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企业和公民：中国环境治理的责任困境

基于CGSS2010数据统计,可以分析中国居民的环境治理责任认知状况,以及检验影响中国居民环境责任认知的因素。描述性统计研究发现:(1)在环境责任认知方面,居民倾向于把环境保护责任归咎于政府和企业,自我避责倾向严重;存在环境认知的"两体分离"现象,即在宏观层面关注环境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忽视环境保护;(2)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对环境污染严重性、关切度,以及对人与环境关系和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关系的认知对于居民的环保责任认知没有显著性影响;教育水平是影响居民环保责任认知的关键因素之一。处于"元治理"角色的政府要通过经济激励强化企业环保责任,借助社会激励手段加强公民个人的环境保护责任。此外,也要加强制度设计,强化政府环保责任,预防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寻租腐败。     

中国避责问题溯源分析:从起点、类型到动因

“避责”概念在中国研究中指向了不同现象,但在既有研究中未被有效区分,从而导致了中国避责研究的碎片化和同质化。因此,有必要厘清中国避责问题的表现形式,并进行溯源分析。从政治哲学的“自主性—责任”视角来看,权责对应关系的异变是避责研究的起点。中文“责任”包含积极责任和消极责任双重语义,中国的避责问题表现为卸责、避免被问责和避免公众指责三种形式。卸责源于地方行动者面临的权责不对称困境及责任模糊留下的漏洞;避免被问责可归因于下级行动者面临事责繁重和自主性不足的矛盾;避免公众指责是公共管理主体在绩效合法性压力下规避政治风险的结果。未来的研究应当关注央地间和组织成员间的策略互动,从而促进中国避责研究的“动—静”结合。     

新时代城市安全风险治理体系建设:风险研判与治理转型

推动城市高水平安全建设，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保障。当前城市面临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居住安全、能源安全、金融经济及网络安全等八类风险，受到来自生态、空间、社会、技术、全球化、治理等六个方面脆弱性因素的复合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城市安全治理方面逐渐形成了安全与发展并重的治理理念，以完善“城市公共安全体系”为目标，建构了“党委主责、多元协同”的治理机制，并且开展了“韧性治理”“数字治理”等治理实践。面对城市的多元化风险和治理问题，还须着重处理好风险分类处置、责任共担、治理多主体联动三个关键问题，区分“可应对的风险”和“要面对的风险”,明确治理主体的风险责任归属，推动多元主体参与风险治理，建构因类施策、分级管理、政商社一体的城市安全治理体系。     

问责的混合效应与基层避责行为的策略性变化

近年来,强化问责的制度设置与基层治理的现实困境同步发生,问责能否有效抑制基层避责逐渐成为研究者和决策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基于问责的混合效应,对一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问责和避责是一组镜像概念,尽管自上而下的问责在约束基层干部行为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基层干部也会通过诸多策略性行为进行反馈。由于实践中问责政治属性的强化,以及问责的泛化、简单化造成的非对称性风险、不稳定预期、选择性适用等问题,致使部分基层干部倾向于以不充分的努力来执行其任务,将资源从高质量的行政活动转向没有生产性但风险较低的活动。对于问责混合效应的理论发现有助于拓展问责和避责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并为进一步优化问责制度提供借鉴与参考。     

我国独立董事的制度悖论、缺陷与解决途径——对“康美药业案”引发的独立董事辞职潮的思考

独立董事“复杂人”的假设引发了其人格的矛盾和分裂,制度设计和运行的悖论,造成独立董事责、权、利严重失衡,预设的职能无法充分和有效地发挥。消解独立董事制度的悖论,优化公司治理机制,仍然要坚持激励与约束相结合,权责相统一的基本原则。一方面必须要求独立董事承担适度的法律责任,以制约其渎职或滥用职权,督促其勤勉尽责;另一方面应改善独立董事的履职环境,适度提高其薪酬待遇和声誉,激励其积极履行义务。此外,采取减轻、分散其风险责任的配套措施,吸引、留住独立董事,积极探索独立董事职业化和市场化发展的路径,合理开发和使用独立董事人才资源,确保独立董事制度可持续发展,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     

稳定焦虑、风险转嫁与官员不作为——基于“社会中的国家”视角的透视

官员不作为之所以普遍发生,根源在于国家与社会对官员积极有为的激励失灵。从"社会中的国家"视角分析,社会在转型期容易形成向国家转嫁风险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国家在转型期则因为稳定焦虑感的上升而对社会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不应有的容忍空间,这在两个方向上都对官员积极作为形成了负面激励,导致官员普遍采取能够降低追责风险的不作为策略。官员不作为的破解必须寄托于一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性化建构,其中的要点包括要建立一种以依法治理为核心的国家治理格局、国家应适度降低社会转型期的稳定焦虑感、厘清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责任边界,以及夯实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机制等等。     

科层制治理与合同制治理:模式比较与策略选择

合同制治理与传统的科层制治理模式迥然不同,体现在权力的运行路径、信息的传递方式以及风险的治理依赖都存在较大差异.当前出现的"逆向合同承包"现象主要在于合同制治理所带来的权力的分散、目标的冲突、信息的干扰以及不确定性增加.要应对这一挑战,关键在于有效执行和管理合同,其策略是构建规则以整合权力,以科学激励协调目标,创设网络以协调信息,重复合作以应对不确定性.     

