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型城市的差异性转型状态探讨

资源型城市转型中存在两大类因素,一是关系性要素,主要是制度、转型规划与机制,一是结构性要素,主要包括与企业创新相关联的转型动力要素以及与自然环境、民众的生活质量相关联的转型约束要素。转型过程是关系要素对结构性要素进行良性调节的过程,是两种结构性要素之间的良性互动过程。依据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可将资源型城市转型状态分为四类,要针对不同的转型状况产生的问题,采取不同的措施。     

中国经济结构再平衡与长期增长

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由原来的高速增长转向追求中高速和质量型的增长,这是中国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必然选择。解决中国经济突出的结构性问题,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也就是经济结构再平衡,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赖规模扩张转向主要依赖技术进步,是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保障,也是中国多年来致力的发展与改革目标,是一项需要长期努力的任务。经济结构再平衡有赖于经济长期发展的支持;经济长期发展和增长周期延长,才能为经济转型与升级的结构再平衡提供时间、空间的回旋。我们要紧紧抓住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契机,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中国经济的空间结构再平衡,以全面依法治国推进中国经济结构的再平衡和长期的经济增长。     

中国已跨越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试论中国的人口转变、结构转型与刘易斯转折点

本文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与刘易斯转折点等问题,用人口问题为主线连接起来,指出中国已跨越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正在向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过渡,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对期结构转型、人口转变、体制转轨等结构性问题相互重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解决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加快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的根本途径,在于全面推进深层次、综合配套的体制改革.     

体制转型-结构转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异质性"及其引申含义

运用转型经济学理论对改革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异质性"进行分析,认为区别于其他国家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化分别推进的情形,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结构转化同时推进的阶段,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表现在:体制转型-结构转化两种演化具有共时性,体制转型-结构转化的路径具有类似性,体制转型-结构转化之间具有关联性.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总量经济的长期增长来自于体制转型-结构转化的同时推进,而结构性问题本质上导源于体制转型-结构转化的非平衡性.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异质性",可以引申出政策调整和理论创新两个维度的含义.     

《制度伦理与官员道德——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结构性转型研究》出版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靳凤林教授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基金会资助项目“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结构性转型研究”基础上完成的《制度伦理与官员道德——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结构性转型研究》一书2011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在历次改革中屡屡被推迟的最为棘手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然成为制约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中国在21世纪的基本走向,甚至于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世纪初前30年我们对这一问题所做的思考、选择和作为。     

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对理论创新的积极作用——一种社会学分析的新视角

当代社会实践发生了结构性的巨变,也显示了它具有的两股巨大力量———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的力量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的力量。当今世界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也都包含着这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我们把研究这种结构性巨变及其二维效应的理论称之为“实践结构的社会学理论及其二维视野和双侧分析”(简称实践结构论)。从社会学研究“中国经验”的“全球”与“本土”话语之争的再度激活,到“广义转型论”与“狭义转型论”实质性分野的明朗化;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生命力的再发现,到现代性彰显以来新兴社会科学(如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共性和个性的侧重差异,再到当前我国政学两界共同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都需要一种更为开阔的社会学理论视野。通过这一视野,我们不仅能够更深入地把握现代性全球化和本土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性,而且可以重新认识在中国新型现代性实践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不懈追求和新的活力。     

传统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基于结构与行动者视角的三阶段演进模型

数字技术的进步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便利,也改变着企业组织。数字化所带来的结构性变革对于传统产业中的企业影响尤其巨大。以社会学中结构与行动者争论作为研究视角切入,首先讨论了数字经济背景下传统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接着从结构规制性及行动者能动性二者共生共存的张力出发,解释数字化转型的动因及潜在障碍。基于此,进一步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提出了组织适配的三阶段模型(EEI模型),即试点期(局部端数字化)、拓展期(平台数字化)及整合期(生态系统数字化)。这三个阶段各有其独立的特征,同时又是企业数字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决定了其转型的延续性及完整性。基于结构与行动者视角所提出的三阶段演进模型对于企业数字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探索

中国已经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和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突破口。为了促进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探讨了当前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面临的理论和实践困局,阐释了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的路向以及政策实施重点。研究认为,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以经济体系、产业体系、能源体系绿色低碳转型为引领,在传统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过程中,可以防范和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资源型产业绿色转型发展可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相较于以往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需要进一步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增强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研究还认为,以抓好顶层设计、多层级政府间协调、培育转型主体以及改革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等方面作为政策实施重点,可以有效推进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     

公民社区--一种重要的社会整合机制

随着单位社区的边缘化,在现阶段的中国出现了公民社区.公民社区是现阶段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的社会整合机制.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整合机制必将成为社会生活中最主要的一种整合手段.     

