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公共阐释的历史见证

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公共阐释的最早范例，集中体现了公共阐释的构成要素、基本形态、实现过程，为公共阐释提供了充分的历史见证。百家争鸣构建了活跃的公共关系，结构了中国历史上最早且极具现代特色的公共阐释空间。经典时代的文明创造为百家争鸣提供了知识信念与知识准备，时代之问是百家共同关注的生命主题，天下诸子自觉参与是百家争鸣可能兴起的基本根据，主体、理性以及思想的批判与融合，集中成为百家争鸣的公共自觉。阐释的公共性成就了百家争鸣，百家争鸣见证了阐释公共性的力量，凝聚了民族思想文化的主线索。     

儒学“独尊”之原因新探

关于儒学为什么在先秦诸子之学中脱颖而出成为雄霸中国古代社会两千多年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问题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言说的空间依然较大。儒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没有引起论者的注意 :一是儒学是古代士人阶层社会角色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话语表征 ,因而最能代表士人阶层的意愿与利益 ;二是儒家一直扮演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中间人”或“调节者”的角色 ,故儒学最符合文化霸权形成的一般规律。     

“倘徉乎”“从道”与“从众”之间──中唐士人心态论

“倘徉乎”“从道”与“从众”之间──中唐士人心态论郝世峰南开大学中文系从盛唐到中唐，士人群体仿佛刚刚度过青年时期的中年人，本来因涉世不深而乐观自信、张扬个性，此时却因进入功利攘夺的现实社会而为世俗的利害之网所拘制。回此，他们对于人生的追求和探索，便从...     

当代文化批评的修辞策略

由于“精神殖民化”现象存在，他者话语进入言语结构，当代文化批判往往呈现乌托邦特征。阐释只能达到公共含义层，意图的私有化令阐释无法彻底。本文认为修辞批评是当代文化批评的取向，当代文化批评的修辞策略正在于促成文本、作者、阐释者的多元对话。对话性修辞批评要求批评与文本的意义内核交锋，是双向言说、异声同啸而不是自说自话的独语，这样批评才能显示其创造性。     

先秦易学的“公共阐释”——兼论从春秋“士易学”到“儒门易”的演变

当下的阐释学大讨论,已经从概念的探讨进入理论建构阶段,实现了由“破”到“立”的转化。在此背景下,以典范的阐释现象为研究范本,将当下热议的一系列阐释学范畴融汇到中国阐释学实践中很有必要。先秦易学便是这样的鲜活范本。对《周易》经传关系的梳理,可以探讨传统易学中那些暌违了历史事实的所谓“非历史阐释”的表现形式和衡量尺度;对春秋“士易学共同体”的描绘,可以寻绎公共阐释的“有效性”等问题,更创造性地启发了先秦易学阐释的“士易学”阶段,为易学阐释史的分期断代提供新角度、新思路;而考察“士易学”到“儒门易”阐释范式的转变,正可印证“公共理性”的历史性及其“隐”与“显”等议题。总的说来,注重阐释效应的“公共阐释”研究,为先秦易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论,这种“自下而上”的阐释研究可以成为中国文学阐释学的鲜活样例。     

阐释的公共性及其原初性

“阐释”本身就是公共形式。阐释对象是公共的，规范也是公共的。阐释的公共性通过“义例”或“体例”的公共性予以呈现。阐释的公共性具有历史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相互蕴含性以及社会性表现的虚假性。图书与知识分类对阐释的公共性发挥了重要作用。阐释的公共性总是伴随着阐释的历史性。人类阐释行为的最初形态原本是公共性的。巫师是上古社会公共行为的标本代表。“诗”是最能标识上古社会生存状态的公共性概念。巫师的公共性奠定了诗歌作为人类母语的位置。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最初的阐释学同样是事物注经学，在始源之处即体现出鲜明的公共性。上古时期最典型的公共空间是祭祀场所。由鬼神到祭祀、卜筮、居间说话，最后到文化制度兴起、生活的社会秩序达成，均以公共性的祭祀活动为开端，同时以其为主轴而展开。     

