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倭寇海盗、海禁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读《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十六世纪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的倭寇海盗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明清统治者从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把东南沿海地区人民不顾封建政府海禁前往日本、东南亚各国从事海外贸易,诬为倭寇海盗,并进行了残酷的镇压。长期以来,很少有人对此进行专门的研究;解放后,一些书刊仍沿袭旧的观点,把一场人民的正义斗争,也说成是倭寇海盗,对封建统治者镇压人民的行动,不加分析地一律给予肯定和赞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山大学戴裔煊教授《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澄清了一些历史事实,为深入研究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倭寇海盗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嘉隆期间的倭寇与明初、万历年问的倭寇不同,前者是假倭寇,后者是真倭寇。戴裔煊教授认为:明初日本人入寇山东,以及派人与明左丞相胡惟庸相勾结进行谋反,是由日本当权者所主谋指使的,是真倭寇。万历年间日本虽没有直接派兵入侵中国,但当时     

论谭纶对明代抗倭斗争的贡献

倭寇对中国沿海的骚扰,始于元末明初,尤以在嘉靖年间为最烈。这一时期,由于倭寇侵袭,东南沿海苏、浙、闽、粤一带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当时在抗击倭寇侵略的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爱国将领,其中最为人知的是戚继光和俞大猷?戚继光、俞大猷在抗倭斗争中,战功卓著,固然值得称道,但另一名将谭纶的功绩,同样不能忽视。笔     

胡宗宪抗倭事迹探论

胡宗宪（？—１５６５年）,字汝贞,绩溪（今安徽绩溪县）人。嘉靖年间,胡宗宪率领明朝官兵屡次粉碎倭寇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入侵,在明代抗倭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然而,因胡宗宪诱杀了与倭寇勾结的奸商王直等人,而遭一些学者非议。究竟怎样评价对他的是非功过,就需要...     

从闭关自守到被迫开放的历史考察

鸦片战争前，中国有400多年闭关锁国的历史。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率先用重炮轰开天朝帝国的大门，此后，中国被迫对外开放。本文拟就闭关自守到被迫开放的过程，作一番历史的考察。一、明清时期的闭关政策明朝初期，朱元津首开销国禁海之先河。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受到倭寇的严重袭扰，为此朱元津下令禁海，其目的在于禁止内地商贾出海勾结倭寇从事海盗交易，维护沿海地区的社会安宁。永乐年间虽有郑和远航西洋之举，但对民间海船出海仍有诸多清规戒律。明朝中期以后，中国的海禁越发严厉，以致“片板不许入海”，与外界完全隔绝。清朝…     

嘉靖“倭患”探实

通常的历史教科书告诉人们:明中叶,倭寇侵掠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一带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了重大损失,因此抗倭战争是爱国的、正义的战争。这个结论,长期以来为人们接受。但事实上,明中叶,特别是嘉靖年间的所谓“倭寇”,从领导者到基本群众都是中国人;这些中国人是为了冲破明王朝反动的“海禁”政策才被迫拿起武器的;他们的斗争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具有进步意义,而他们之被镇压是历史的悲剧。     

从东亚学视域看日本的倭寇史研究及倭寇文学

历史上涉及东亚的倭寇事件,既是倭寇对中国和朝鲜的掠夺行径,也构成东亚古代海洋史、战争史、经贸史的重要环节,进入20世纪后更是成为东亚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并进一步延伸到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领域,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倭寇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鉴于倭寇事件的东亚区域性质,打破国别研究的局限,站在东亚学（东亚区域研究）乃至东方学研究的立场上对日本倭寇史研究及倭寇文学加以剖析,并与中国的倭寇研究及倭寇题材的文学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东亚区域意识与日本民族主义两种倾向构成了日本倭寇史研究与倭寇文学的一对矛盾体,反映出当代日本普遍的民族文化心理。     

明代嘉靖倭患兴起的原因分析

明嘉靖朝,中国东南沿海以中国人为主的“倭寇”猖獗一时,倭患产生于动乱的日本,由日本封建统治阶级组织、支持境内的浪人武士、失去土地的贫苦农民到中国沿海地区劫掠。由于明代中后期政治上日益腐败,贪污之风盛行,武备废弛,对外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以及西方殖民者的参与和日本国内的战乱等多种因素的刺激从而形成了嘉靖朝的倭患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明嘉靖朝倭患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与整理,从而对明代倭寇成因问题有一个比较系统地、全面地了解与认识,正确地看待倭患问题,并且以史为鉴。     

