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属地管理何能实现“守土有责”？

属地管理作为基层行政体系和基层政府行政的指导性原则,强调以地域作为划分标准来界定政府间责任,赋予属地政府一定的自主空间,由此来实现守土有责的预期目标。但在实践过程中,责任属地与权力属地、资源属地的脱节,责任兜底与自主性缺失的冲突,问责过严与考核机制刚性的矛盾使基层属地管理陷入多重困境。为使属地管理回归到守土有责的设计初衷,应建立健全权责清单,落实责任属地、权力属地、资源属地;建立治理资源下沉机制,发挥属地政府的自主性;严格监督问责,健全弹性灵活的考核机制,从而提高基层治理质效。     

问责的混合效应与基层避责行为的策略性变化

近年来,强化问责的制度设置与基层治理的现实困境同步发生,问责能否有效抑制基层避责逐渐成为研究者和决策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基于问责的混合效应,对一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问责和避责是一组镜像概念,尽管自上而下的问责在约束基层干部行为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基层干部也会通过诸多策略性行为进行反馈。由于实践中问责政治属性的强化,以及问责的泛化、简单化造成的非对称性风险、不稳定预期、选择性适用等问题,致使部分基层干部倾向于以不充分的努力来执行其任务,将资源从高质量的行政活动转向没有生产性但风险较低的活动。对于问责混合效应的理论发现有助于拓展问责和避责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并为进一步优化问责制度提供借鉴与参考。     

过度问责与过度规制——中国质量安全规制的一个悖论

中国质量安全事件的频繁爆发往往引致对监管者的"过度问责",这种问责致使质量安全监管部门倾向于采用临时性、运动式的措施来干预企业的微观生产行为,形成对企业的"过度规制",但这反而不利于企业履行自身的质量安全责任,结果就是质量安全事故不断,公众对于政府规制的负面评价增多,过度问责的可能性增大。要改变这种"过度问责—过度规制—过度问责"的恶性循环,一方面应该针对企业建立激励和约束相容的质量安全责任机制,另一方面更要对问责体制进行改革,从而避免对企业质量安全行为的过多介入,让企业成为真正的质量安全市场主体。     

新时代环境问责的法治困境与制度完善

我国环境问责的制度实践先后经历了初创、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当前,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构成新时代环境问责的基本底色,推动着我国环境问责制度日臻成熟,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在以法治为视角对现阶段环境问责实践进行检视时,可以发现其还面临适用依据不完善、问责主体及其职权设置法定性不足、责任对象权责对应不强和制度运行法治镶嵌有限等困境。需要明确环境问责制度发展的法治路向,实现环境问责的法律完善、主体法定和权责一致,在制度运行中镶嵌程序正义、民主参与、公开透明和权利保障等法治价值和理念。     

问责:大学章程制定实施的制度保障

新制度主义强调,制度背景会影响行动者对策略的选择.制度既具有制约选择与行动的作用,也会赋予行动者权力,对行动者具有使能作用.大学章程的制定实施是大学的一种重要行为,大学是否制定章程、是否认真按章程办事,与其所处的制度背景有重要的关联.设置一套合理的制度能保障大学章程的制定实施,问责制就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问责机制包括权责体系、问责内容、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程序、问责后果等要素.只有构建科学合理的问责机制,才能使高校问责与大学章程制定实施高度契合,形成良性互动,从而保证大学章程的有效实施.     

完善我国"无为问责"制度的理性思考

"无为问责"是建立在"权责一致、有权必有责"理念上的一种问责制度.完善"无为问责"制度,必须规范"无为问责"程序,杜绝"家长式"问责;坚持权责对等,避免简单化"苛责";明确"无为问责"范围,区分责任限度;扩大"无为问责"主体,拓展多维问责;加强"无为问责"制度建设,完善相关制度;提升公务员责任意识,优化问责环境.     

制度的虚置与行动者的缺席——基于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问题的分析

对于当前行政问责制的现状,人们普遍提出了异体问责的主张。同体问责是必要的,但同体问责的弊病既是客观的事实,也是制度决定论及想象的结果。无论是同体问责还是异体问责,都面临着制度虚置和行动者缺席的问题。推进行政问责,发展和完善相关的制度安排非常重要,但行动者是能动性的要素,必须要寻找激励行动者的方法,激活潜在的问责者。     

从"权力本位"到"责任本位":政府职责体系建设的理念变革

政府职责体系涉及各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的职能配置与权责结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力本位和责任本位是政府职责体系建设中的两种价值理念取向。权力本位价值理念强调政治权力在政府职责体系中的支配作用,责任本位注重责任配置对于政府职责体系建设的关键性影响。从政府职责体系建设的过程来看,在价值理念层面经历了从权力本位到责任本位的转化过程。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政府职责体系优化应坚持责任本位的价值理念,以权责一致为核心原则、以协同高效为追求目标、以法治制度为基本依据、以究责问责为坚实保障。     

对转型期行政权责失衡问题的思考

保障行政权责的对等和一致,是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塑造责任政府的关键。但长期以来,在行政管理 实践中,权力与责任脱钩,有权无责现象较为普遍。“政府本位”、“全能政府”、法律法规存在漏洞和缺陷、“暗箱行 政”等等是造成行政权责失衡的主要原因。消除行政权责失衡,实现行政权责对等和一致,关键要进行制度创新, 全面构建新型的行政权责对等保障机制:加强适应现代法治社会的行政文化建设;彻底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责 任法定化;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深化政务公开,扩大监督主体知情权。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地方政府责任的问题与化解