“鸿都门学”的建立与汉末“文人群落”重组

经过长期发展,汉代士人群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格局:经学士人居于统治行列的上层,上层文士虽然与经学士人有巨大的差别,但他们已完成经学化改造,与经学士人一道成为维护上层统治的政治力量。"鸿都门学"蕴含着阶层变动的历史背景,一向被士大夫阶层轻视的下层才艺之士借助汉灵帝及宦官的势力得以封官拜爵,大量地进入到素来被士大夫所把持的统治者行列。这一举动打破了汉代传统的士人群体构成格局,各层次人群激烈的斗争,带动了各文化势力的变迁升降。这一历史变化对曹魏文人、文学的发展变化产生了直接的推动。     

“强制阐释”还是“思想对话”？——海德格尔、牟宗三与康德哲学的阐释

海德格尔提出了一种十分新颖而又极富争议的康德阐释,批评者们纷纷认为他犯下了可以称作“强制阐释”的错误。但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批评者自身提出的康德阐释却往往也面临同样的指控。海德格尔在承认其阐释之“强制性”的同时,宣称应该将其视作一种“思想对话”。通过对海德格尔和牟宗三的康德阐释的比较和分析,可以澄清思想对话与强制阐释之间的区别。思想对话当中蕴含的主观性要素不仅不会造成对文意的曲解,反而能够作为“效果史”的一部分,让经典的意义变得更加丰富。     

从立法到阐释:文学批评家网络生存的困境与可能

数字媒介带来了文学领域的变化,批评家可以从纸质媒介转战网络媒介,获取新的言说空间。然而,这带来了凝视机制的转换,造成了批评家权力的衰微。在众多匿名眼光的凝视之下,批评家在博客中建构的理想自我只是一种幻象。批评家应该顺应网络媒介的特点,调整写作姿态,从立法走向阐释与对话,由此,他们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助网络解除自身专业性与公共性之间的悖论,实现公共关怀,同时可以联合起来,形成普遍的法团主义与"知识分子国际"。     

“四皓”:中古时代隐逸文化的符号

秦汉之际的著名隐士“四皓”之所以成为中古时代隐逸文化的一个符号，原因在于他们在易代之际做出的抉择，而士人的这种抉择是最见人性、人情，最见人心、人品的。西汉时代司马迁、扬雄对“四皓”的文化定位，为中古士人对“四皓”的接受和阐释预留了广阔的空间，充满了文化的张力。重视自然者，推重“四皓”的隐逸；重视名教者，赞美“四皓”的事功；调和自然与名教者，则是完全接受了“四皓”的全部意义。“四皓”体现了真隐和大隐的境界，对他们而言，生命的意义不是来自他人的安排，而是个人的追求：如果要自由地呼吸，保持生命的尊严，就必须按照个人的意志来行事。道德与诗性合体构成的人的精神是永恒的，是不可摧毁的，“四皓”正是这种精神的载体。     

“濯足”书写的唐宋转型

“濯足”书写具有丰赡的文化内涵。先秦至晚唐，“濯足”经由儒、道语境的阐释而进入文学领域，历经虚实相与的语义发展后，凝定了典雅高致的精神主题。两宋之际，“濯足”书写生成了趋向市民审美的新特征，建构了以对适身体验的智性追逐来化解生活动荡的美学策略，从而完成语义书写的宋代转型。“濯足归隐”在唐宋诗叙中的变迁，产生了“主体强调”与“时序紧迫”两种新征状，所折射的是两代士人在心态、身份认同、审美倾向等方面的差异表达。     

清初文论对“温柔敦厚”的拓展性阐释

清代初期,一批儒家学者对"温柔敦厚"进行了重新阐释。他们认为,按照传统诗教的要求,诗歌的表达形式可以"温厚和平""委婉含蓄",但在内容上则不必如此拘谨,激昂慷慨、哀痛怨怒的情感都可以表达,愤而不失其正无违于"温柔敦厚"。拓展性阐释的发生与明末清初儒学的反思思潮以及清初士人的个体经历、元明两个时期以来"温柔敦厚"的保守性阐释状况密切相关。拓展性阐释不仅丰富了"温柔敦厚"的内涵,而且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传统儒家士人与天地同其大的人格理想,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力士脱靴”的文化解读

