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中的“诗笔”

《聊斋志异》中大量穿插了诗、词、曲、对联乃至骈文等多种韵文成分,此即宋人所谓的"诗笔",它对表现人物性格、抒发感情、描写环境、渲染气氛等具有丰富的诗化作用,体现了《聊斋志异》作为古代小说的诗性特点。探讨《聊斋志异》中"诗笔"的表现形式及其穿插特点和规律,对于认识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色大有裨益。     

孔子“兴”式教育法与《诗》《易》的义理化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诗经》和《周易》是他教授弟子们的重要内容，但他并不是仅仅要求弟子们记住《诗》《易》的辞句，而是要他们从中体会出“忠恕”之道来。孔子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当时十分盛行的“兴”式方法，即仅据《诗》《易》中的某一辞句断章取义地引申发挥。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要求弟子们要紧紧围绕着“忠恕”之道去“兴”。孔子就是用这种方法把《诗》《易》改造成儒家经典的。孟子、荀子以及西汉中期以前的儒生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方法。     

《诗经》中的“弃妇诗”与“逐夫”诗

在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选集《诗经》中,保存有大量的反映婚姻爱情的诗,其中以妇女被丈夫遗弃为题材内容的,占有相当的数量,象《卫风·氓》、《邶风·谷风》、《王风·中谷有蓷》、《小雅·谷风》等。在这些诗歌中,有一种基本的模式,这就是:女子痴情,男子负心,弃妇自叹。     

柳宗元《渔翁》诗中的“人”

柳宗元贬官永州时,写过一首《渔翁》诗,全诗共有六句。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消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诗中的“烟消日出不见人”之“人”是谁,一向没有弄清。章士钊《柳文指要》说: 此须先了解原诗“烟消日出不见人”之“人”字谁属?如看作渔翁自认,则明明骂     

儒门《诗》学中的“兴”

“兴”是先秦两汉儒门《诗》学中的一个关键词。孔子时代用《诗》风气的盛行 ,以及两汉经学昌明时代对于通经致用的追求 ,决定了“兴”之本义初乃用《诗》之法。但是伴随上述文化背景的逐渐淡去 ,自由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可能 ,儒门《诗》学中的“兴”在某些情况下开始流转为作诗之法。而无论是孔子的“兴于《诗》”、“《诗》可以兴” ,还是后儒“六诗”“六义”中的“兴” ,实际上都可以各自贯释为一种根源于“仁心”的情感摩荡活动。     

简论《易》之诗化与《诗》之哲理化

一、从《易》与《诗》看哲学与诗歌的同源人类对于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神话时代、宗教时代和科学的宇宙观时代。在人类幼稚的童年时期,原始先民生息于神话巫鬼的精灵气氛里,神与人、梦与真,精神与物质、观念与现实的界限,在其头脑中经常处在腺胧混沌的状态,很难截然分开。神话是一切民族文化心理意识的起源,它孕含了一系列哲学观念的母题和文学意象的原型,但它还不具备哲学的理论形态——概念抽象和逻辑分析;乐、诗、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此时也很租糙原始。随着文明社会的到来,人类思维水平的提高,神     

王冕《墨梅》诗中的“流字”

元末画家兼诗人王冕,对元朝统治不满,隐居浙江诸暨的九里山中。种梅花千株,对花作画,创造了一种画“野梅”的技法,被称为“没骨梅花”,成为扬补之以后的新画派。 他在一幅《墨梅》上,题了一首七言绝句:     

《小说月报》中的“诗钟话”考察

诗钟是介于律诗、楹联之间的一种文学,它既有律诗的严整,又有楹联的特点,本身又兼集斗智与娱乐性质于一身。清嘉道年间,诗钟开始在福建流行,并吸引了许多文人参与唱和;清末民初之际,它的影响范围渐至全国。1913年,《小说月报》开始连载《诗钟话》,以总结和指导诗钟的创作。《诗钟话》不但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也反映出诗钟在当时的流行盛况和巨大影响。     

关于《牡丹亭》中的“集唐”诗

明人汤显祖传奇名著《牡丹亭》中,共出现"集唐"69首,历来未有将其出处(所集诗句之作者和所出之诗篇)全部注齐者。经大量查考证实:此69首(共280句)"集唐",分别集自129位诗家的270余首诗,并勘正了以往诸家引证注考中的相关错讹。     

《诗》之“门”

在《诗》中，“门”成为一种象征，折射出古人对于“门”之审美与情感寄托。筑门意味着国之一要事，皋门与应门象征着国之强盛与希望；东门在国人心中成为了浪漫之所；而北门成了多事之兆；衡门代表平民之德；墓门转为符咒之签；宅门纯为心中之扉。面对《诗》之门，我们应有“程门立雪”之精神，一直等到“芝麻开门”时刻之到来。     

《诗缉》的成书时间及其“以诗解《诗》”

作为宋代《诗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之一的《诗缉》,始刻于淳祐戊申(公元1248年),成书于淳祐末与宝祐初(公元1251年之后),历时达四年以上。《诗缉》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的"以诗解《诗》"。具体表现在它能以诗人作诗与读诗之法来解读《诗经》;同时,它还能引用作为文学作品层面上的文学之诗来解读《诗经》。也正是因为《诗缉》的这一特色,为明清时期《诗经》学研究的转向揭开了序幕。     

