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者名流与陕西地方志的修纂

清修陕西地方志是陕西乃至全国旧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不乏质量上乘的佳作,这些名志大多出自学者名流之手。乾隆年间毕沅抚陕,主持并倡导修志,掀起了学者名流参与陕西方志修纂的高潮,此风气一直沿及嘉道时期。学者名流的学术经历、学术思想及修志主张在方志中均有体现,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陕西方志的质量和学术价值,对当时及以后的陕西方志修纂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代民国河南方志方言著述的编排体例及价值

地方志作为全面、客观、系统记载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的重要功能。方言是一个地域的人们最方便自然的交流工具,是地域文化的承载者。一个地方的方言、历史只有在地方志中才能被详实记录和保存下来。清代、民国河南省地方志种类繁多,但方言志相对较少,对方言的记载不重视、也不完整。清代民国河南方志中的方言材料,其亮点不仅反射在语言学方面,还对研究河南的历史、民族、民俗等都能提供可靠的材料支撑。     

西安历史街区的保护——以七贤庄历史街区保护为例

西安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其历史景观的保护一直备受关注。2008年5月6日,第四次《西安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正式获得国务院批复。在这次城市总体规划中,七贤庄街区作为红色革命教育基地、西安近代建筑群,首次被纳入西安历史保护街区范围。通过对七贤庄保护地区的历史文化要素的实地调查,明确了这一保护地区的红色遗产价值、传统民居价值、社会价值等。同时根据这个地区的保护现状以及历史建筑物的特点,结合日本历史街区保护的理念和经验,提出改造这一地区的一些基准和原则,以期避免历史街区修复保护中的一些问题。     

西安大遗址保护理念与城市文化创新

西安是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3 000余年的城市发展史。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历时1 100余年。西安延绵不绝的灿烂历史,赋予了西安极为丰厚的文化积淀,使西安享有天然历史博物馆的美誉。     

对西安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所谓西安学,就是通过人文的、社会的、自然的各个侧面的研究,对以现西安市为中心的、在自然条件基础上和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关中核心区域的文明形成基础及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规律进行整体研究的一门学问,是以人文、社会和自然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在理论上上升到一个更高层次的综合性学科.西安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多学科的深入综合研究,上升到更高层次的总结和提炼,总结出西安历史发展的区域特点,发现西安社会经济文化大战的本质内涵,构建西安的区域精神,从而为推动和谐关中的建设服务.从地方学的本质来说,命名为"西安学"比"长安学"更为科学全面.     

论清代文字狱对小说文本形态的影响

清代频发的文字狱和小说禁毁政策,使小说家、编选者或书坊主产生了强烈的惧祸意识,并最终在小说文本形态上反映出来。那些因文字狱而遭到禁毁的小说尤其是时事小说,其文本形态往往在刊行过程中被大幅修改;有些小说虽然未曾引发文字狱,但为避免触犯时忌,书坊主在刊刻过程中也会对那些与时政有关的敏感内容主动作出"修正";文字狱及小说禁毁政策对清代小说家的创作心态产生了显著影响,并由此左右了其小说文本建构策略。     

清代别集研究的成就及其在清代学术史中的失落

对于历代别集研究,清代堪称集大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出现了不少大部头著作,二是对更多别集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整理,三是研究更为深入。但有关清代学术的研究著作却很少提及清代别集研究的成就,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清代别集研究不像其他学术派别那样体系清晰,二是清代学术的发展方向导致别集研究的流失,三是后代学术领域对清人别集研究的忽视。     

西安：中国古人类的发祥地之一

秦岭盘踞于中国中部,绵延两千余里,是中国南北的分界线,更是中国古人类和古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中华文明诞生的摇篮。秦岭北麓陕西段终南山下是黄河支流渭河盆地的核心地带,是黄土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安远古时代,气候温和湿润,膏壤千里,自古以来就有先民生息、繁衍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远古文化和辉煌的古代文明。从猿人到智人、到新人,从旧石器到新石器、到金石并用时代,西安地区的远古人类走过了上百万年的艰苦历程。西安地区的这些远古文化遗存不仅揭示了我国原始社会从发生到发展乃至解体的全过程,而且对于研究私有制的产生和国家的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还证明了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由必然王国向走自由王国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巨石叠起的文明 世界文化遗产地——集安高句丽文物古迹旅游景区

集安位于吉林省东南部,气候温和,风景秀丽,民风淳朴,素有“塞外小江南”之美誉。集安是世界文化遗产地、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级生态示范市。集安历史悠久。早在3000多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高旬丽是中国古代东北地区边疆民族政权之一,也是我国北方存续时间最长的少数民族政权。汉孝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夫余王子朱蒙在西汉玄菟郡高句丽县建国,故称高旬丽。后建都于纥升骨城（今辽宁省桓仁县境内）。     

论清代杂剧的个人化倾向

清代杂剧作家深化了明中后期杂剧作家个人化的观照方式,他们以自我为中心,融己身入剧,注重主体情感与个体趣味,使个人化特色表现在戏曲活动的各个方面。这一个人化倾向有其产生的独特原因,它在推进清杂剧案头消亡的同时,亦促成了文人杂剧的最终完成。     