关于李白有许多传奇，“力士脱靴”是其中著名的一例，它负载着“道尊于势”的先秦士人传统和“重义轻利”的儒学价值观，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力士脱靴”传奇契合了士人的儒文化心理，并因其叛逆性为受到专制压迫的士人提供了发泄心理能量的出口，同时也因其对权贵的嘲弄和蔑视满足了普通民众反抗压迫的心理渴求。“力士脱靴”传奇也因而长盛不衰并被后世不断丰富和演绎，最终成为李白特立独行精神气质的生动写照乃至自由人格的象征。     

从阐释到反对阐释--兼论超文本文学的阅读模式

阐释学在西方发展极为成熟，传统阐释学对意义的存在深信不疑，他们都没有跳出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秩序，阐释就是对意义的发掘和理解。而以德里达为首的解构则彻底颠覆了这种秩序，对阐释的意义进行了极力的摧毁，把反对阐释推向了时代的风口浪尖。桑塔格、艾柯虽姿态不尽相同，但同样持有反对阐释的论调。反对阐释之后的阐释更多的走向了一种“文本体验”的阅读模式，这种模式在面对超文本文学作品时得到了最现实、最恰当的印证。。     

共性阐释与共建共享：传统节日文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双重路径

中华传统节日文化是承载中华民族历史记忆、记录中华文明发展脉络、综合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具有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价值共同性和文化行动共建性。从节日起源、发展变迁和表现形式等方面阐释中华传统节日文化蕴含的共同价值，从加强组织动员、营造公共空间和增强共享体验等方面实现传统节日庆典的共建共享，对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宋元以民间信仰为中心的文化风尚及其思想史意义

宋元时期,流行于民间的文化风尚(尤其以民间信仰最为典型)所涵摄的思想内涵与士大夫阶层通常用以作为思想载体的儒家五经及其注疏和义理阐释之间所存在的巨大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随时代迁移,民间信仰中所崇拜的神祗越来越多,但为人们所主要崇奉的神祗却日益集中。本文通过对妈祖、关羽、门神、土地与城隍几种神灵崇拜的考察,藉以说明作为精英文化的“大传统”与作为通俗文化“小传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交通和相互独立的关系。     

“独语”还是“对话”——从儒道比较看早期道者的经世品格

由于《老子》文本的文约义丰,致使后世的多向度诠释“遮蔽”了原创的本真,郭店《老子》的出土深化了学界对《老子》文本思想的认识。春秋战国之际的早期道者提出了以“道法自然”为核心内容的经世主张,他们虽然不像儒者那样致力于传道,但其理论的建构及言说对象和儒者一样都是各国的最高治者,他们不是一群离世的独语者,而是在与现实及现实的治者对话,甚或与儒者和公众对话,不过其心态比儒者多了些风度和从容,其思想具有的依旧是经世而不是出世的品格。     

士人文化与中国绘画

士人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士人阶层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和阶级结构特点孕育出了独特的士人文化。自魏晋以来 ,士人与中国绘画艺术相结合 ,形成了中国绘画独特的审美倾向 ,并逐渐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本文试图分析形成士人阶层和士人文化的中国教育制度和阶级、阶层结构 ,并进一步阐明中国绘画独特审美风格后面所存在的社会结构因素。     

《庄子》“卮言”考论

《庄子》中的“卮言”,是合乎“环中”、“道枢”之言,即合道之言。所谓“寓言”、“重言”,均可统领于“卮言”;“寓言”、“重言”是为“卮言”服务的。“卮言”在语言形态上可以分为悟道之言、体道之言和“言无言”三个层面,成为庄子及其学派的基本言说方式。“卮言”是战国“百家争鸣”的产物,它包含着对言、意、道关系的认识,又与庄子的体道方式密不可分。     

强制阐释的理论缺席与在场

强制阐释成为阐释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与讨论焦点在于阐释对象界定的模糊，阐释者与文本之间的距离造成阐释方式的偏离，这种偏离在某些方面既超出了阐释学基本理论的规范，同时更背离了阐释理论的应用方式和实现途径。张江《再论强制阐释》对强制阐释问题的深入的理论研究与批判，既剖析了强制阐释背离阐释学传统中的理论表征是为强制阐释在理论上的“缺席”，更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强制阐释的理论“在场”的一面。强制阐释的理论“缺席”与“在场”说明了其研究的必要性与价值，这种必要性与价值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或是和阐释学基本问题直接对应上的，而且是阐释什么、如何阐释等具体阐释学基本问题研究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