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和陶《辞》”考

“陶《辞》”在北宋最先受到欧阳修、苏轼的推重,苏轼谪海南后作《归去来兮辞》追和陶作,并致函命苏辙和作,因苏辙时当谴谪而未果。苏轼去世后,苏辙为表达对苏轼的纪念,发起了约请“和陶《辞》”的活动,同时参与者有秦观、张耒、晁补之等苏门士人。尽管和陶《辞》之举受到晁说之、王若虚等人的批评,这一行为仍起到了垂范后世的作用。通过对宋人“和陶《辞》”的系统梳理,可以探究诸人和作的动因,分析和作对原作辞境的点染与开拓,亦可见部分和陶《辞》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先秦的策祝仪式及文体特点—兼谈对《左传》中两篇祝辞的看法

《周礼》太祝“六祝”中的策祝多为远罪疾的祈祷，因事出突然、情况特殊，必须举行特别的祈祷祭祀，祝文也应书于简策。《左传》所载荀偃《祷河》和蒯聩《战祷》皆是春秋策祝的代表之作。策祝针对性极强，一事一祝，没有形成常规祝词的陈词滥调，大多采用散文的形式。     

关爱雨人

理念 达斯汀·霍夫曼和汤姆·克鲁斯曾演过一部电影《雨人》，“雨人”在这里是指患有精神封闭症或智力某一方面存在问题但在某些领域中具有非凡天赋的人。所以我相信所谓的智障人士都是有他独特的技能的。下面笔者将智障人士换成“雨人”来表述。     

严复《天演论》对孟、荀人性论的调和及其理论得失

严复于其原创成分较多的《天演论》一书之中,不止排斥社会达尔文主义、否定“天行”的“丛林法则”逻辑在“人治”层面上的运用,而更是倡导一种荀式“制天用天”精神。但与其荀式主旋律貌似相冲突的是,《天演论》通篇使用“固有之良”“天良”等概念以指代人性,这又似是一种孟式的人性论。实际上严复于《天演论》实现的,是统合两种演化机制——即“慈幼者仁之本”的亲缘选择与“制自营以保群”的群体选择——并强调“天行”与“人治”的“异物同归”关系,于是初步调和了荀式“善群”思想与孟式“非由外铄”的“固有之良”。     

人文中国

董仲舒，西汉伦理思想家、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广川（今河北景县）人。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他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武帝采纳其对策，由是开以儒学为正统学术之先声。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     

李退溪的应变之道

李退溪毕生殚精竭虑,探求天道、人事规律。举凡天地构成、人物化生、政治治乱、吉凶祸福等等,都是他关注的问题。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如何认识和对待天灾人祸、内忧外患,预防突发事变,在退溪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体现出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思想家的辩证精慎,不少见解值得借鉴。本文拟就其应变之道的理论和方策,引其要者,约略探讨。一、灾异谴告恐惧修省李退溪在《戊辰六条疏》这篇著名的施政纲领中,对宣祖大王启奏说:“臣闻董仲舒告武帝之言曰:‘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退溪全书》第一册,第190页)上引董子之言,是汉儒董仲舒在汉武帝诏举贤良对策时,回答武帝关于“灾异之变,何缘而起”的问题而发的。汉武帝为求“百姓和乐,政     

由“义”词源的演化略探《水浒》的“忠”、“义”

《水浒》中的“忠义”历来是研究者最众说纷纭的问题。从“义”词源的演化过程来考察,“义”作为伦理原则词义则出现了“二律背反”的分化一与“忠”含义相同,“忠义”合缀的偏义复词亦如是;一则成为个体及民间团体的种种江湖之“义”。《水浒》的魅力之所在,显非江湖之义,从而为后世人们所喜闻乐读。     