在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府责任新内涵的基础上可以发现,地方政府责任落实受到体制机制与复杂环境的影响,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制度缺陷导致的"唯上不唯下"的责任向度;"条块"关系导致的权责不清与责任冲突;社会的多元复杂性与网络政治对政府责任带来的新挑战共同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地方政府责任面临的问题。对此,化解路径需要从调整制度结构、完善权责清单,强化问责、促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和提高利用大数据的能力几个方面展开。     

我国实现责任政府的理念转变与制度保证

“责任政府”既是一种基本价值理念，又是一种制度安排，对我国行政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其内容可按不同标准作不同的划分。 在我国，要实现责任政府，不仅需要在理念上完成从管制向服务、从重权轻责向权责并重和从非完全责任向完全责任三大转变。更需要通过制度的创新和建设来保证政府对其政治、行政、法律和道德责任的承担。     

问责：治理带来的新挑战

治理过程中社会更多关注到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所担负的责任,随着社会多元治理格局的形成,社会管理从管理理念到管理方式发生了众多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权责背离现象的产生,问责面临众多新挑战.对这些问题的剖析不仅能推动我国社会治理的进一步发展,更有利于和谐发展的中国格局的进一步完善,有利于实现“五个现代化”.     

建立和完善党内问责制问题研究

党内问责制是一项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我们要针对当前建立和完善党内问责制面临的困境和问题,通过尽快出台<党内问责条例>、树立权责对等的理念、抓准问责重点、建立科学的问责机制、理清三大关系、营造和谐的党内"问责文化"、切实推进党务公开,为建立和完善党内问责制提供有力保障.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及其法治化建设

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经历了一个从权力问责到制度问责．再由制度问责趋向于法治问责即问责法治化的过程。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法治化对推进法治国家建设、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加强公民权利保障和完善反腐倡廉机制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法治化的基本理念应该包括公众参与、规范统一、程序公正、权责一致、救济有力五个方面,其中公众参与理念是核心。     

突发环境公共事件中的公众参与困境及其化解路径

近年来,我国环境公共事件频发。这一方面反映了普通公众对环境权益的关注和参与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凸显出公众在参与环境公共决策过程中存在的困境和不足。对我国2005—2013年代表性环境事件的分析结果表明,传统政治观念、制度供给和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通过自我修正的方式化解公众参与困境。为避免付出更多的经济和社会成本,重塑政治合法性,应从治理理念出发,以公共利益为基石,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结构,拓展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培育组织化的参与表达机制,从而使环境决策更具有利益包容性、透明性和可问责性。     

公共治理行动体系的责任结构分析

公共治理就是在“国家—市场—公民社会”的多元网络中更好地行使公共权威的互动合作过程。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作为公共治理行动体系最重要的组织化行动者,它们之间的责任结构对于治理的成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治理体系的责任结构就是指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在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和角色。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治理的责任结构,即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行动的限度和范围,以及为确定的目标选择合适的治理工具;行动者的角色定位,即三者相互之间的权力与支配(或被支配)关系;行动者尤其是政府必须为其行动及其后果承担责任。对于我国当前的公共管理改革,该分析的启示在于政府应努力发展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组织,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有限而负责的政府,承认合作伙伴关系,并致力于拓展政治参与。     

政治问责的内涵及其实现——一项基于最新研究进展的述评

对于现代国家的治理而言,政治问责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然而,政治问责的内涵纷繁复杂、变化多端,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惩罚,相关的理论问题亟待厘清。本文在现有西方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指出可控性、透明度和回应性是支撑政治问责内涵的核心要素;在实现机制上,选举问责、平行问责、社会问责以及共同治理的问责是四种突显且优势互补的模式;就政治问责绩效而言,与制度化变量、结构变量以及行动者要素密切相关,这三组因素之间的互动将最终决定是否进行政治问责、以及能实现何种绩效的政治问责。     

风险、制度与激励:官员避责策略的解释性框架——以A区应急管理局为例

近年来官员避责现象在基层政府中有所蔓延。基于长三角C市A区应急管理局实际运作的案例分析结果表明，官员普遍通过监管风险减持、文件通知到位和任务照单执行等策略避责。官员避责策略是风险环境、制度条件和激励来源交织的结果。风险环境外在催生官员避责取向，制度条件对官员避责行为起到软约束及硬加剧的作用，激励来源则内在激发了官员避责动机。对于官员避责现象的治理，一是要靶向施策，以工作环节的性质和影响决定责任的归属以及规制的方式；二是要根源施策，增强治理水平以克服风险特性和风险规模带来的避责取向。     

行政问责制的本质、内嵌关系及其异化风险

“责任”的功能在于确定奖罚,责任制度则以制度的形式确认公务员在责任面前的积极主体性。“问责”制度涵括“解释”和“归责”两大程序,因此,就其本质而言应当是一个探究问题根源并进行改进的过程,而非单纯追求归责的结果。问贵剖的功能正常发挥依赖于嵌入其中的公共与私人、公民与政府、个体与组织、上级与下级、行为与规范以及政治与行政的关系等得到妥善处理。当这些关系在问责过程中被扭曲时,问贵制就存在功能性、程序性和结果性异化的风险。     

网络行政问责的特征测度与运行效果——基于149个案例的实证研究

以问责程序为视角,通过对2008—2014年人民网舆情频道案例库案例的定量分析,测度网络行政问责的特征和效果.研究发现,网络行政问责发起、处理的效率逐年提高;发起工具主要是网络论坛发帖和微博、博客曝光;问责内容侧重领导干部或公务员的“恶劣言行”“选拔任用”“生活作风”等;问责原因以违反执业规范和行政违规为主,多属事中和事后的监督;问责对象指向处级以下领导干部;问责结果多涉及停职和免职等.结果表明,网络公众和传统媒体不断融合,共同促进问责效率提高;建立从网络公共舆论到党政部门启动问责的衔接机制,细化实体行政问责制度,将有助于进一步提高网络行政问责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