智媒时代网络暴力主义话语的生成机理与治理策略

智媒时代，网络话语与智能技术的糅合促使网络暴力发生嬗变并走向网络暴力主义。网络暴力主义及其风险的生成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要对网络暴力主义进行有效治理，就必须摆脱自由主义、技术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局限，在深入分析其话语要素、话语生成、运行逻辑及实施策略的基础上，明晰网络暴力主义聚合的风险因素。同时，应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进行风险审视，坚持立体综合防治方针，全要素、多角度、多渠道地综合施策，推动我国网络暴力主义的风险预防与治理现代化进程。     

教育评价改革的风险及其治理——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思考

教育评价是整体教育改革中的关键环节，决定着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有什么样的教育评价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教育评价改革作为一项人为和为人的探索性实践活动，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以风险社会理论为分析视角，教育评价改革囿于教育评价的内在复杂性与风险社会生态中的不确定性，在改革过程中隐含着价值取向与功能谱系的“钟摆现象”、政策试验的创新扩散风险、评价制度体系的系统风险以及评价主体的伦理风险等问题。置身于风险社会中的教育评价改革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选择与客观存在的风险共舞，使评价回归立德树人的本真性价值。为此，需创设风险文化生态，提升评价改革的风险自觉意识；完善体制机制，为评价改革的风险预防和策略应对提供科学有效的制度供给；建构风险伦理以强化评价改革的道德正当性，进而实现道德善治的改革风险治理。     

“逆向软预算约束”:一个政府行为的组织分析

本文以“逆向软预算约束”概念概括基层政府自上而下地向所管辖区域中的下属组织和个人索取资源的行为,并从组织分析角度探讨这类现象产生的渊源:在微观层次上,干部晋升制度的机制和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基层政府官员追求资源密集型政绩工程的短期利益,为不断突破已有预算约束、追求预算外资源的政府行为提供了激励;在宏观层次上,组织制度自上而下的约束机制由于上下级政府官员的共同利益联合而难以有效运行,自下而上的企业或个人的抵制活动因组织程度的不对称而无法奏效,而权、责、利三位一体在实际运行中的分离导致责任目标制度的失败。因此,宏观组织制度难以对政府官员的行为实行有效约束。     

制度、激励与行为：解释区域环境治理的多重逻辑——以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为例

近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但不同区域的环境治理成效差异明显。为探究中国情境下区域环境的有效治理机制，本文选择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作为案例，构建“制度-激励-行为”分析框架，从多维视角分析珠三角大气污染防治过程与环境治理逻辑。研究发现：为实现环境善治，需要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源头控制与末端监管两手抓，形成以经济激励为基础、压力激励为补充的双重激励环境，并充分动员政府、公众与企业共同参与环境治理进程；企业缺位、社会监督力量薄弱、地方政府激励不足、治理手段单一等是影响区域环境治理难以取得成效的主要因素。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作为区域环境治理的范例，探索与分析其治理逻辑，对完善中国区域环境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制度韧性：不确定性风险下市域环境治理的逻辑转向——基于H市黑臭水体治理的“过程—事件”分析

作为风险社会的典型场域,环境问题由于治理制度割裂和治理结构离散的人造风险以及环境风险的流动性、扩散性和易反弹性而呈现高度的弥散性和不确定性,抵御不确定性环境风险的关键在于探寻制度“秩序”与“活力”间的“黄金分割点”。“过程—事件”分析法遵循“制度设计—制度执行—制度监督”的事件发展脉络,能够揭示H市黑臭水体治理由反弹反复走向根本改善的制度肇因和隐蔽机制。伴随环境风险周期规律紊乱等现象的持续产生,制度刚性与制度弹性在H市黑臭水体复黑复臭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加剧了因利益博弈和目标冲突而发生的“拆台”和“掣肘”现象;而制度韧性则依循风险预防原则,在事后监督阶段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并合理化解黑臭水体事件愈演愈烈之势。循此思路,对现存环境制度进行变革有必要以“米字型”制度体系的搭建、完善和实施为基本模型与总体运行方式,实现市域环境治理从“刚性”“弹性”到“韧性”的现代化转型,以阻断环境风险并消解市域环境治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涉核项目邻避风险的基本特征、演化逻辑及防范策略

邻避风险是制约核能开发和核技术利用的主要因素。涉核项目风险的不确定性、建构性、灾难性和耦合性等特征,使得民众在情感上产生厌恶、心理上产生排斥,从而放大了风险感知,在议题焦点扩散和网络舆情裹挟下极易催生邻避冲突行为,导致社会稳定风险。防范涉核项目邻避风险既要改变民众对涉核项目“污名化”的刻板认知,也要贯彻共建共治的协商式治理模式和融合发展的治理理念。     

