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个隐含的悖论

作为当代最不遗余力地捍卫康德自主性观念遗产的思想家,哈贝马斯始终不渝地维护康德自主性观念为启蒙运动至今的连续理想。交往理性方案正是哈贝马斯试图替代康德实践理性方案、以推进康德自主性事业的根本成果。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替代康德的实践理性,其用意在于消除后者的独白化性质。但是,为了达成该目标,哈贝马斯不得不抛弃实践理性本质上葆有的独立目的规定;此举所导致的结果是,交往理性最终无法充分承载康德的自主性观念。这一状况显示出,在对康德自主性遗产的改造中,哈贝马斯面临了一个介于“事实”与“规范”之间的悖论性难题。     

康德“物自体”概念之再考察

关于"物自体"的理论贯穿了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康德大量谈及了"物自体"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康德关于"物自体"的理论既是其认识论止步的路标,也同时开启了其通往伦理学的通途。对康德而言,这个概念的界定最终也决定了形而上学的命运。本文试图阐明康德对"物自体"概念的界定,分析康德从何种意义上得出"物自体"的概念,并试着说明这一概念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被提出的意义。     

“直观”与“概念”——康德、黑格尔的不同规定

"直观"与"概念"在康德哲学中和黑格尔哲学中都有论述,而对于这对范畴的关系,二人观点完全不同。康德认为"直观"与"概念"是人的两种先天认识形式,具有着严格的界限划分,二者的关系是差别与对立:直观不能参杂概念,概念不能去直观。黑格尔则反对将二者进行界限性的划分,主张二者的关系应该在相互归属中达到辩证统一。由于二人对"直观"与"概念"这对范畴及其关系的规定不同,所以二人的哲学存在很大差异。康德哲学严格区分了现象界与本体界两个世界,划清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两种理性的应用界限。黑格尔则实现了本体论与认识论、逻辑学的统一,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     

论现代性中的合理性

在现代性语境中,“合理性”是一个被频繁使用而涵义复杂的概念:它既可以被理解为“合乎理性”,也可以被理解为“合情合理”。二者虽有差异和冲突,但都能在现代性中得到论证。而这是由于现代性自身的悖论造成的。因为尽管现代性承认人的理性并要求人“合乎理性”地思考和行动,但不同的人会不同地理解理性,并且不同地运用理性,结果只能导致现代性及其合理性的自我瓦解和否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必然反题。     

康德哲学与现代性论争

康德的批判哲学是当今现代性论争的焦点之一。现代性重建派只强调康德哲学中的知性立法的一面 ,而忽视了理性的规范作用。后现代主义则与之相反。其实 ,双方都歪曲了康德有关知性立法和理性规范的论述的本意。康德是要指出知性立法和理性规范是相互制衡的 ,也即互相渗透和互为解放力量的。因而 ,现代性危机的原因不在于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化 ,这只是表面现象 ,而在于知性立法和理性规范之间互相制衡的机制遭到了破坏     

从韦伯现代性的“合理性”到“非合理性”

“合理性”在现代语境中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它可以被理解为“合乎理性”，也可以被理解为“合情合掣’。在韦伯的“合理性”论述中，既有对现代性的充分认同，也有对现代性发展的危机意识，即人们对理性单向度的过分强调，而这种对理性单向度的强调会使理性走向它的反面。从表征上的“合理性”迈向实质上的“非合理性”，其最终结果是现代性及其合理性的瓦解。     

康德的同情理论

由于以理性与道德法则作为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康德一直被认为忽略甚至否定了情感在道德实践中的积极作用。为此,一些情感主义者一直针对这种"理性中心主义"提出批评,他们认为,应该以自然情感、尤其是"同情"作为道德行动的根据。然而,这种批评在于人们忽视了康德在其后期提出的重要的关于"同情"的理论。在康德看来,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只有理性才能提供真正的道德根据,而在实践上,理性比情感能够更加保证道德动机的有效性。相比于情感,理性可能是反应比较迟钝的,但它却能最大限度地达到道德判断的准确性。康德所谓的"同情"需要受到理性的规范与引导,从而成为一种重要的"道德情感"。基于义务论的框架,康德的同情理论拥有比一般的情感主义观点更加独特的优势。     

康德的“物自体”理论

："物自体"概念的内涵及其不同表述对应于康德对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具体考察过程。作为限制性概念,物自体的理论功能是限制感性和知性;作为范导性概念,其积极作用在于引导信念。物自体理论显示了康德批判哲学谦抑的理性精神,而黑格尔哲学对物自体的批判与消解则导致了理性的绝对化。     

启蒙与理性——读《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

启蒙运动又称“理性时代”.“理性”是启蒙运动三个核心概念之一,它不仅与启蒙运动如影随形,也与启蒙运动本身一样具有多重内涵.在一定意义上,对理性的认识与反思也就是对启蒙的认识与反思.《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中所录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一文,以及康德的反对者哈曼的有关论文和福柯关于启蒙与理性问题的探讨会帮助人们了解西方学界对“启蒙”与“理性”的认知.     

从理性到合理性：罗尔斯自由主义思想之嬗变

罗尔斯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经历了从理性到合理性的演变。这一演变的必然性一方面来自于《正义论》中所构建的社会正义理论内部逻辑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现代性政治生活的公共性之基本诉求。从对理性自主的强调到对公共合理性的辩护,实际上体现了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思想从康德道德哲学立场到黑格尔政治哲学立场的偏移。相对于康德的绝对命令,罗尔斯的合理性概念与黑格尔的自由意志论在事实上更具有理论亲缘性。     

论阿多诺对现代主义的辩护

由于对现代主义的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阿多诺对现代主义的辩护就不是单纯的辩护,而是有所批判地加以捍卫.这就使得阿多诺的美学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理论发生了纠葛.通过对阿多诺的现代主义美学进行辩证的考察,可以揭示阿多诺与后现代主义的本质区别:即前者坚持现代主义这一"必要的恶"以实现艺术真理这一更大的善;后者则全盘抛弃了现代主义及其真理诉求.     

