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子《尚书》学章句义理之得失

朱子在《尚书》训诂上矫正了传统注疏的一些错误,他对《尚书》脱简的判断和语序的调整,突破了对经典的迷信,开拓了《尚书》研究的新方向。他以理学思想阐释《尚书》词句,赋予了这部古老经典以时代思想的新鲜血液,为我们实现经典的现代化转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论基础和思想资源。     

古礼与北宋儒者的治心、义理之学

古代学术包含在古礼之中,被后人分为内圣与外王两部分。宋儒试图恢复古礼,并从古礼中受到启发,极为重视古礼中"内圣"的部分,以及其中的"义理"。他们以"礼"为"理",发展出一种道德性命的学说,并以这种学说配合内心的修养功夫,试图从中开出"外王"来。     

朱子哲学之义理架构及其理论问题

朱子哲学的义理架构是理气二分、性情对言、心统性情。在这个架构中,心是神明不测的虚灵知觉,虽然不是性理,也不属情气,无所谓形上形下,但却可以包得形上之性和形下之情;心通贯动静,无间于未发已发,自身就是发动力,是性之主宰权得以执行、得以实现的动力。这是一个圆满的架构。但这个架构存在四个理论问题:一是性体无力的问题没有得到最终解决;二是心成了没有主脑的盲动;三是心对情进行宰制没有内在必然的合法性;四是道德责任难以落实。这就逼着朱子从心、性、情三个方面分别做工夫来弥补这些理论上的漏洞,这却使其哲学给人以支离破碎之感。     

中国传统文化之心论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人心的论说精辟独到、深邃无极。本文分析和阐发了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的“人心”思想。     

论北宋理学义理之学的特点

北宋理学学者在复兴儒学的过程中 ,进行了为学方法的变革。他们一反汉唐儒者繁琐说经、支离蔓延的治学风气 ,注重从整体上探索、把握儒家经典的内涵与精神实质 ,根据自己的主观体认来直接领悟并阐发其中所蕴含的大义 ,表现出鲜明的义理之学的特点     

心·道心·人心

心是中国传统哲学系统中最一般、最基本的概念,也是义蕴广泛丰富、演变错综复杂的概念之一。心有道心人心之说。程颐最先将其纳入理学心性论中,并把道心与人心对立起来．建立了“明天理,灭人欲”的极端的理论。朱熹则认为心只有一个,道心人心都来源于人性,人欲为人心的一部分,应予肯定,但由于道心主于理,人心主于气,故道心应支配、节制人心,以遏制人欲,因而主张“存天理,逼人欲”。李退溪的道心人心之说,其基本的理论框架是朱子的,即肯定道心对人心的主导地位。其间有创新,也有矛盾。     

宋明儒学的“天地之心”论及其意义

"天地之心"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复卦的彖辞"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礼记》礼运篇也有"人者天地之心也"一语。汉代董仲舒说"仁,天心",这是汉代儒学宇宙论的重大发展。北宋程颐反对"静见天地之心"的说法,主张"动见天地之心",邵雍之子邵伯温认为天地之心不可以非动非静,动静之几为天地心。南宋朱子把天地之心作为仁说的基础,但这并不是简单回到董仲舒,而是把北宋儒学对《周易》的讨论中天地以生物为心的思想与"仁"联系起来,用仁去规定易学讨论中的天地之心,使仁获得了本体论的意义。明代王阳明把"人者天地之心"当作万物一体思想的一种说法,由于他过于关注心,相对忽视了仁,所以他对天地之心的阐发,只是着重于心之灵明。罗近溪以生生之机为天心,但是他没有把这看作是仁体的大用。     

论孙应鳌美学思想的心学本质

孙应鳌继承和发展了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将"心即是理"引申为"心即是仁",并由此出发,提出了"诚意"、"慎独"以"求仁"的工夫论,从而为其美学思想的滋生提供了心学的理论土壤.对孙应鳌的美学思想的认识,应着眼于对心学与美学相联结的原因进行探究,由此对心学与关学的联结生发出的心即是美所体现的主体性进行考察,这样才能看清他的美学思想所袁明的心学立场,从而看清他形成自己的美学思想,完全是他建构自己的心学体系,展开论述自己许多心学观点的需要.     

论朱子学视角下的恶之无根

因人心之危,一念之差极易朝人欲放纵;气质之遮蔽在一定程度上亦使得天理不能直遂、朗然地充分展现,可能导致人更容易为恶。前者是从发动机制上来说,后者是从影响因素上来说。然人心并不等于人欲,气质之恶是可变可化的,两者均非恶之根源,并不必然导出恶。而察人欲之所出,会发现恶是出于己私做坏了的欲,为受欲望牵引而反善性、后天旁逸斜出者,恶实为一有原因却无根据的物事。又,恶虽无伤于本体之善,但私欲长一分,天理便消一分,人终需加克治之功以去恶存善。     

略论北宋“义理之学”的两个取向

北宋新儒学从本质上说是"义理之学",而北宋"义理之学"的发展一开始就表现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取向,那就是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和心性、性理取向的义理之学.在北宋时期,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是占主流的.后来,由于政治改革的挫折、儒学经世论方面的学术资源的相对不足、排斥佛道思想的需要等方面的原因,注重心性的义理之学逐渐占据了上风,最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从《孟子正义》看焦循的义理之学