邻避冲突的环境正义考量

邻避冲突引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现阶段主要的社会风险之一。邻避设施是邻避冲突中的核心要素,大致可以分为污染、风向聚集、污名化、心理不悦等几类。环境问题事实上也是政治问题,邻避冲突体现出来的是利益需求的冲突、信息共享的冲突、塔西佗陷阱的冲突,其实质是环境正义的缺失。只有确保邻避设施建设的公平正义,实施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和环境权,环境正义对邻避冲突治理的意义才能得以体现。     

论环境法法典化的未来向度——基于技术赋能的审思

新兴信息技术作为高效、便捷、智能的治理工具,在提高治理效能的同时对既有法律制度产生了冲击,风险与收益并存成为未来环境法法典化的时代背景。在新兴信息技术的影响下,未来环境治理领域传统环境风险与新型环境风险并存：一是技术大量使用引发的传统环境风险;二是技术系统挑战规制系统引发的数据安全、决策偏见等新型环境风险。不确定性应对成为未来环境法法典化的内在需求,这需要整合传统风险预防原则与成本收益分析理念,同时调适技术系统与规制系统的关系。基于此,应构筑风险回应型环境法典：其一,以理性预防为理念,结合成本收益分析改造风险预防原则,形成理性的风险应对理念;其二,以动态规制制度为核心,立足于环境风险的全生命周期,科学配置相应的法律制度;其三,要实现不同风险法律制度的衔接与协调,形成环境风险防治法律制度的闭环。     

刚柔并济的宋代官员叙复制度

宋代叙复制度是责降官员还升旧官的一项政治制度。叙复制度的本意体现了两宋优待士大夫的宽容政策;但对于叙复官员的相关规定也体现了有罪必罚的刑法思想;同时,宋代责降官员叙复的过程,也是宋代官制运行的过程,叙复过程中阶官的升转与差遣的除授,都与官员的叙复情况紧密相关,叙复的结果亦是对责降官员再次考任的结果。因此,对于宋代叙复制度的研究,不仅是探寻宋代职官制度的内容,更是深入探索宋代官员管理理念的深层内涵。     

论痕迹主义的治理之道

"痕迹管理"是组织管理的基本策略,将痕迹管理引入基层治理,有助于实现治理过程的具象化、精细化,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然而,对于治理"痕迹"的过分强调衍生出了"痕迹管理"的异化表现形式,即"痕迹主义",并成为现实行政过程有效运作的梗阻,严重地削弱了国家治理的效能。"痕迹主义"产生有其体制机制、治理手段、心理层面等多重原因,它不仅背离"痕迹管理"初衷,也削弱了国家治理的绩效,成为当下行政体系的结构性问题。"痕迹主义"的破解可以从三个层面入手:宏观层面解决压力型体制下行政体系的固有约束,以过程激励取代结果压力,下放自主权并有选择地干预,提升基层能力的同时完善行政制度设计;中观层面调整行政体系中的权力与责任关系,提升行政体系与外部环境间的契合度,夯实"以人民为中心"的责任向度,明确以责确权、权责统一的权责分配原则;微观层面完善绩效考核与问责制度,将"人民满不满意"设为绩效考核的目标取向,构建系统化绩效考核体系,实现问责与容错的有序衔接。     

中外教师深度合作机制研究——以东莞理工学院为例

以生态取向的教师专业发展理论为基础,分析本科高校中外教师合作的现状,从文化环境和制度建设方面来建构中外教师深度合作机制,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推进策略,激励中外教师合作的共同愿景,旨在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卓越人才。     

职责优化与组织调适: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双重进路

政府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行政载体。从功能结构的视角出发,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是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维度,二者是绩效合法性和形式合法性的辩证统一。为推进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在职责体系优化层面,应坚持权责一致的基本原则和"以能定责、以责赋权"的创新理念,明确职责体系所包含的基本内容,构建相互匹配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厘清政府纵向、横向以及条块职责体系的内在关联,构建运行顺畅的职责运行机制;在组织结构调适层面,应坚持优化协同高效的价值标准和目标取向,注重强化政府组织内部组成要素的衔接配合,构建协同型政府,着力强化政府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的新型互动关系,构建协同型治理体系。     

我国盐业管制制度缺陷剖析

目前,我国盐业管制的研究文献,大多是对管制失灵现象的探讨,而对失灵的制度性根源的分析则很少。文章以管制治理和管制激励的制度架构为分析范式,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福利经济理论等,从管制治理和管制激励两个层面,剖析我国食盐专营制度,认为盐业管制治理体制存在管制法规体系残缺、管制治理模式畸形、管制治理机制扭曲和管制监督制度缺失的内在缺陷,盐业管制激励政策缺乏"租"的消散机制、激励相容价格机制和多维管制目标导向。以期为探寻一种新的盐业管制制度提供借鉴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