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三重逻辑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随着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我国历史任务从“全面小康”转换为“全面现代化”,共同富裕成为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重要内容,而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使得农村相对贫困成为推动共同富裕最薄弱、最艰巨且最易突破的地方。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贫困治理体系、以及消除绝对贫困的丰富经验是新发展阶段我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独特优势。随着贫困治理的转型,新发展阶段我国农村贫困治理要实现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范式、治理路径等模式转换。     

数字普惠金融、农户创业与多维相对贫困

现阶段,如何利用普惠金融来缓解我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结合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现实的可能性。本文利用CHFS中的农户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通过“双界线法”从收入能力、发展能力、居住环境以及社会保障四个维度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进行了度量,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整体上有助于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其覆盖广度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最大,覆盖深度次之,但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促进农户创业,尤其是促进农业创业来减缓多维相对贫困;数字普惠金融对青年以及处于西部地区的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缓解效应更大。因此,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农户金融可得性,增强农户创业动力是减缓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措施。     

电商扶贫视角下志愿服务影响农村相对贫困的实证研究

在剖析志愿服务缓解农村相对贫困内在机理基础上，以1042份从事脐橙销售的电商问卷为例，同时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和最小二乘法(OLS)实证分析志愿服务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并引入电商扶贫作为中介变量，探究两者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无论是从农村客观相对贫困维度看，还是从农村主观相对贫困维度看，志愿服务都能够有效缓解农村相对贫困；消除内生性问题后，志愿服务对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更为显著。电商扶贫在志愿服务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过程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但中介效应仅对国家级贫困县而言存在，对非国家级贫困县而言则不存在，中介效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不仅如此，电商扶贫在志愿服务缓解农村相对贫困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志愿服务转变农户从事电商的创新创业意愿、影响农户从事电商的创新创业行动和提升农户从事电商的创新创业成效等三个方面，且这种作用机制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新疆贫困状况分析及扶贫模式的比较和选择

消灭贫困、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则 ,贫困现象在新疆仍未根除。本文分析了新疆农村贫困人口的识别标准及贫困类型 ,并对几种扶贫开发模式的利弊进行了具体地分析 ,重点阐述了“分司 +农户”这种农业产业化的扶贫攻坚的最佳模式。     

第一书记制度与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在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以第一书记为代表的选派干部下乡驻村制度,是新时代国家权力嵌入乡村社会的表征。对西南地区L村第一书记驻村实践研究发现：将科层体系干部嵌入乡村治理,实现国家权力对乡村治理的有效介入,具有传承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贫困治理的百年经验、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追求、推动治理有效保障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应然之策等多重价值意蕴。第一书记驻村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现实中,受到“国家-社会”双重场域的深度影响。第一书记要实现组织建设从嵌入到引领、精英培育从单一到多元、治理融合从离散到集聚、资源利用从碎片到整合的转变,把权力、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技术优势,从而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     

民族地区“推普”的减贫效应分析

语言作为人们沟通交流的工具和信息载体具有人力资本属性及外部性等经济学属性，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曾经发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在解决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也应该充分挖掘其内在潜力以发挥其最大的作用。基于2010—2018年CFPS数据，从多维视角分析普通话推广与解决民族地区相对贫困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普通话能力对解决民族地区的多维相对贫困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并呈现异质性特征。坚定不移地推动普通话高质量普及，是新时代助力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因此，要深挖“推普”在解决相对贫困中的潜力，继续发挥“推普”在解决相对贫困中的重要作用；发挥学校和社会在“推普”中的阵地作用；分类施策开展“推普”，着力提高普通话普及效率。     

融入社区治理的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新思路

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是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但信息不对称问题依然是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难点,“普惠金融+社区治理”是我国农村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普惠金融+社区治理”以农村信用建设为纽带,形成农村信息搜集的新途径,有利于解决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中的“信用”难点问题,能够间接借助于有效的社区治理促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为持续推进“普惠金融+社区治理”的新思路,政府和银行应该加强“互信”机制建设;金融机构要深入农村,与农户实现信息互通;金融服务要嵌入社会民生,同时也需要在理念创新、人才培养和制度完善等方面做好保障,促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农村人口外出流动与家庭多维贫困动态演进

