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早期中国的“一元多支一体”格局

早期中国大部地区共有“一元”的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等核心思想观念和文化基因,存在“多支”文化系统和多种文明起源子模式,交融形成以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主体的、以黄河中游（或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层次的“一体”文化格局。这种“一元多支一体”格局,本质上趋向“一体”“一统”而又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长期延续主流传统又开放包容,是一种超稳定的巨文化结构,与此相适应的文明起源模式可称之为“天下文明”模式。     

萨满主义与吴越文化:理解吴越的一种方式

上古时代的吴越文化,其文化基质与中原文化有明显差异,不存在中原文化中的类似于萨满主义文化的巫统与血统分疏的文化结构,其中没有祖宗崇拜,是单一的崇拜自然神灵的文化。由于缺乏血统观念,这种文化没有出现类似中原的限制他人政治、宗教权力的历史事件,始终崇尚平等的文化。与中原文化不同,其文化发展经历了从巫术到数术的历史发展步骤,并且对其政治生活产生了影响。单一的政治、宗教结构,决定了这种文明的基本面貌必然是昙花一现。     

论虞夏之际中原文化的北向传播

虞夏之际 ,中原地区的后岗二期文化因素和二里头文化因素相继大量传入远在燕山北麓的西辽河地区 ,从而引发了古代中国北方社会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等层面出现的重大变革 ,并由此促进了北方地区政治社会礼制化建设的进程。古代中原文化区与燕辽文化区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存在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亲缘关系以及龙山时代以来 ,由于周边各支优秀古文化纷纷内聚而形成的中原地区的中心地位 ,是早期的中原文化北向传播的根本原因和内在机制。     

夏人的形成及其神话论略

夏人源于黄帝一族,兴盛于中原一带。夏人通过联姻、治水、战争、迁徙等方式,不断融合其他部族邦国,凌驾于"天下万国"之上,夏国家空前强大,夏族民族意识觉醒,促进了华夏族的发展。夏人是一个崇龙的民族,是一个崇拜祖先的民族,他们把祖先视为社神,认为王权神授。这是夏朝或夏人的神话,它直接为夏王朝贵族专政服务,其在夏朝兴盛与夏人壮大过程中,起到了思想统一、精神引领、人心凝聚的作用。     

“胜利大团圆”与十七年小说的战争叙事——以王愿坚的《亲人》为例证

“胜利大团圆”是十七年小说中普遍采用的一种叙事模式。作为这种叙事模式的一个范例,《亲人》的 战争叙事以集团利益替代个人利益、以阶级爱替代血缘情,通过个体的牺牲而使“胜利大团圆”成为可能。《亲人》 的战争叙事模式体现了特定的文化语境对小说创作的深刻影响。     

“巫”字义源及先民审美文化心态探析

当代学人根据历史学与文化心理学等相关资料,推断出“巫”字义源的“太阳崇拜说”,认为自原始社会以来,远古时期的人类普遍地存在着原始自然信仰的活动,其中首推对“日神”的崇拜。我国史前有关“日”字符当延续到商代的时候,已初具“巫”字的造型特点,随着“日神祭拜”的泛化,人们从自然崇拜下放到对神祖等的祭拜,“巫”由“法术”行为概念扩展为许慎时代的“巫师说”。     

儒家的华夏中心观与文化民族主义滥觞

儒家的华夏中心观与文化民族主义滥觞郭洪纪在古代文化中，由于儒家伦理的涵盖，国家观和民族观始终是纠缠在一起的。儒家一向队为，“家”是社会系统的基本单位，“国”则是家的扩大，“天下”又是国的延伸。这种由家族意识和宗法制度的扩展而形成的国家观念和世界观念，...     