史学本位与钱谦益对“说家”的批评及意义

基于史学本位视域，钱谦益以“说部”指称子部“小说类”,以“征信”为评判的首要依据，将“稗官说家”并举强调“说家”可资存“史”的价值。钱谦益有关“说家”的认识并非聚焦于子部小说的形态与本质，而是着眼于史学价值。这与其强调为“文”应关乎“世运”的认识相一致，亦是《绛云楼书目》对“小说类”进行作品归置的指导。陈景云对《绛云楼书目》的小说注解亦以“征信”价值为准绳，表明钱谦益的小说批评思想得到后世学者的认可与发扬。而《绛云楼书目》从史学视角的考察思路与《四库全书总目》从政教视角考察的思路的出发点与立足点并不尽相同，以至于彼时关于“小说(家)”的评骘意见多有扞格之处，却也推动着时人关于“小说家类”批评的多元探索。     

教育应该注重学生的“长板”

不久前，《中国之声》报道：“大学毕业生的人均工资低于农民工。春节过后，广东省某企业开着大客车到劳务输出大省四川去招工，以月薪2000元，免费提供住宿的条件预招200人，但最后只招回2人。”一面是全国性的“用工荒”，一面是大学生毕业就待业，作为教育工作者，笔者对此不无忧虑。     

论《红楼梦》首回“甄”“贾”故事中的诗语叙事

《红楼梦》第一回进入实境叙事之后叙写士隐一梦、英莲幼年、贾雨村发迹及甄家败亡，在叙事结尾或将结尾处依次插入幻境对联、跛道人诗、雨村对联、《好了歌》。这些诗词韵语使叙事有了节奏分层，在作为承上启下叙事界点的同时，作者也借诗语传达其深在旨意和情感态度，在交代真假的创作本事同时探求真假的存在哲学，感叹故事人物之“应怜”，暗写宝黛钗的差异特点，以佛道出世解悟人生如梦之旨。诗文交融、叙事抒情结合、创作情绪张弛有度，体现了作者血泪创作背后的“辛苦”经营。     

“一阴一阳之谓道”新探

“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易传》作者在对天道、地道和人道进行了多方面探讨的基础上作出的一个光辉论断。对于这一论断,许多中国哲学史著作都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在中国哲学史上最早接触到对立统一法则,认为它把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矛盾统一思想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等等。但是,它的具体含义及其理论根据是什么呢?它的理论价值究竟如何呢?以往较少论及。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谈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读者。“一阴一阳之谓道”,很显然,道的内容是“一阴一阳”。“一阴一阳”’,言简意赅,它实际上是对《易传》中关于阴阳及其相互关系论述的理论概括…     

董仲舒大一统论基本内涵的三重维度分析

董仲舒通过解“王正月”“变一为元”“五正始”“天地古今六艺”,在得出“正始”“正统”原始义的同时,把大一统论引申为天道、政治、王道三重维度,分别指向宇宙大一统、政治大一统、思想大一统,进而使大一统具有了丰富的基本内涵。天道维度涉及天道不变、天道贵始、天授君权、天立三纲、尊天祭天、天人感应、天有十端、万物之本等内容。政治维度涉及正统、通三统、屈伸之义、尊君卑臣等内容。王道维度涉及王道贵始、王道通三、王修三本、奉天法古、推明孔氏等内容。     

《文苑英华》编者的乐府观

《文苑英华》所收录之20卷“乐府”与20卷“歌行”的实况,充分反映了李防、宋白等人乐府认识观的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对乐府诗的编录与整理;二是认为“歌行”即新题乐府;三是既注重唐人的古乐府,更注重唐人的新乐府。这些认识,对于周紫芝《竹坡诗话》于“本朝乐府”的评价、郭茂倩《乐府诗集》于“新乐府辞”的收录等,均产生了不同程度之影响。     

《明昌辞人雅制》与赵秉文的诗学思想

《明昌辞人雅制》是金代重要作家、文学批评家赵秉文编辑的一部大定末和章宗时期的诗作总集,已亡佚。以是其诗学史意义和价值历来为人们所忽略。明昌诗坛流行的清脱、风雅、尖新、浮艳、圆成诸诗体,前两者均为“明昌辞人”所创。他们的创作代表当时诗坛的主流和健康方向,为金诗中后期反思宋诗流弊、倡扬宗唐复古的思潮和南渡后诗风全面转变的先导。《明昌辞人雅制》是赵秉文诗学思想转变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赵氏力图反拨当时尖新浮艳诗风的结晶和总结金代前、中期诗师法苏、黄的利弊之产物,标志着赵秉文诗学思想走向成熟和趋于定型。     