简论清代海防观念的缺失

清代建国伊始,海防观念的缺失和海权意识的薄弱就从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禁海迁界,毁船内缩,使清朝放弃了进取、主动的海洋战略与海防策略,在借助海洋而咄咄逼人的西方侵略者面前,被动挨打;以禁为防,使中华帝国在西方海权意识蓬勃发展,海外殖民活动如火如荼的重要时期远离了海洋,走上了另一个极端;重陆轻海,使清朝坐失良机,自酿苦果,形成了有海无防、有海难防的局面.海防观念严重缺失,海权意识极为淡漠,使得陆权也难以维护,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的失败.     

清代判词语言的法文化视角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外壳,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以清代判词语言为视角,可以清楚地看出清代判词深厚的礼法文化背景。这种法文化对它的载体施以法的影响和制约,这种特定的法律文化造就了清代判词语言特有的风貌:雅俗相谐、质而有文。     

试论清代两次迁陕移民对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清代陕西曾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移民迁入。第一次是康熙二十年到咸丰末年;第二次是在光绪初年到清末年间。通过这两次移民的迁陕过程填补了陕西人口不足的劣势,改变了当地人口的结构;刺激了清代陕西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当地风俗文化向多元化的发展;虽然也造成了当地生态环境的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总的来讲移民迁陕的积极影响要远远大于消极影响。     

西安历史文化的特质

西安历史文化,具有与生俱来的文明首创精神、智慧深邃的长治久安之计及不断发展的开放包容气度。要把西安建设成为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既要充分挖掘历史文化的有形遗产,又要着力透过有形遗产去揭示历史文化的精神内涵,使两者相得益彰。     

清代至民国时期三江区域移民对赫哲族社会发展的影响

由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经所构成的三江区域,自古以来是赫哲族、满族等先民繁衍生息之地,清代至民国时期不断有汉族等民族移居该区域,从而改变了这一区域的人口与民族结构、生态环境与语言环境、生产与生活方式、传统观念与习俗,这是造成赫哲族逐渐汉化的重大外力。特别是在经济结构上,使赫哲族由历史上较为单一的渔猎经济向渔猎、农业及商品交换经济兼容并存的多元经济转化。     

清代宋诗选本的江南地域性

清代宋诗选本的地域性特征尤为明显,编选、校勘者多为江南人,辑撰、刊刻、流播地也多在江南,这不仅与江南丰裕的经济有关,还与其尚文好诗的诗性文化有关。江南宏富的私家藏书也为清人编撰宋诗选本提供了有力的文献支撑。     

清代今文经学与吕思勉的史学研究

吕思勉治学曾深受清代今文经学的影响,但作为近代史学家,他治经主要是为获取治史的材料,注意今文经与古文经的派分也是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在经学的史料价值判断上,他早期相对偏重于今文经,后期则逐渐实现了对今古文经的兼采并重。吕思勉对待清代今文经学的态度和方法,为继承和扬弃中国传统学术资源,完成近代学术文化新旧转型树立了良好典范。     

西安文学作品形象与西安城市文化形象的悖谬性——二元张力下的文学形象与城市形象的调适性问题

西安文学作品形象与西安城市文化形象作为西安都市文化发展的两维,理应具有协调性。然而在现实发展中,二者却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悖谬性特征：前者表现为一种古典、颓废的城市艺术景象,后者则呈现为一种现代、时尚的城市艺术肖像。要树立西安＂现代国际化大都市＂的形象,塑造＂陕西文化强省＂的品牌,推进西安都市文化的健康发展,就必须正视并解决这一问题,从二者的协调性、特别是从西安城市文学的角度予以思考。     

西安城市空间结构的近代化表征及其成因

目的：近代西安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由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发展的历史巨变,城市空间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转型过程为建国以后西安城市化进程奠定了基础,不同程度制约了城市的发展方向,是今天城市建设发展决策的重要依据;方法：通过历史文献、档案以及实地踏勘,采用交叉学科分析方法,研究西安城市空间结构的近代化表征及其成因;结果：揭示了近代西安城市中心模式、交通结构、工业发展及其布局特征、商业空间、绿化休憩空间、祠、寺空间以及居住分异等7个方面的演变及其规律。     

西安的“蒙元记忆”——受蒙元政治文化影响的西安地名探析

地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研究一个城市发展的"活化石"。西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亦保留了众多历史地名。元代安西王的出镇与大量蒙古军民的迁入,也使今西安地区保留了一些受蒙元历史文化影响的地名。这类地名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为直接受蒙元时期历史影响而保留的蒙语地名,如泘沱等;另一种为后世对蒙元历史追忆而起的地名,如斡耳垛等。安西王及其王府的巨大历史影响力,以及之后蒙汉民众的和谐交融,均使得这些受蒙元文化影响的地名保存至今。这些独特的地名不仅对研究元代关中地区的社会历史具有重要作用,而且亦是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