《春官》“六诗”之“兴”与《诗经》之“兴”诗

《周礼·春官》大师所教＂六诗＂＂风、赋、比、兴、雅、颂＂之本义,应该从《春官》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的各种礼仪与＂风、赋、比、兴、雅、颂＂的上古辞源意义考究,加以文献实证,方可确定。从上古辞源考究,本义为祭祖且为各种祭祖仪式通称之＂兴＂,正好与《春官》所叙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之祭祖礼仪＂以肆献裸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相契合,而＂兴＂为祭祖和各种祭祖仪式通称在《尚书》、《礼记》、《诗经》等文献均有存留。据此可以推定：配合大宗伯参与＂大祭祀＂的大师所教＂六诗＂之＂兴＂诗,是专用于祭祖的诗歌。孔子所言＂诗可以兴＂应译为＂诗可以祭祖＂。朱熹所言《诗经》＂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象诗,并非《周礼》＂六诗＂之＂兴诗＂,而是上古神文化的诗形式。     

谢灵运诗文化用《易》典方式研究

大量使用《易》典是谢灵运诗文的一大特点,但谢灵运诗文中的《易》典目前尚未得到充分的分析。本文从用字、语典和卦象三个层面入手,分类讨论了谢灵运诗文中《易》典的使用状况。并通过分析谢灵运对《易》典的选择倾向,剖析了其贵族化的创作心态。又结合《易》学研究成果,讨论谢灵运诗文的诗学特点,尤其是用典艺术,指出了谢灵运的创作具有通过典籍感知现实的诗学特点,其中贯彻了《周易》"立象以存意"的创作理念。     

竹书《易》、帛书《易》与传世本《易》语言文字研究中的问题

《周易》研究,在历史上分象数、义理两大学派,因而形成《周易》研究的象数易和义理易两大领域,但由于不重视语言文字,造成了“狐不守丘,叶不归根”的局面。《周易》的现代研究,应当接收历史的教训,以语言文字研究为基础,包括象数、义理、语言文字三大内容。针对《周易》语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帛书《易》、竹书《易》语言研究的现状,目前亟需解决与语言文字有关的版本问题,《周易》语言文字的性质特点、时代性问题,《周易》语言的口语性、社会性问题,古音通假问题等,以纠正《周易》语言文字研究中一些错误倾向。     

说李贺《秦王饮酒》诗中的“秦王”

李贸《秦王饮酒》一诗中的“秦王”指谁?说法不一。兹将各种意见列举如下:1.指秦始皇。清以前,李贺集的注家,多以此诗中的“秦王”指秦始皇。2.指唐德宗。清·姚文燮以唐史证贺诗,以为诗中“秦王”指唐德宗李适(音括)。他说:“德宗性刚暴,好宴避。常幸鱼藻池,使宫人张水嬉,彩服雕靡,丝竹间发,饮酒为乐。故以秦王追诮之。……诚使雄武如秦王尽平六国,犹为不可;而况主非其主,时非其时     

《易》卦“互体”浅说

易学上卦的互体问题,从唐氏的孔颖达到清代的曹元弼,其间不少学者都进行过专门论述。近人刘师培、李镜池、刘凤章等也做过一些探讨。目前互体这一问题又被学术界重新提了出来。鉴于互体问题的复杂性,本文试图综合前人的意见,并做浅显的解说,进而谈谈互体观象法的哲学意义。     

朱熹“《诗》说”述要

朱熹是《诗经》学术史上革故鼎新的风云人物,其《诗经》批评资料异常丰富。择撷朱子原话,以《诗》说命题形式,评述其相关思想观点,大抵涉及朱子论《诗》之效用、《诗》之垂教、《诗》之序言、《诗》之本意、《诗》之手法等五个方面,以揭示和概括这位著名哲学家、教育家《诗经》批评的基本内容。     

《诗》之“志”辩说

本文依据先秦典籍资料,将《诗经》之中的“诗言志”分为音乐角度和文辞角度两种情况,重点研讨文辞角度的“诗言志”;然后根据《诗经》所言之“志”的具体情况,把“志”分为意志和情志两种;同时从作诗者、用诗者和习诗者三个角度具体阐述了其“志”的异同。从而对“诗言志”说提出了系统的解说,并进行了合理的梳理。     

《诗》“兴”与先秦断章取义的用《诗》传统

文章着重考察了《诗》中“兴”的含义,及在先秦时代的用法、目的和对后世的影响。     

欧阳修《诗本义》与《易童子问》经学阐释比较

《诗本义》与《易童子问》是欧阳修经学的代表作,他在这两部著作中的经学阐释同中有异.从阐释目的来说,欧阳修主张抓住“大本”,但具体在《诗本义》与《易童子问》中,“大本”的含义存在差异.欧阳修的经学以“人情”为其阐释根据,但对于“情”的理解在此二书中也存在差异.欧阳修常将经学著作看成一个自足的文本,从文本的文意、文理、文风等角度去判断其真伪,表达自己的理解.对于《周易》文本,他常从其文本的合逻辑性出发,而《诗经》研究中他主要从文学性与逻辑性两个角度去考察.他的经学阐释没有采用逐字逐句的解释经文的模式,而是运用了一种论辩、答问的方式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