“非奉公差,不许借行勘合”——谈张居正对驿递制度的改革及其现实意义

一明朝嘉靖年间,明室的中衰已经严重威胁到国家的生存。太祖、成祖的武功早已隐退,仁宗、宣宗的文治销声匿迹;内有严嵩乱政,北有鞑靼侵扰,东南沿海倭寇猖獗……所有这些都摇撼着明室的根基,同时也呼唤着治国的能臣。历史造就了张居正。他大刀阔斧推行的政治经济制度改革,特别是     

“八幡信仰”与日本文学中的倭寇观——以《八幡船传奇》为例的批判研究

对倭寇的正当化与美化是以倭寇为题材的日本“倭寇文学”的总体倾向。早乙女贡的《八幡船传奇》作为倭寇文学的独特性在于它从日本的“八幡大菩萨”信仰出发,把倭寇的入寇行径写成了受“八幡大菩萨”护佑乃至“八幡大菩萨”自身的行为,并基于神道教的海神信仰立场,将倭寇行径看作受神明庇佑的开疆辟土,从根本上将倭寇予以正当化乃至荣耀化,反映了日本的传统信仰与国家主义意识。对此进行分析批判,有助于我们认识“倭寇文学”及倭寇观的文化渊源与当代流变。     

论明嘉靖中期倭寇的性质

明嘉靖中期,国内外贸易状况日趋复杂,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倭寇猖獗,海禁与反海禁斗争,错综复杂地交织一起。明统治者把这种状况简单地概括为倭寇问题,从而增加了识别的难度。一为了更好地认识嘉靖中期倭寇的活动及其性质,需要简略地回顾倭寇的发生以及与其相关联的但又必须加以区别的一些基本情况。首先,倭寇(日本称为海寇)起源于元代以前,成长于元军侵日之后,发展壮大于日本的南北朝和战国时期亦即明嘉靖中期以前,而消亡于明万历时期亦即日本丰臣秀吉统一全国之时。明成化、正德时期,出使日本目睹倭寇实况的朝鲜通信使朴瑞生估计,对马、壱岐、北九州及濑户     

倭寇与中国

发生于元代末年(十四世纪中期),与有明一代(1368—1644年)相始终的倭寇对中国、朝鲜的骚抗和侵略,给中世纪后期的东亚世界带来动荡和不安。同中国历史有关的倭寇,分别出现在元末明初、明代嘉靖年间(十六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和万历年间(十六世纪九十年代)。然而,同是倭寇,在不同时期,实质不同,意义也不同,不能一概而论。笔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把倭寇分几个时期作具体分析。     

明代沿海城镇对日贸易浅谈

一明代中后期,也就是自嘉靖中期至明末,随着中日官方贸易的断绝,两国的民间贸易却出现了一个大发展的趋势。自嘉靖二十八年(1549)以后,明政府以东南沿海受到倭寇骚扰为由,中断了官方的“勘合贸易”并厉行海禁。但两国商人则千方百计冲破海禁,互通有无。特别是在东南沿海一些城镇,这种交往达到了高潮。在浙江的宁波,由于受到传统的勘合贸易的影响,两国商人往来频繁,还出现了专门与日商交往的商人团伙和店铺,尽管在官方贸易断绝之后,来     

论嘉靖时的倭寇问题

<正> 倭寇是明代的大祸患,对人民生命财产、生产事业、海防、交通都带来巨大损失,经数十年才平定。历来人们都认为御倭战争及其将领是值得赞颂的,但是近年来有人提出这是传统的旧看法了。他们则从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和海禁政策的弊端来探讨倭寇问题,认为倭寇具有“反海     

日据时期台湾小说对“童养媳”风俗的批判

“童养媳”风俗，在中国社会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在台湾民间，“童养媳”被称为“媳妇仔”。台湾学者杨翠于《日据时期台湾妇女解放运动》一书中曾指出：养“媳妇仔”的目的即将幼小的女孩“养来做媳”，使之作为预设的婚姻对象。那么，这种“媳妇仔”风俗在台湾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知道。台湾居民大多为闽、粤两省移民。闽、粤两地的各种宗教、文化、制度与风俗，当然包括“养女习俗”。亦随移民传人了台湾。但明朝以来，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海盗与倭寇骚扰肆虐的情况时有发生，清政府又三次实行“海禁”。     

明代的中日勘合贸易与倭寇

明代中日勘合贸易的兴始和断绝 ,都与倭寇问题相关联。永乐年间 ,明廷希国以勘合贸易换取日本政府对倭寇的抑制 ,然而 ,由于日本政局的变化 ,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 ,并导致了勘合贸易的断绝。宣德八年以后 ,以消弭倭寇为切入点 ,中日勘合贸易再度恢复 ,由于在勘合贸易中日本实际上占据着主动地位 ,使勘合贸易成为明朝沉重的包袱 ,并最终因倭寇问题导致了嘉靖年间勘合贸易的再一次断绝     