诔辞初探

中国古代祭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诔辞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门类。 诔辞,又称诔文,简称诔,它是古代祭文的一个大类。《周礼·春官·大祝》:“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郑《注》:“诔,谓积累生时德行以锡之命,主为其辞也。”《春秋·(左)传》曰:‘孔子卒,哀公诔之。’”《礼记·曾子问》:“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郑《注》:“诔,累也,累列生时行迹,读之以作     

“人的规律”与“神的规律”——“变”视阈下早期儒家天人关系辨析

天在中国古代通常有自然之天、人格之天、道德之天等多种含义,构成了中国哲学特殊概念,其所包含的对天道与人道的关系的探源,形成了不同思想家不同的德性思考方式。从心性儒家来看,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对天生予德的肯定,反映了春秋时期萌生的天道与人道相统一的思想,并且以天之道反证人之道在德性生成上的神圣性和权威性。而天性和德性是儒道两派对性的不同诠释,儒家的德性尽管也关注个体的本然之性,但最终要落实在人伦关系的实践之上,这是儒家表现出"以善释真"、"以人释天"的思维趋向。     

帛书《道原》《淮南子·原道》《文子·道原》的道论思想新探——以“无”和“一”两个概念为中心

帛书《道原》和《淮南子·原道》《文子·道原》是三篇反映道家道论思想的重要文献。首先，这三篇文献从本体论的角度对“道”做了深刻论述，肯定“道体”具有“无”与“一”的特性；不过它们的具体诠释又是有差别的，如“无”有“虚无”“，一”有“统一性“”唯一性”和“本原性”的涵义。其次，这三篇文献都从“道用”的层面来展示了本体之“道”，但其如何展示有差异和侧重，如对于“道用”之“无”的诠释即有“虚无”和“无欲”两种。归纳起来看，这三篇文献所反映的早期道家的道论思想在宏观上是大体一致的，但亦有一定的差别、变化和发展，其中从帛书《道原》到《淮南子·原道》的间距较大。     

论《诗经》中“兴”的“起情”作用

论《诗经》中“兴”的“起情”作用杨滨《虞书》上说：“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这大概是我国文字记载中年代最早的对于诗歌创作的本质及作用的认识了。所谓“志”，据闻一多在《歌与诗》一文中的论证，“志”在汉语发展史上大致经历过由记忆、记载到怀抱（情...     

吴承恩“荆府纪善之任”和《西游记》写作刊刻考论

关于《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晚年的“荆府纪善之补”,对于其是否实际到任，近百年来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通过考证归有光、吴承恩长兴县征粮事件，对吴承恩《送入我门来》和徐中行《送吴生游楚》两首词的解读以及对《西游记》存在多位合作者、《西游记》“官板藩刻”等情况的考察，可以确认吴承恩晚年有“荆府纪善之补”,并且确曾到任就职，并在蕲州荆王府创作了百回本小说《西游记》。如此，那就与世德堂本《西游记》陈元之所撰序言中揭示的《西游记》作者问题的线索，即与某藩王府的三个“或曰”的内容严丝合缝，这对于认定吴承恩对《西游记》的著作权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吴承恩创作《西游记》最迟在隆庆四年(1570年)。     

论《史记》的“太史公曰”和“互见法”

《史记》中颇有一些“太史公曰”偏离了传记的主旨,显得言不由衷。“太史公曰”承“君子曰”而来,本应发挥裁决史实的责任,但汉代史官丧失了神权,而司马迁从个体命运出发的史著也脱离了史官传统。这些冠冕堂皇的“太史公曰”不过显示了司马迁的职业意识和对史官传统的依恋之情。《史记》“互见法”深受古史“十功不能赎一过”观念的影响。司马迁相信在其他传记中出现的过失记载,并不影响人们据本传而对人物所作出的评价。“互见法”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求得人物在本传中道德和精神的明确单一,以便于评判,而这又与史官的撰述传统相联系。“互见法”显示了司马迁为遵从古史体制而对自己情感的抑制,也反映了史传由记事转而为述人的某种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