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新型文明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一面旗帜.从历史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扬弃传统中国“天下”体系和西方“绝对主义”国家强权外交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和平主义外交理念;从空间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狭隘性和“民族—国家”的扩张性,集中关注人类整体命运和世界和平,致力于建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本质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转化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立足中国,面向全球治理的一种新型文明观.这种文明观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一带一路”的顺利开展,建设和谐有序的世界秩序提供全局性的战略指导.     

从文化价值取向到国家目标和政府责任——“中—西”关系视野下美好生活诉求的一种思考

近现代以来,现代性变迁作为重大变量牵动着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变化,现代意义的“中—西”关系也由此形成。“中—西”关系视野呈现出中国现代化进程,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这一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美好生活诉求在西方思想中有一些阐述,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长久以来是理想憧憬。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愈益快速、广泛而深入地推进,经济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人民的美好生活诉求不再局限于理想憧憬,成为国家的清晰目标和政府的重要责任。随着当代中国的持续变革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东方与西方、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互会和互义也在更新,为“中—西”关系添加了一系列现实因素和实际变量。这一过程将不断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促进全球社会进步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不断趋近美好生活诉求这一目标的重要贡献。     

着力把握我们时代的主题?--一个公共行政研究者的思考

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西化”了的世界 ,这个“西化”了的世界在结构上是属于一个“中心—边缘”模式的 ,处于中心地带的国家中的各种危机因素都可能会转移到边缘地带的国家中去。发展中国家如果想打破这一“中心—边缘”模式 ,不能仅仅致力于经济建设 ,还需要在政府体制、科学发展和教育等方面探索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只有这样 ,才能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才能摆脱近代社会无处不在的“中心—边缘”结构的束缚。     

生态向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价值及其路径选择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发展道路的自然延展,更是中国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气候)危机而作出的积极回应和庄严承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涉及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等多个向度的系统工程。随着传统发展范式危机和气候变化危机影响的日益加剧,生态向度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系统工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将越来越突出,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其他向度越来越具有限制性、支撑性和保障性作用。中国需要更加长远的战略考量和更加坚定的大国担当,可以按照“1—2—3”路线图从生态向度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国内生态文明建设这个根本基础,通过加强与美欧的气候和绿色合作以及建设绿色“一带一路”两条国际合作路径,通过全面落实《巴黎协定》、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积极参与全球性生态环境(气候)治理三条全球路径,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更加坚实的生态基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全球化理念与实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新时代全球化理念的高度凝练,也是中国推进引领全球化实践的具体体现。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化时代的命题,是应对全球治理的课题,是开展全球外交的主题,是凝聚全球共识的议题,反映了时代变局下中国站在历史正确一边顺应、支持、推进、引领全球化的理念及思路;另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中国引导全球化进程、治理全球化弊端、创新全球化实践、匡正全球化目标的重要实践。“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抓手和平台,中国的全球化理念贯穿其中并得以落实体现。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价值取向与构建的实践基础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也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知识体系由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个核心要素构成。知识体系是文化的载体，也是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系的载体。由于西方知识体系在清末民初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带来了“覆盖式”的冲击，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重构价值观念的历史任务迫在眉睫。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体现出自主性和开放性的特质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现象日益凸显：中国越成功,国际形象似乎越差;中国越积极援助世界,质疑声似乎越多;中国硬实力越上升,软实力似乎越下降……全球抗疫行动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和西方关于生命—生活、国家—个人、利他—利己、秩序—自由看法的本质分歧。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整个世界基本上都被西方殖民了,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成为唯一的例外,存在着工业文明体系下的“四特中国”与数字文明时代的“三非中国”现象。西方基督教、资本主义制度与个人主义文化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现出不适应,并借疫情对华进行舆论的发泄。“中国悖论”其实折射出的是“西方悖论”。讲好中国作为一种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赢得中西叙事之争的前提。以人本主义超越人文主义,以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包容性话语体系,才能纠偏西方的世界观,纠正其中国观,逐步克服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这是统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现代化道路的全新选择探究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对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借鉴与超越,是逐步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成员现实幸福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发展提供了新选择。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人民为中心,限制资本的剥削扩张、无序扩张和海外扩张,推动共同富裕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坚持“两山”理论破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塑和谐的国际关系,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式现代化提供了经验借鉴。     

对疫情危机的反思：从“西方中心论”的弊端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

当今的新冠疫情已经呈现全球大流行的状态,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一次疫情危机。在此次疫情危机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与坚持“西方中心论”的西方国家应对危机具有完全不同的态度与方式,让“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再次凸显出来。对疫情危机进行反思,能够看到“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这对于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与国际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必然与未来可能