焦循对汉学名之为"考据学"特别反感,多次指陈"考据"之无据,认为纯粹的考据只能被视之为"补苴掇拾"之学,务碎琐,难识大体。基于这样的认识,焦循返躬自身,尝试以义理之学去弥补汉学的不足。文章以《孟子正义》为焦点,从义理学之途径、义理之学的旨归、义理之学的局限等角度,对焦循的义理之学做个较为客观的观照。     

戴震义理之学的历史评价及近代启蒙意义

戴震在对经典考据及经典诠释的基础上建构了其义理之学的思想体系。从清中后期学界的评价中 ,可以看出其义理之学是中国传统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化的重要桥梁 ,以及其具有的近代启蒙价值和意义。     

从“心”与“理”之争到“格物”之辩:朱陆之争与王湛之辩之比较

朱陆之争与王湛之辩是宋明理学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两个学术事件。两次辩论之不同点在于:朱陆之辩发生在心学与理学两个不同的学派之间,王湛之辩发生在心学学派内部;朱陆之辩是心学和理学关于本体论和工夫论的争论,王湛之辩是把本体论和工夫论糅合在"格物"的诠释中纠结在一起了。两次辩论之相同点在于:无论朱陆之争还是王湛之辩,都是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关于"社会秩序维护与百姓教化方法"的探讨。从理学派与心学派两派间的争论,到心学派内部不同分支间的争论,从"理外心内"到"心与理糅合为一",王湛之辩可以看作是朱陆之争的延续和深化。     

“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再辨析

王阳明儒家立场的最终坚定经历了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儒家立场的认同意识使王阳明自觉承担起对儒家圣人之道的传续与发扬。基于儒家立场,王阳明坚定孔孟之学的正统地位,但在认同自韩愈乃至程朱理学的道统论的价值基础上,王阳明亦提出了心学视域下道统意识的独特价值：“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这一观点看似与“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的传统道统论有所出入,然其对颜子的认同并非意图撼动程朱的理学道统论,因为认同意识和弘道意识是儒者的共识,而问题往往出现在学派之间正统意识的对抗上,但这种互相压制批评的学派之争却恰是王阳明所极其反对的,因此其对于颜子的认同并非意图撼动传统的理学道统论,而是为了抵抗当时记诵辞章、训诂考据、追名逐利的为学风气,希冀复归儒家圣人之道的真正价值与精神。     

心学式船山——曾昭旭之船山学

船山学发展至今,蕴含不同诠释向度,早期是唯心、唯物之异,后来则有心学、理学之别。曾昭旭作为台湾船山学第二期代表人物,即是以心学模式来诠释船山。然其见解有所见,亦有所不见,透过心学视角,虽彰显了个体自觉的能动性,却也使船山气学与阳明心学间的分际被模糊,使人之有限被轻忽,乾坤并建之实存被刊落,弱化了船山'道大而善小,善大而性小'之意义,而这恰好是船山学对阳明学之反省所在。不仅如此,一元论、一本论的偏重,也难以把握船山两端而一致之辩证性思维,使船山易学之要旨,皆统归为乾元,而难以开展众卦不同情境之要义。     

试论文学评价的人学标准

文学评价不完全等同与文学批评。文学评价主要是指以具体作家作品为对象的价值分析、评判活动,文学价值通过文学评价才最终得以确立和呈现。相对于一般文学批评标准的多元化和多样性,文学评价的标准是有限的和相对确定的。如果说美学和历史（学）的标准是文学评价的最高标准,那么人学标准就可以说是文学评价的基本标准和最低标准。所谓文学评价的人学的标准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为基础,以人的本质和人性的价值理念为标准。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通过描写体现在具体人物身上的“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表现出“人的一般本性”。     

论荀子礼学的深度结构

“礼”是荀学的核心观念,荀子对礼的深度结构作了多方面的论述。从人间层面看,当礼作为社会秩序的依据时,它的深度结构体现的是社会交往理性;从形上层面看,作为根源性的不易之理的礼,是一种“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客观原则在宇宙万物之中的显现。苟子对礼的超越性的论证,重新确立了礼在人间的权威。与礼的深度结构相对应,礼的表层结构也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复性之学与教化之乐——论朱子“学而”章解之诠释及其意义

朱子对《论语》"学而时习"章作出了综合诸说而别开生面之解,具有奠基其四书学的意义。朱子之解围绕何为学、如何学、学何乐、学何成四个中心问题而发。从工夫实践着眼,朱子提出以"效"释"学"说,主张"学字本是无定"之开放观念,"明善复初"乃为学之目的,以此绾合四书;视"时习"为孔门"第一件",阐释了其内在的工夫意涵;凸显先知先觉的示范意义,认为朋来而乐非讲习切磋之乐,乃"善信及人"的教化之乐。此乐彰显了教、学的双向一体及大公无私之精神。全章乃一层次分明、逐层递进之连续体,"学而时习"居工夫要领地位,由此进于自得之悦、教化之乐、不愠之德,经此教、学双向一体之历程,最终成就君子人格。朱子之解广大精微,突显了儒家道德教化的特质,今人应深刻领会其智慧,以为开新之资鉴。     

简论高攀龙易简易学之特质:折中“理学”与“心学”

作为一时儒者之宗的高攀龙,立志圣学,精研经史。于《周易》力倡"易简"之说,又不拘门户之见,折中"理学"和"心学","以人心即易",强调"随时以从道",并提揭"理即心",从而会"心"与"理"而为一。这既是对儒门义理易学的继承,也是一种超越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