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禄不为贪”——对两汉士大夫官僚食禄心态与取向的宏观考察

秦汉社会转型变局下,士人群体传统食禄模式遭遇困境与冲突,两汉士大夫官僚为此作出因应与调整,形成新的食禄心态与取向.这一食禄心态的表现包括:“仕不为禄”“禄不为己”及多分俸之举等.这些倾向的发生,既源自士人们从先秦时代开始形成的对任何形式的“受财”均保持警惕的传统,受到儒家“义利对立观”的直接作用,同时也离不开道家与周易思想的长期濡染,并且有可能受到了两汉豪放尚侠社会风气的影响.但“干禄不为贪”口号的提出,从本质上看,或是两汉士人阶层面对经济地位已然不独立的不利状况,努力保持对禄食的最小依赖,重新寻回理论与精神平衡的独特应对之道.     

文儒之间:韩愈的身份自塑及其典型意义

韩愈在不同场合表现出儒者与文人两种身份的矛盾或一致,并通过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互相拼合,塑造出一个完整的士大夫形象。韩愈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之间的矛盾产生于不同空间、场合自我表达的需要。韩愈激切外露的个性使得他没有从个人心性到外在言行全方位地展示儒者角色,而他强烈的表达欲望则将诸多看似不协调的因素统一起来。韩愈处于中唐儒学与诗歌发展的交汇点上,他的身份自塑揭示了古代士大夫的角色组合模式和创作形态,其身份认同也成为后世士人的典型代表和重要参照。     

模拟与创新：先秦两汉“模式文本”的生成及意义

“模式文本”在先秦两汉的诸子史传中广泛存在,尤以谏君说理和写人记事类最为流行,表现出高度模式化叙事的特点。根据先秦两汉模式文本的实例可归纳出它们的三个特征：其一,最为本质的核心叙事模式相对稳定,但人物、对话等细节会有较大区别;其二,模式文本在继承旧叙事模式的同时,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创新,如增添较多细节;其三,谏君说理和写人记事类模式文本的流行,与先秦两汉士人频繁的劝谏游说活动以及对人物的塑造有关。模式文本的生成有变异和模拟两种方式,尤以模拟为主。出于谏君、撰史的需要,先秦两汉士人模仿既有故事的叙事情节,利用“故事模式库”中的模式创编故事,借助旧的模式完成新文本的创作。     

走向文章之士的心路历程--从汉代的三篇不遇赋谈起

汉代大一统政权的建立 ,使得战国时激扬的主体精神难以再现 ,士人因此产生“不遇”之感。士人在解释“不遇”处境的同时 ,试图重新体认并适应外在环境。基于不同的时势和对自身处境的不同认识 ,士人先后尝试了几种可能的立身方式。这一过程中士人角色意识的转换 ,显示出由策士到文章之士的心路历程     

王弼的阐释学思想与经学玄学化的破坏性误读──兼论儒道诗学的“内道外儒”人格构成

在中国古典阐释学的发展历程中．由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转向所引起的经学的玄学化是以王迅为肇事的历史界标的。儒家士人主体“立言”的经典文本在王迅的破坏性读解下开始走向意义的解构。王迅以玄妙的清谈即把先秦两汉多少巨儒封闭在经典文本中的儒家文化世界和儒家诗学世界颠覆得支离破碎，从而引起了一个民族文化形态和诗学理论思维的转型。     

点评社会风气两千年

先秦两汉——道德坚守 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这就是老祖宗们近乎变态的道德律。孔夫孑。因为盗泉之水不喝；遮着脸的饥民就因为施舍者“喂”了他一声，宁可饿死。二桃三士，太子申生，介子推，王烈遗布，天知地知，这样的故事数不胜数。这是一个令人充满美好幻想的时代，无论身屑庙堂还是隐身乡野，士人是那么彬彬有礼．草民也效仿贤人，对道德的坚守有着一种近似偏执的疯狂。就这样还被孔夫子骂了一句礼崩乐坏。或许在今天看来，这个时代耻感爆表，道德洁癖。但正是它的存在，给全民族带来了虚幻的优越感，可以大言不惭：我们是文明古阳，我们是礼仪之邦。     