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涉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范畴之一。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从共同体的维度探析全球治理难题与困境之根源,才能找到破解的出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意涵了人类社会呈现不同的共同体形态而演进的客观规律,以之审视当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必然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经济格局重塑、国际政治新秩序设计以及全人类共同价值升华创造了未来实践的可能。而理论科学性与价值实践性的统一也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破解全球治理难题的中国方案,还将成为引领世界迈向“真正的共同体”之必由之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可为——基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思考

共同体思想贯穿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全过程,处于中轴线的地位.共同体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社会形态的嬗变、共同体的发展与演进统一于人类解放进程.“真正共同体”是在对“虚假共同体”批判的基础上设想的,是对“虚假共同体”的扬弃.这些精神要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的理论基础,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大有可为.具体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人类解放道路提出的既符合一般又兼顾特殊的“中国方案”,其价值旨趣是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要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深化中,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道路、限度统一贯穿于构建的始终.     

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逻辑

以大历史观,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及其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厘清“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逻辑。西方国家在西方文明演进中内生出帝国文明,建构起“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蕴含使帝国文明异化为野蛮的基因。“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是沿着“历史道路”“文明解释”“民族优越”“人性辩护”“社会论证”“理性标准”“开化使命”“美丽神话”“哲学基础”的逻辑建构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开创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三者在生成逻辑上是逐步演进关系,在理论逻辑上是彼此理解关系。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对中国实现现代化具有决定意义,它一改过去中国对西方现代化潮流冲击的被动回应为主动应对,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掌握了历史主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向度、内在逻辑及新发展

人类已经成为最大共同体,为应对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困境,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通过纵向考察历史文明的演进,再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时期的价值取向及工业革命时代以来全球化的必然性与不可解决的内在悖论,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回答这一“世界之问”的中国密钥。同时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逻辑的基础上,强调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行知合一的“践履逻辑”、汇纳百川的“思想逻辑”等内在要义。进而寻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百年未有大变局的新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新征程”中的新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统一性论析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历史发展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统一性：二者根本方向归一、现实基础一致、基本规律趋同、思想本质同一。根本方向上,世界历史是逐渐走向“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历史;现实基础上,两者皆依赖各主体间的普遍交往和生产力的有效发展;基本规律上,“命运共同体”是沿着客观历史整体发展规律所规定的正确方向所正在构建形成的人类“共同体”;思想本质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当代世界历史理论新篇章,“同一性”是二者关系层面的本质属性。新的时代条件下,科学厘清二者现实关系,对抵制反“共同体”思潮、澄清和捍卫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合法性与科学性、引导世界人民自觉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形成正确历史信仰,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论构建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与交往的历史主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行动指南。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促进普遍交往的同时也带来了分配不公、权利失衡和责任赤字等世界之乱,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出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世界向何处去”的中国方案,是国际社会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正确选择。以全面超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理论旨趣,人类命运共同体内蕴着构建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新型世界秩序的内在要求。在行动路径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以合作共赢为导向建设利益共生的世界,以主权平等为原则建设权利共享的世界,以集体行动为关键建设责任共担的世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依据、重大意义及实践路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着眼于全球发展和人类发展，在关照“两个大局”基础上创造性提出的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坚实的理论依据，全面继承和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升华了中国始终坚持的和平外交理念。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内核理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维护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解决人类发展的共同难题，推动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共建和平发展的新型国家关系。新时代需要通过培育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增强共同利益意识，完善和健全话语传播体系等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历史意义的生成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共产党宣言》所阐发的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历史意义生成的前奏包括：对自然共同体观念的终结、对虚幻共同体认识的扬弃、对真正共同体思想的确立。在此基础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意义得到了真正的开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五位一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类文明发展新形态,是超越虚幻共同体走向真正世界历史的必经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新时代续写的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     

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再思考

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以宽广的全球视野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问题作出的创新性回答.当前,在国际形势和全球秩序变化、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等极不确定性的国内国际环境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迎来了全世界亟需谋求新发展的历史契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基础上提出的,具有坚实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凝聚共识,求同存异,加深国际认同度;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增强国际公信度;开放包容,立足国情,提升国际影响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代背景、理论创新与实践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主席为回应中国发展问题、应对全球各种挑战、完善全球治理而提出的重要理论,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实践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多种场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深入阐述,其内涵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解构和超越了“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中国作为多边主义的倡导者与国际和平的维护者,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贡献

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丝绸之路精神的“一带一路”倡议,既是坚持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贡献。文明交流互鉴作为一种崭新的全球文明观,从人类历史高度积极回答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新时代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文明交流互鉴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内容,还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的理论探索与现实回应。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和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为深化“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提供理论渊源与文化底蕴。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遵循平等性、多样性、包容开放性、共享性的基本原则,依托中华文明,才能形成“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的内生机制;只有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发展战略,才能构筑“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的外在机理,实现“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