采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库2004—2011年4次调查中的农村家庭样本数据,基于收入、健康、医保、教育及生活质量五个维度,引用A-F多维贫困测度方法测度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并通过多维贫困分解得到各维度的贫困贡献率。结果显示,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教育与收入维度贫困贡献率占比较高。通过引入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特征及有无老人变量对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外出务工及有无老人对于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的变化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的分析中引入家庭工作特征变量,以在家务农为参照进行多元logit回归分析,发现当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高时,选择外出务工或者本地非农就业的可能性更大;当教育、收入维度贫困发生率高时,选择外出务工或本地非农就业倾向的更高;而健康维度BMI指标贫困发生率与外出务工或本地非农就业显著负相关。     

新发展阶段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现实逻辑与实践路径

新发展阶段加强农村相对贫困治理,不仅是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诉求,而且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客观需要,还是满足广大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期待的重要抓手。然而,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面临着农村相对贫困人口识别难、相对贫困群体持续增收难、精神贫困问题较突出和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尚未建立健全等现实问题。新发展阶段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从问题出发,制定适宜的相对贫困标准,提供相对贫困群体可持续发展保障,提升相对贫困群体内在动力,切实建立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第三次分配如何促进农村共同富裕：多维检视与实践向度

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第三次分配在农村共同富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制度体系的重要方面。农村虽然一直是慈善捐赠、志愿服务等第三次分配的重要目标领域，但存在的问题亦较明显。在总量维度，农村慈善捐赠资源数量有限；在结构维度，农民精神生活富裕短板突出；在动力维度，农村志愿服务动力明显不足；在环境维度，农村公益慈善文化氛围淡薄。尽管第三次分配依靠的是民间的“自觉自愿”行动，但是这种“自觉自愿”行动也需要一定的制度设计进行激发。以第三次分配促进农村共同富裕，应落实慈善捐赠激励机制扩大农村公益慈善资源，建立精神生活富裕促进机制弥补农村富裕短板，塑造志愿服务成长机制增强志愿服务动力，加强慈善文化引领机制优化农村公益慈善环境。     

实现共同富裕的农村短板补齐进路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农村的发展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盛,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农村短板劣势十分突出。文章以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和价值取向为逻辑起点,确定以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作为农村共同富裕指数模型的三大评价维度,并采用熵权法和障碍因子分析对农村共同富裕进行综合评价。研究表明,2011—2020年中国农村共同富裕发展水平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整体来看共享性维度发展最好,可持续性维度次之,发展性维度相对落后。从三大维度内部来看,细分维度指数存在较大差异,每个细分指标的优势和短板不尽相同。各年份农村共同富裕发展障碍因子存在显著差异,社会保障能力、富裕度、区域共同度和治理等是主要障碍因子。为进一步实现农村共同富裕,应该从加强党的领导,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等方面补齐农村短板,从而扎实推进农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从政府主导到政府有为：新发展阶段我国贫困治理的逻辑嬗变

“政府主导”作为我国绝对贫困治理的一项核心制度安排,在政策制定、责任压实、监督考核、组织动员、资源调配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但是,由于政府自身存在不完善性以及政治逻辑、行政逻辑对贫困治理的不当干预,政府主导的贫困治理带来一系列负外部效应,导致扶贫产业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脱贫群体内生“动”“能”不足和主体地位缺失等。新发展阶段,要加快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协调好效率与公平关系以及发挥城乡制度联动效应,逐步推动“政府主导”向“政府有为”转变,更好发挥“有为政府”在常态化兜底扶贫保障、建立相对贫困治理机制、提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调节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的作用与优势,从而有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视域下的就业量质协调发展：生成逻辑与保障体系

就业在财富生产和初次分配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条件。就业量质协调发展的核心是通过就业在结构、安全和可持续性等维度的共生演进,实现就业数量规模和就业质量层次的协同提升。在迈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就业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并存的问题贯穿全局,推动就业量质协调发展是破解矛盾的根本路径。因此,必须紧扣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对就业的新要求,全链条整合就业供给与就业需求,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就业大市场,建构以“均衡的就业结构、稳健的就业安全、可持续的就业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就业量质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推进国家就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思想政治教育“互联网+”模式创新发展探微

信息时代之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互联网+”模式创新发展已经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话题.综合审视“互联网+”模式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可以发现:“互联网+”模式与思想政治教育是良性的互动关系,有助于形成全新的教育思想理念和教育变革创新,但不是教育本质的变革.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正视这种社会发展潮流,积极探索互联网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的思想政治教育“互联网+”模式.对此,就需要顺应“互联网+”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理念、教学形式以及教学场域的多维创新;需要利用“互联网+”实现本质和工具、现实与虚拟的多维和谐,以更好地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更好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伟大历史使命.     