界分南北：论宋代文学中的边界书写

宋代文学中的边界书写主要集中在燕山、白沟、淮河、长江这四个核心意象之上，并形成了“界分南北”的表述模式。如何描绘、阐释疆界问题上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是宋人边界书写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对燕山区隔华夷性质的强调，源自北宋士人对华夏疆域理想范围的体认，也是其表达对边界现状之不满的婉曲方式。至南宋，淮河所造成的中原成为外国、南北相互隔绝的状态令士人感慨系之，并引发了他们对于天意的质疑。白沟这一宋辽旧边也在南宋士人对北宋对外政策的反思与以昔鉴今的现实考量中，被赋予了负面的形象色彩。宋蒙对峙时期，长江书写则寄托着士人对于华夷秩序坚守与疑惑并存的复杂情感。要之，边界书写典型地体现出宋人在面对华夷空间南北两分的天下格局时特殊的心理感受与应对方式。     

从唐代小说看士人科举的苦难历程

科举是唐代小说的重要主题,很多作品生动地反映了士人参加科举、追求功名的苦难历程。主要包括寒窗苦读的煎熬、赴京赶考的艰险、干谒求人的尴尬以及科考落第后落魄等。这些都深刻、形象地描绘了士人在科举中所遭受的身心痛苦,艺术而真实地反映了唐代士人生活的一个侧面,对全面了解唐代士人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态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士尚志”与《史记》士人传记的书写

《史记》在书写士人传记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士阶层在春秋战国之际出现并不断发展的结果。士人以“尚志”为特征，有着充分的生命自觉，人之一生成为一个值得欣赏、书写的审美对象，以“志”之确立、实现为线索，士人的一生行事也便于整合为完整的叙事。孔子重视“志”对于人生的领率作用，已经有省察、观照人生的意识，屈原抒写行志过程中的挫折、情绪，其诗歌具有强烈的自传性。在思索命运时，他们都援引古人、穷究天人，形成一种叙述士人生命历程的典型范式，为司马迁的传记写作提供经验。司马迁特别关注士人为行其志而做出的倜傥非常之事，在古今、天人的视野下探究命运的形成，为士人异彩纷呈的生命写照传神。     

《骆驼祥子》悲剧成因新探

《骆驼祥子》中祥子的悲剧不在于他的个人奋斗思想,而是其生存悖论的必然结果。祥子以源于乡土中国的生活经验对抗资本主义城市文明的理性,他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与他所处的环境之间的矛盾,使得祥子处在一种生存的悖论之中。     

超越、前瞻与守护--理解和评论梅洛-庞蒂哲学的诸路径

梅洛 -庞蒂典型地体现了现代生存哲学对于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超越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告别了形而上学。梅洛 -庞蒂正走在通向结构主义的路途中 ,但他并没有完全远离现象学。这是一种在哲学史上具有含混地位的哲学 ,在批判地前瞻的同时 ,依然守护着某些传统信念。     

魏晋“名士”与“士风”

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魏晋士人体现出了鲜明的形象特征，他们有一个令后世文人悉心向往的身份一名士。魏晋名士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集政治、经济、文化特权于一身。面对世风的虚伪与偏执，东汉士人曾有意识地加以矫正，在一部分人中出现了崇尚任率的生活态度。竹林名士继承这个传统，引《庄子》赋予玄学，开创了晋代“达”风。     