产融结合促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的因素与路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而金融投资领域的改革是供给侧改革的源头。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重视产业和金融的结合,促进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在很大程度上是正反馈的过程,产融结合不仅是产业发展的需要,也是供给侧结构改革能否深化的需要。因此,需要重视产融结合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产业结构转型缓慢、资本市场发育滞后,同时风险、制度、体制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制约了产融结合的步伐。这需要我们回归金融本质,提高金融部门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创新产融结合的方式,并深化金融体制机制改革,消除金融部门服务实体经济的门槛。     

中国—东盟跨境安全治理:制度困境与优化策略

近年来,随着缅北冲突、湄公河航运安全等东盟安全问题的凸显和外部化,中国在同东盟邻国的边境地带面临着一系列外源性安全威胁,对跨境安全治理的功能性需求已成为紧迫的现实。随着治理实践的展开,中国—东盟跨境安全领域已初步形成了一套安全治理的制度架构,包含多边和双边两个层次的治理机制。这一制度架构在治理实践中存在三个层面的制度困境:一是结构性困境,表现为制度覆盖范围不充分、制度架构碎片化、制度发展程度低等结构层面的内在缺陷;二是过程性困境,表现为制度架构在其机制运行过程中面临着多种阻碍因素,治理合作的推进困难重重;三是效能性困境,表现为制度架构难以完成预期的治理目标,存在治理失灵的问题。化解制度困境的关键,在于优化治理体系,推动治理模式的转型:一是从低制度化治理转变为高制度化治理,以消解治理制度的结构性困境;二是从一元治理转变为多元治理,以弱化治理制度的过程性困境;三是从消极治理转变为积极治理,以应对治理制度的效能性困境。     

社会转型期当代中国的风险治理

风险是与人类发展相伴随的一种社会现象,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无法完全避免风险。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转型、政治转型和文化转型是产生社会风险的重要原因。当前,我们必须树立扣谐发展的理念,确立正确的风险价值观,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积极开展全球风险治理,力求以最小的风险获取最大的发展。     

现代企业制度与校办企业改革--以某高校宾馆为例的研究

校办企业是转型过程中的特定产物，存在着整体结构性问题。在对校办企业某高校宾馆改制成果总结和肯定的基础上，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对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展开了分析，并提出了进行校办企业治理结构改革和优化应予考虑的几点要求。     

近代中国法律教育转型与中外关系的演变

纵览近代中国法律教育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其与中外关系的逆转有着密切的关联,两者都各依赖于对方,并从对方那里获得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保证和条件,且双方各向对方条件的提供都需要以自身的结构性更新和转型为前提。可以说,法律教育现代化转型与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的演变几乎是同步的。     

生产压倒再生产:妇女劳动的官方话语关系转型及其解释(1980—2001)

1980年之后的二十余年间,有关妇女劳动的官方话语具有生产压倒再生产的特点,这与历史上再生产话语与生产话语的共存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与近二十年来国家对家务劳动的消极承认有所不同。市场转型中国家从社会领域的后撤和公私关系的重建,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产生和地位衡量标准的变迁,妇女问题变严峻和妇联双重职能的产生以及就业问题反复出现是与这一转型紧密关联的四大结构性因素;而政府有关部门为缓解就业压力而试图推行妇女阶段性就业政策,妇联以劝阻政策出台相应对,由此形成的互动是促使关系转型产生的行动性因素。总之,这种关系转型是结构与行动交织过程中产生的非意图性后果。     

扩大出口战略取向研究──江苏面向21世纪国际市场战略抉择及对策要论

世纪之交的全球经济结构性转型预警了新一轮国际市场争夺战将更加激烈,为此中国必须一改出。对GDP的贡献度长期偏低的发展格局,千方百计地做好扩大出口这篇大文章。江苏作为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强省必须总结近年国际市场变化规律,适度调整“三大需求”比例结构,切实研究进一步扩大出口的战略取向及对策措施。本报告以国际→中国→江苏→国际为研究路径,从分析国际经贸发展趋势与国家在继续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的同时采取相关举措入手,深入探索中国新世纪扩大出口的若干战略取向和江苏的主要对策,这里摘取有关江苏“十五”扩大出口的五个重要方面作为对策建议：一、调整出口市场结构;二、调整出口产品结构;三、优化出口产业结构;四、构建出。企业经营模式;五、选择出口扶持政策。以期为江苏制定“十五”发展规划、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提供参考。     

城市化是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根本路径

当前农村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是结构性矛盾。其中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是农村经济结构性矛盾的总概括。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根本办法是城市化。城市化是乡村与城市良性互动的历史过程 ;城市化是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一揽子思路的总根源。加快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对策是从总体上调整经济发展战略 ,实行工农业和城乡平等发展战略 ;调整城乡生产要素的时空序列 ,发挥城乡社会文化资源良性互动的作用。     

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及法治的缺失

中国封建社会是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多方面的结构性因素共同促成的,其结构性特征是经济方面的“强干弱枝”结构、社会阶层方面的正、倒“金字塔”形结构、政治与伦理方面的“国家与家族两头大”、“社会中间小”结构以及“家国同构”。这些结构性特征消解了法治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基础,破坏了法治的运行与操作,抑制了公民的法律意识,对中国法治的缺失产生了重要影响。     

现代化多元发展与国际政治结构性震荡

现代化多元发展与国际政治结构性震荡张铭１国际政治结构性震荡，通常是指国际政治中主要大国间相互关系的一种根本性变革，是它们在利益分配整体结构上作出的重大调整。当我们回顾世界近现代历史的发展时，可以看到这种结构性震荡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从大英帝国崛起问...     

大学转型的内在逻辑及理性反思

转型是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航标和大学结构性发展的一种文化形态。转型不只是简单地集聚和打造适应社会需要的单纯技术高地，实现人才培养的技术化目标，更重要的还在于构建和完善包括引导社会向上、向善的思想与道德因素在内的混合技术的人才培养场域。当转型遭遇认识困境、路径选择困境、转型动力困境以及规划设计困境时，特别需要转型的理性精神，需要“转型文化新形态”的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