金融排斥对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probit和有序probit模型,采用收入、生活水平、健康和教育4个维度7个指标,实证分析了金融排斥、金融投资产品排斥和金融融资产品排斥对家庭多维贫困状态和程度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农村金融排斥较为严重;金融排斥会提高家庭多维贫困的发生率并加深家庭多维贫困程度;而且,农村贫困家庭多维贫困受到金融排斥的影响程度比城镇贫困家庭更大;在不同收入水平的贫困家庭中,低收入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程度受到的影响均高于中高收入家庭。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应建立健全农村贫困地区普惠金融体系,进一步拓宽农村融资渠道,完善农村服务体系;加快农户和小微企业之间信用信息平台建设,不断减少农村贫困家庭金融融资排斥;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大力支持移动支付应用普及;加大对医疗、教育方面的补贴力度;重视对公民的金融教育,提高贫困家庭居民的金融素养。     

巡视监督促进了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吗?——盈余管理的中介效应与党组织嵌入的调节作用

建立和完善全社会参与的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巡视监督不仅可以促使被巡视企业更积极有效地服务国家战略和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其贫困治理参与行为,还可以通过改变被巡视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管理策略来抑制盈余管理等短视行为,进而有利于企业履行贫困治理等社会责任.同时,党建工作是影响巡视监督成效的重要因素,被巡视...     

论相对剥夺与共同富裕的关系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奋斗目标，是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统一，实现共同富裕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相对剥夺的现象，这是人们容易忽视的问题。不消除实现共同富裕中可能出现的人民群众的相对剥夺感，将可能危及社会稳定甚至引发严重危机。因此，实现共同富裕应当避免或者消除相对剥夺，而不是简单地治理或消除相对贫困，因为消除相对剥夺比消除相对贫困更为艰难。当共同富裕的目标实现之后，不同群体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对剥夺感将自然消失。     

论贵州农村“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

一、背景与环境贵州农村“公司十农户”的模式是在中国经济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构成这种模式的主要背景和环境是市场化、贫困与发展等推动着政府寻求新的发展方式;企业可以在“公司十农户”模式中实现自己的收益目标和社会价值,个体农户也能在这种模式中避开市场风险的峰头实现发展;世界银行扶贫贷款项目全面实施.     

数智赋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与进路

智能时代，融合“数字化”与“智能化”双重特征的数智技术进步，催生了政府在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领域的新发展。本文从数字政府建设的分析视角出发，阐述了其赋能治理的三重内在逻辑，即区块链技术、平台建设及数字管理在促进治理透明化、高效化、精准化中所彰显的技术逻辑；有效整合各项社会制度及增强组织韧性所蕴含的制度逻辑；以人为本、人民至上治理理念所凸显的价值逻辑。此外，审视当前的治理现状，仍存在技术、组织、主体上的困境，制约着农村相对贫困治理进程。为此，通过持续发展数智技术，不断完善组织体系，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提高农民接受度，培育数字精英人才五个维度来促进数智赋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进一步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专业技术培训与农村家庭减贫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后,如何建立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中国迈向共同富裕面临的又一项挑战。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检验了专业技术培训对中国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专业技术培训能够显著降低家庭相对贫困的概率,其作用机制在于,专业技术培训能够提高家庭成员参与就业的概率,提高家庭收入,从而帮助家庭脱贫。异质性分析表明,专业技术培训的减贫效应在规模较小、男性占比较高的家庭,以及村居规模较大,距离县城较近的样本中影响更大。研究结论为专业技术培训的减贫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为缓解相对贫困、建立长效治理机制提供了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