阮籍现象的文化意蕴

传统儒生视名节胜过生命，而生命意识在魏晋之际随着人的自党日益增强。当全身与全节出现取舍矛盾之时，嵇康舍身取义，山涛苟且求全，而阮籍则与众不同──酒使他保全了血肉之躯，诗使他平衡了精神世界，他把儒道兼综的玄学思想化作狷狂醉态，恋世与厌世的矛盾靠朦胧诗境来调和。阮籍为中国古代士人开启了一条全身与全节的不死不屈的人生之路。     

伏脱冷形象浅析

巴尔扎克笔下的伏脱冷是一个丑角的典型，他的确是一个既能做得到，又能说得出的特殊人物。正是这个缘故，才使得他这个“丑角”有资格成为“点睛之笔”。     

“风起于青蘋之末”——孟子性善论探析

作为《孟子》一书的灵魂，性善论的影响至深至远。孟子的人性论建立在人的主体精神日益自觉、人们对人性的探讨日渐深入的基础之上，是对孔子的人性观念的发展。孟子认为，人的善性是一种先天的资质与倾向，通过心的感受与省思得以培养，通过本性来完成天的意志。性善论虽未能有效地行诸当世，却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政治，并为社会锻造出一个士人阶层，最终沉淀于儒家的基本品格之中。性善论还是士人阶层乌托邦精神的根底所在，作为士人价值观的核心，乌托邦精神体现为“道”对“势”的制衡，并在个体人格领域以审美自由的方式获得彰显。     

屠隆三教思想及其在戏剧创作中的表现

明代三教合一的思想蔚为风气,对士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屠隆的三教合一思想便是当时社会思潮对士人生活渗透的结果。屠隆早年接受儒家传统教育积极入世,罢官闲居以后潜心佛道,过着参禅修仙的生活,但在其调和三教的论述中,儒家思想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他的儒学为“嘉谷”、佛道为“甘浆”的哲学思想在晚年的三部戏剧中有着透彻的体现。解读其戏剧作品和大量的佛道诗文,不难看出其三教合一的哲学思想及晚年的创作心态。     

论冯道

自号长乐老的冯道，在唐末五代时“事四姓十帝”，因有亏“臣节”，尝为后日封建史家嘲讽指责。当今史家也把他当作“不倒翁”式的封建官僚典型而有非议。但同时代的士人对他却交口赞扬，“喜为之称誉”。这是为何呢？我们若将视野由冯道扩展到五代时期的文人（即当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群体，就可看出“臣节”在他们心目中是很淡薄的。这又是为何呢？为此，我们又应如何看待历史人物呢？本文对此作了精彩的论述，颇具说服力。     

论康熙如何消除汉族士大夫的反抗心理

康熙亲自执政之时，虽然大规模的武装抗清斗争已经过去，但汉族士大夫们的反清意识仍然十分强烈。士心不得，则民心难得，而士人之心只能以智谋巧取，不可以武力强夺，康熙为此煞费苦心。为消除汉族士大夫与统治者合作的心理障碍，他极力从各个方面迎合汉族的传统文化和风...     

论袁枚性灵说的历史风向意义

清代乾隆时期的文学除了文学上的辉煌成就之外,还承载了哲学和思想的使命,袁枚性灵说是该时期时代精神的凝结和表达,具有历史风向意义。这一时期文学所传达的新的价值观以及由此生发的生存自觉意识和怀疑精神,无不与当时江南盛行的性灵说息息相通,彰显出士人生存态度与价值取向的巨大转变。性灵说对生命的高度尊重、对生命自主的强烈诉求,与传统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观念大相径庭,带有离经叛道的意味。对生存意义的叩问与探寻成就了该时期文学穿透历史的深刻。性灵说中的平等意识或者说民主精神,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春秋士人与谏诤

经过夏、商、周三代孕育、发展,规诲言谏在春秋时代进入空前活跃期。士人直言劝谏,君王虚心纳谏,是春秋时代特有的现象。士人谏诤是对春秋君主政体的有力辅助,对春秋诸国内政外交、图强争霸等进行纠偏引导,是和合哲学在古代政治文明中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