关于先越文化不落后于中原文化的探讨

我国古代东南地区一向被视为“蛮荒之地”，经济、文化大大落后于中原地区，只是到了隋唐五代，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东南地区经济开发，文化发展水平始赶上以至超越中原地区。这个传统观点并不符合新石器时代历史实际。笔者欲以考古学材料为依据，运用历史的比较法，从社会经济方面着重探讨先越文化并不落后于中原文化，论证先越文化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个源头。本文所称中原文化，单指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先越文化是指吴越地区河姆渡文化和良洛文化。一、河姆渡文化与仰韶文化之比较仰韶文化主要分布于陕西关中地区，河南大部…     

乡村家庭秩序的伦理逻辑与现代变迁

乡村家庭秩序是与“家”有关的元素之间相对稳定的结合关系和较为持久的互动模式。在传统农耕社会,乡村家庭组织和秩序模式持续稳定,形成了以“五伦”为核心的伦理结构,而以血缘为本位,以家国为伦理主体,宣扬差别与和谐共存的伦理逻辑是乡村家庭制度展开的依据。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国家治政、市场运作与村民选择的多极力量影响下,乡村家庭伦理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混合模式。随着传统家户制度的改变,当前乡村家庭结构呈现血缘依赖与工具理性并存的趋向,而衔接家国关系的“家共同体”不断分解,个体化行动在建立家国连续统中的作用突显。伴随着新型秩序的生产,乡村家庭仍面临不确定的未来。     

中原文化生态及其特征

中原是一个地域概念。中原概念历史上的固定性形成了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必然产生一种区域性的精神生态,即文化生态。中原文化生态具有丰富的内涵,既包含中原人民创造、积累的物质文化,更包含文字文化、口传文化、技术、工艺以及文化传统等非物质文化。中原文化生态具有根基深厚、整体统一、稳固茂盛、动态发展、人地相关等特征。     

周边地区对中原文明化进程的影响--从河南古玉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谈起

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同时也是中原与周边地区文化融合的过程,文化的融合性是贯穿于中原地区文明进程的主旋律。河南古玉文化从不发达到走向繁荣,是接受来自东方、南方和北方玉文化影响的结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原地区在文明化进程中受到周边地区先进文化因素的影响,也是中原文明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动力之一。     

月神崇拜与方仙信仰——方仙说产生于古黄县新证

在史前先民的信仰中,月亮有自我发育和自我更新的神力,月神因而成为生命之神。上古时代胶东半岛西北隅活跃着以黾类为图腾的月族,即嬴姓的莱夷以及黄人和弦人。莱都归城,归城实即“鬼城”、“巫觋之城”、“月亮之城”。归城南侧的莱山,是莱夷巫觋祭月,将人之亡魂送归月亮以求能像月亮一样永生的神山。最早的一批方士正是从归城一带的巫觋中蜕变而来。其根据是,莱地月神崇拜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而灵魂不死的观念来源于月神崇拜;莱人很早就有航海活动,早期方仙神话中的海中三座仙山(岛),其得名都与莱夷以及月神崇拜有关;海市蜃楼的奇观胜景自古以胶东半岛西北海隅最为常见;莱地近齐,春秋末叶以降地属齐国,邹衍学说风靡于世,莱地自应得风气之先。     

《九歌·河伯》的历史地理

<正> 学术界的一些专家,都认为《楚辞·九歌·河伯》的“河伯”即河神——黄河的水神。但没有从民族学和历史地理学方面去进行深入的研究,以致从此端至彼端,不断地循环回复,翻来复去,总跳不出旧的窠臼,围绕着一个“神”绕圈子。其实,河伯是黄河下游的一个古老的部族,其酋长叫河伯,曾在疏导黄河中发挥过大作用,死后被中原地区的华夏、东夷各族方国奉为河神。楚国也是一个黄河下游的古老部落发展而成的国家,与河伯国相邻,故也与中原各国族同样有崇拜和祭祀河神。     

论史前及夏时期的朱砂葬——兼论帝尧与丹朱传说

我国史前先民对于朱砂的使用可追溯至距今6500年左右的仰韶时代早期。大约从距今6000年的仰韶时代中期开始,朱砂以人骨涂朱、随葬品涂朱和撒入墓圹填土等方式被使用在贵族丧葬仪式中。以朱砂铺设墓底作为贵族葬仪中不可或缺的程序是在龙山时代的陶寺文化中确立的,并为此后的二里头文化或夏时期文化所继承,成为商周墓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陶寺文化族属为陶唐氏帝尧集团,文献传说中帝尧与丹朱既是父子、又充满矛盾乃至战争的奇特关系,反映了陶寺文化创造者与盛产朱砂的长江中游以及江汉地区史前先民既联合又斗争的史实。对于中原地区而言,朱砂因其资源的稀有,以及为了获得此种原料所付出的代价,成为陶寺及二里头社会精英所着意控制的对象。在早期国家王朝社会内部,祭司阶层通过宣扬朱砂在葬仪中的重要性,并通过对这一战略资源的垄断及再分配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威望。祭司及统治者通过在葬仪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而增强仪式的复杂性及专业性,从而有利于维系政权的延续与社会的稳定。     