性善乎 性恶乎——康德道德哲学之善恶概念及其人性论

立足于纯粹实践理性之批判,康德扭转了西方思想史上关于道德法则与善恶概念之关系的传统观点,即善恶概念既非理性之先验设定,也非基于经验之预想,它乃是寓于道德法则并为道德法则所决定的,所谓善恶概念决定实践意志之传统观点必将流于他律.由是一、善恶概念乃是涵于实践理性之道德法则的;善恶概念与福祸概念之间没有任何必然性之联系,福祸概念不是善恶概念产生的基础和依据.二、唯一无条件善或恶的只是自律与否之意志,人性无善恶,但理性又显示了人类向善之潜能.那种认为康德持人性本恶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三、该人性论和康德所持的社会历史观也是内在统一的.     

审美现代性：一种概念性探讨

“现代性”是用以描述和界定现代时期社会文化特性、精神体验和观念形态等的总体概念,而“审美现代性”的概念是从属于现代性的。综合考察波德莱尔、贝尔、哈贝马斯以及卡林内斯库等人的相关分析论述,可将西方美学中的审美现代性理解为18世纪后期以来的、以艺术的自律性发展为主线并包含文化的审美性演化的动态表征。     

康德宗教哲学中的人性论

"人是什么"是康德纯粹哲学之终极关切。尽管康德用哲学人类学来回答这一深刻命题,然而事实上,其宗教哲学专著《纯粹理性界线内的宗教》已经开始了对人性的研究,这体现了康德对"神-人"关系中,人的地位与尊严的强烈关切和深刻反思。康德认为,人之本性为自由。在自由的人性中,存在着向善的禀性和向恶的倾向两个维度。人性之根本使命是发动心灵的本体革命,做使自己配享幸福的德性之事。     

现代性的反话语: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范式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转向

哈贝马斯指出:"从康德开始,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一直就存在着一种哲学的反话语,从反面揭示了作为现代性原则的主体性。"在哈贝马斯看来,无论海德格尔还是福柯,他们对主体性理性的批判都没有从根本上超出黑格尔划定的圈子,即都是在主体性的原则下对主体性作一种形而上的整体性批判。要突破传统"理性主义"的窠臼,必然以具有"言语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取代"认知主体",也就是以"主体间性"取代"主体性",哲学才能真正从"意识哲学范式"走向"交往范式",传统理性主义的危机才能彻底终结。通过"交往理性",哈贝马斯实现了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理性主义范式的转换,摆脱了传统"意识哲学"的危机,解放了韦伯工具理性的"铁笼"困境。然而以语言为中介的"主体间"达成"共识"的同时在一定意义上却忘记"交往理性"的初衷。而"话语权力的平等不是哲学可以用‘应是’就可以实现的,它与文化、政治、经济交融在一起,而使现代性问题更加复杂"。     

“本体论证明”的三个模态版本辨析

安瑟尔姆提出的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曾受到康德的摧毁性批判。以现代模态逻辑为基本工具,哈特肖恩、普兰丁格和哥德尔分别构造了本体论证明的"模态版本"。经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哈特肖恩的版本没有区分逻辑可能与形而上学可能;普兰丁格的版本以"极伟大性"为核心,运用可能世界理论摆脱了基于"存在"不是谓词的康德式质疑,使问题集中于对证明中非逻辑前提之合理性的把握;而哥德尔的版本尽管依托"肯定性属性",但由于把"必然存在"作为"肯定性属性"之一,最终难以避免康德式质疑。更重要的是,任何本体论证明都是一种有前提的推演,因此对它们的评价最终都要依赖于其非逻辑前提的合理性。     

康德的道德哲学及其评价——以“义务和道德法则的普遍理念”为视角

以"义务和道德法则的普遍理念"为视角阐明康德的道德哲学是可以从康德的原著中直接把握到的基本线索;从试图应对现代性问题出发,借助对"义务和道德法则的普遍理念"的阐明,康德建构了一套关涉"目的论"和"自由"的道德学说;这一学说有其重大的理论意义,但也有其基本的理论限度;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则为我们认清这一限度提供了巨大的理论价值,也为我们审视当下社会文化的基本状况和建构合理的新的生活方式起到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目的论的援引:康德警惕现代性的姿态

在现代性的后果愈演愈烈的今天,人们自然会想到尼采批判现代性的意义。然而,远在尼采之先,康德就向世人发出了警惕现代性的呼声。康德从启蒙运动对目的论的抛弃中看到了现代性的征兆。启蒙运动所隐含的机械主义和功利主义两重现代性倾向共同侵夺了精神世界的地盘,其最终的结果就是目的论的陨落。康德试图通过形而上学的重建以及目的论的重倡来遏制功利主义和机械主义的蔓延,以阻止现代性的过度扩张。     

论康德伦理学中“出于义务的行动”概念?

康德伦理学是典型的义务论。然而,康德关于义务与道德价值的主张———一个行为要能够具有道德价值,仅当是单单出于义务动机而行动———却遭到了来自同时代以及后人的不断质疑、维护与修正。然而一旦我们理解了康德的真正目标,那么再主张出于义务的行为排除了其他偏好,就显得荒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