《马关条约》签订与台湾割让的历史原因及其思考

本霸占台湾的企图，并非在甲午战争结束之时才萌生。早在16世纪中期明代嘉靖年间，日本海盗倭寇就曾窜至澎湖、台湾，在那里建立侵犯闽粤沿海的据点。17世纪初，日本政府的舰队也曾试图以武力进犯台湾，企图逼迫清政府通商。在那二三百年间，日本不断挑起事端，屡屡进犯台湾而必欲霸占。直至《马关条约》签订，日本终于如愿以偿。统观这段历史，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与台湾割让的主要原因至少有这样3点：第一，台湾孤悬中国东南沿海，与琉球及东南亚各国相邻。占领台湾就是获得了向东南亚扩张的基地；加以台湾的农副产品与水产资源丰富，…     

明代乡村的防御体制

<正> 明代的军事防御体制,可分为两大部分,即边地与腹里。明初创设的军事卫所,大致按此格局分布。在明代的历史进程中,由于蒙古残余势力的不断骚扰,以及倭寇的时常侵袭,明代的边防就自然分成了北方九边与东南海防两大体系。与此同时,腹里防御也可分为城市防御与乡村防御两大部分。本文试就明代乡村的防御体制作一初步的探讨。一、巡检司:专职的乡村防御机构     

面子与里子:明洪武时期中日“倭寇外交”考论

纵观明初中日外交,倭寇所引起的海防安全问题始终是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明政府几乎每次遣使都会提及倭寇问题并在国书中明确要求日本禁倭,另一方面日本虽然多次呈贡厚礼并送还一些被虏人,却一直不能全面出击平息倭寇,致使倭寇连年屡犯中国沿海,给海疆安全带来极大威胁。双方在禁倭问题上不能达成默契,导致明太祖对倭寇外交失望之极,最终决定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转而重点加强防倭军事力量以维护国防安全。明初中日关系不仅有封贡与朝贡,也有冲突、敌对甚至绝交,双方之间复杂曲折的外交关系是理解古代东亚国际秩序多样性和动态性的一个极佳范本,它使我们认识到在中国与邻邦交往中,朝贡礼仪只是表面虚像,而国防安全才是实质内容,是影响两国外交最深层次的核心要素。     

宋元海陆双重帝国架构何以樯倾楫摧——明朝之百姓“片板不得下海”国策探析

宋元两朝初步形成了海陆双重帝国架构,但伴随着明朝实施百姓“片板不得下海”(海禁)国策,这番景象随之冰消瓦解。该国策之产生,缘于“明太祖本以元末奸民起事”,故“时时以防民防边为念”(雍正帝语)。“防民”是提防可能取而代之者,朱氏通过戮尽功臣并借此废除丞相制以集权后,其防范重点便转移到士人与百姓身上,尤其是格外防范海商、渔民与游民。“防边”有二：北元与倭寇。因元顺帝及子孙不但拥有标志着王朝正统性的传国玺,还始终没有放弃大元国号,拥有强大武力,逼得明朝修筑万里长城来防范。至于倭寇,明朝虽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却对“长于陆战,短于水战”的倭寇,非但不主动出海犁庭扫穴,反而沿着海岸线修筑防海卫所,借此隔绝民众的海上事业与外贸。“防民”是明朝实施海禁的底层逻辑,可能取朱家而代之的明朝官民、北元王朝均是其“心腹之患”。与之相比,倭寇则属“癣疥之疾”,因为乌合之众的倭寇对明皇权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威胁。恰恰是这一点,倭寇便成为明廷可资利用的道具。因为只要倭寇存在,朝廷就有了对百姓海禁、让皇室与官府借此垄断海上贸易的理由,这也是各类真假“倭寇”能与强大的明朝共存200多年的内在原因。     

明朝对日本贸易政策的演变

明朝对日本实行的贸易政策,围绕着被动依赖日本方面抑制倭寇活动或主动加强海禁、打击倭寇骚扰等问题,随时进行着调整.刚开始对日本实行羁縻政策,准许他们入明朝贡,企图通过外交活动来抑制倭寇的侵扰,但由于双方对朝贡贸易的理解不一样,遂引发了宁波的拼杀事件--"争贡之役".明朝以此罢市舶,严海禁,断绝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并一直维持到明朝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