关于昂玛神的性质

关于昂玛神的性质李学良关于昂玛神，由于它在哈尼族宗教中的特殊地位，有关资料的发掘已经是非常丰富和详尽了。但它又是目前争议很大的一个对象。争论主要起于“昂玛”是什么的问题上。主要有两派，一派主张“昂玛”是“龙”，另一派则加以反对，认为不是龙崇拜，而对“...     

周代中原用鼎制度变迁及相关问题探讨

两周时期确立并不断完善的用鼎制度,是中国青铜时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实物表现。考察周代中原地区贵族青铜墓葬用鼎制度,揭示出其在西周早中期初步形成、西周晚期逐渐成熟、春秋至战国早期进一步完善、直至战国中晚期走向衰落的变迁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原用鼎情况显示周代用鼎制度的使用与封国实力、性别差异、多元文化等因素有关,本文一并加以探讨。     

论古代边疆演变的内在机制——基于人类学视角的考察

中国边疆的形成演变历经2000余年与诸多的朝代,表现为跌宕起伏的动态过程。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将自己的统治制度、政治理念与文化传统,升华为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化并应用于边疆治理,形成了中原王朝治边的文化软实力。治边文化软实力的思想基础,是夷夏有别观与用夏变夷观。中原王朝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周围的政治势力必须服从于己,由此形成中心(华夏文明)与边缘(边疆及其檄外的非华夏文明)相互关系的地缘政治思想。中原王朝通过推行教化在边疆及其以远地区传播华夏文化,并通过朝贡、册封这两种形式,形成通行天下的制度规范,即封贡制度。中国边疆的历史形成,不仅因中原王朝在边疆建立行政区并实施有效管辖,还表现在以内地文化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在边疆地区逐步得到传播与认同,内地人口向边疆地区逐渐迁徙,实现了边疆居民成分的重组与主导民族内涵的改变,使边疆地区与内地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狱神皋陶形象文化探究

皋陶是中国史学界和法学界公认的“司法鼻祖”,是我国造狱的先驱,被尊为狱神。皋陶被塑造为狱神的主要原因：他被认为是“法之宗”,“道之宗”,在他身上寄托了中国人的法治理想;他创刑律、造监狱。是中国刑法的鼻祖。皋陶的思想和业绩形成的皋陶文化,其核心思想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官方正统儒家思想的源头。他被当作祖师神、行业神受到狱吏狱卒等从业者的崇拜;也被当作生活保护神,受到囚犯和普通民众的崇拜。对狱神皋陶形象历史文化的研究,是探讨我国民间信仰和传统法律思想文化的一个新视角。     

汉魏晋北朝中原大宅、坞堡与客家民居

汉族民系之一客家的民居，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其社会特征是宗族共同体聚居，其建筑特征是围堡式大屋。前者渊源于汉魏晋北朝中原宗族共同体聚居制度和坞堡宗族聚居方式，后者渊源于汉魏晋北朝中原大宅与坞堡建筑。中原地区这两种居处制度与南迁后的生存、发展需要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具有客家民系特色的住宅和居处方式。客家民居的两个基本特征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在客家民系形成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凡实行这种居处方式的南下流民，就有可能形成为客家人；凡是没有实行这种居处方式的南下流民，则没有成为客家人。     

论礼的起源及其转型--一种法文化学的视角

学者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的礼最初起源于原始图腾祭祀仪式。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作为图腾崇拜祭祀仪式的礼逐渐从单纯的宗教仪式上升为一种以血缘为基础的国家制度以及维护这种国家制度(礼)起辅助作用的暴力工具——法(刑),两者一起构成中国古老的法观念,亦即“礼—法”。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背景对这种“礼—法”观念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孔子则适应形势对其加以改造,孔子“以仁释礼”的仁学建构为中国传统法文化确定了伦理价值基础,并为礼与法的融合开辟了通道,为秦汉以后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和法制建设实践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