外宣传的有机组成,对外报道是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体现.从现代传播体系构建国际传播能力的高度和要求出发,中国对外报道需要进行观念的变革与建构,即从传者中心论的对外宣传走向内外有别的对外传播,最终达致基于国际传播新秩序与体现传播技术进步方向的全球传播.     

“土味文化”传播研究——基于讲好乡村中国故事的视角

作为一种原生的网络亚文化,“土味文化”出现于2016年。目前,关于土味文化的学术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土味文化的传播路径体现出“农村包围城市”的特点,大致经历了“圈内传播”“出圈传播”“全民传播”“全球传播”四个阶段。土味文化是互联网发展催生的乡村传播狂欢,属于城乡文化碰撞融合的产物,体现了社会转型期大众审美趣味从“审丑”到“归真”的变迁。土味文化承载着对中国农耕文明和乡土文化的赞美,让中国乡村更多地被看见,并提升了中国农民的文化自信。土味文化为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叙事模式与话语的创新实践。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向世界讲好乡村中国故事的传播实践中,需要从留住土味、营销土味、提升土味、融合土味、拓展土味五个方面着力,积极挖掘、培育和传播土味文化。     

新时代中国对外融通话语体系的构建逻辑与现实面向

国际话语权博弈是赢得人心、影响世界之争。当今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西方话语霸权体系的自我解构、新媒体的急速变革,以及中国人全球观的嬗变、知识生产的创新、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实践,都为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供了必要条件。中国对外话语融通体系的构建逻辑是以顶层逻辑为指引、底层逻辑为实践路径,通过事实逻辑、情感逻辑实现“共情”传播。该体系以开放包容、平等理性、求同存异的态度看待多元文化,为世界提供了一个“融合”而非“分裂”、“多元互补”而非“彼此博弈”的共赢话语模式。加强顶层设计与国家战略叙事、夯实对外话语体系的基础、构建多层次对外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叙事能力、促进中外民心相通、创新传播平台和传播形态,是构建对外融通话语体系的主要路径。我们应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人类共同价值为核心,打造“以我为主”的对外融通话语体系。     

国家形象传播范式辨析

在新的传播情境下,国家形象传播主体的分散、去中心化,传播内容及其出口的多元化可能导致价值导向冲突,中国国家形象工程决非政府和大众传媒所能单独承担;传统的叙事方式也面临挑战,宏大叙事遭遇细小叙事的消解;在传播内容上,携带国家形象信息的浩繁文本相互交织和影响,硬传播面临受众转场的窘境;国家形象传播的受众已今非昔比,借由网络自我赋权的网民同时也传播并改变着国家形象文本的生产方式。这些变化都需要重新检视国家形象建构的传播范式选择。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的海外认知与传播

共建绿色“一带一路”是中国为参与国际合作、促进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提出的中国方案。绿色发展理念是在气候危机严峻、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转型时期驱动“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走深走实的重要依托。然而，在地缘政治格局重塑与国际传播语境嬗变的背景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传播情势也面临挑战。而许多有代表性的国际组织、海外媒体、海外学界、国际智库等不同类型的传播主体，通过权威性、大众化、学理性、专业化等不同特点的传播方式，对“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的内涵、模式、意蕴进行阐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这一理念的认知与认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绿色发展理念的海外宣传工作必须统筹国内与国外两路资源，充分调动海外传播主体的积极性，发挥海外传播资源的优势，推动构建内外联动的全方位、多层次、持续化的中国理念海外传播体系，从而增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与吸引力。     

以主流媒体融合创新提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影响力

在互联网时代,对外传播是一个国家提升国际形象、增强国际竞争“软实力”、输出国家价值观的“舆论重器”。在世界多元化发展的格局下,中国主流媒体长期形成的舆论宣传体系,已很难适应当前对外传播的实际需要。如何在顶层设计、内容创新、传播手段上探索新路径,向国际社会更好展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具有时代性、现实性和紧迫性。对此,主流媒体应从积极谋取国际话语主动权、加强对外传播顶层设计、优化传播策略、创新传播话语表达等方面入手,提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的影响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重要论述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高度,围绕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建设怎么样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怎样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等一系列重大课题,形成了内涵科学、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全媒体传播理论体系。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核心要义和价值意蕴,能够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支撑,有助于把握推动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的现实路径,从而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构建与我国国家实力相匹配的话语体系。     

核心价值观的缺失与构建传播——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反思与对西方文化产业的借鉴

核心价值观是处于文化最深层的内隐文化体系.本文通过系统梳理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对外扩张过程中的核心价值观的传播特征与构建,深刻探讨其所隐含的核心价值诉求指向,指出其文化产业发展的宏观战略是对外贸易全球化、资本支持全球化和商业运作跨国化,以实现文化传媒的“传播培养”功能,将文化产品与核心价值观进行有机融合和高效传播,依靠“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文化软实力核心内容,全面渗透到文化产业链之中,这是西方输出其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也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重要的对外战略思想和传播策略.这对于尚处于发展初期的中国文化产业,无论是在市场化实践操作还是在思想文化意识导向等方面都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借鉴意义,整合中国丰富的文化资源、增加产业的文化附加值、以品牌文化商品作为国际贸易载体面向国际市场,是中国核心价值观向世界传播的有效路径.     

论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国际传播

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是中国政府与人民根据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作出的伟大战略抉择.加强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国际传播是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国际格局中所扮演角色的追问和提高国家软实力的迫切需要,同时会加速解构西方传统霸权崛起理论在国际社会的习惯性影响,开辟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平发展的成就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构成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国际传播的有利条件.要进一步加强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国际传播,必须继续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着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与周边睦邻友好关系,打造中国和平发展的话语体系.     

“五W”传播模式下农村场域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研究

农村是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以罗德·拉斯韦尔的“五W”传播模式作为研究范式,对农村场域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困境、缘由、路径加以检视.当前,农村场域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存在传播主体缺乏专业的理论修养、传播对象缺乏基本的文化品质、传播渠道缺乏有效的输送媒介、传播内容缺乏本质的思想内核、传播效果缺乏大众的思想认同等现实困境.这无疑与基层党组织重经济发展轻思想教育、农民热衷宗教信仰与封建迷信、主流意识的高雅与化解现实矛盾的脱节、基层干部思想堕落作风腐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当务之急,农村场域传播主流意识形态需要组建高水平的专业理论宣传队伍;发展农村经济与提高农民修养并举;关切农民的内在理论诉求,区分不同对象分类施教;构建农民大众化的话语体系;丰富主流意识形态渠道媒介.     

传播、政治传播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体系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可以引入传播学的视角,从而形成政治传播制度研究的新课题。只有全面、准确地把握传播学中“传播”概念的内涵,才能拓宽传播研究的视野,确立“政治传播制度体系”的研究框架才有理论依托。同时,也应界定“政治传播”与“政治传播制度”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