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学术的地域文化渊源及其文化精神

浙东学术文化的形成、发展、传承是植根于浙东地域文化基础之上的。古越文化中那种自强不息、励志图强的人文精神是浙东学术文化经世务实精神的根基;从与湖湘文化的比较中可见浙东学术文化更具有注重经济民生的精神;从与岭南文化的比较中也能见浙东学术文化在追求思想“自得”中的特点和局限。明清以来浙东经济社会的发展,又使浙东学术的“经世务实”精神渗透着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思想诉求。     

论浙学、浙东学术、浙东史学浙东学派的概念嬗变

在这组概念中,"浙学"最早出现,但最迟为当代人所认知。"浙学"概念的嬗变,经历了两大阶段,一是宋代浙学,二是明代浙学。今日的"浙学",应理解为广义的浙江地区的学术文化,或浙江特色的学术传统。清以后,才开始出现以"浙东"为地域核心的学术术语。最早以"浙东"为地域核心的术语是"浙东学派"。接着是"浙东史学"与"浙东学术",均是18世纪的章学诚首先使用的。"学派"就是"学脉",强调的是学术发展的一脉相传性,而不是现代门户意义上的派别。必须从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二分角度,讨论浙学、浙东学术、浙东学派诸问题。它应是一个认知意义上的谱系建构问题,建构是记忆的重新组合,组合的标准与方式,是由建构者当下的语境与目的所决定的。     

论晚清浙东史学

晚清浙东史学的特点在于经史并治的方法、经世致用与民族精神、注重学术史和乡邦文献的研究整理。在中国学术新旧思想交替之时,浙东史学对新史学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浙东学术精神的传递途径和传承机制

本文旨在寻究浙东学术精神的传递途径和传承机制,以及其发展提升的进路.其传递途径主要有四:讲习,即师友讲贯,口耳相传;交往,即寻师问友,交相滋益;立言,即勤于著述,勇于立说;致用,即变革图强,化民成俗.其传承机制灵活多样,有适应性传承、继承性传承、兼容性传承、创造性传承等.浙东学术是个生生不息的开放体系,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而又有普遍价值的进路:在离异中回归,在回归中离异;在批判中构建,在构建中批判;在落实中提升,在提升中落实.自南宋以来,浙东学派虽有聚散合离,浙东学术虽有盛衰起伏,但浙东学术精神却绵延至今,成为浙江精神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     

章学诚与浙东学派关系考辨

章学诚与浙东学派关系考辨暴鸿昌把章学诚纳入浙东学派，清末已有人肇其端。①其后章太炎、梁启超二大师皆倡率此说，名家之论，后人鲜有异辞。迄于今日，将章学诚目为浙东学派，似乎已成定论。近检《章学诚遗书》，疑义渐生，章氏学术一无浙东先哲之风范，二无其遗意，奈...     

浙东学派与浙江精神学术研讨会观点述要

由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浙东学派与浙江精神"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3月16-17日在杭州召开.来自北京、上海的有关专家及我省各地的近百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60余篇.这些论文及小组交流、大会发言围绕浙江传统学术文化的基本精神、浙东学派的功利主义传统与浙江精神的关系、浙江精神在新形势下的创新与发展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现将研讨会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浙东佛教史论纲

浙东佛教史论纲方祖猷一、佛教在浙东的传入和传播早在东汉末年，佛教已传入浙东。我国佛教史上第一个有国籍名字可考的僧人、佛经汉译的创始人、小乘弹法的奠基者安世高，已杖锡会稽，并在当地误殴至死。他的学生会稽陈慧，是三国吴时名僧康僧会的老师。但安世高在浙东影...     

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综合研究的开创性著作──《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研究》

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综合研究的开创性著作《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研究》，方如金等著。３０万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９月出版。责任编辑：张秀平。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的十多年内，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囿于截然对立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的划分，对于浙东学派的...     

略论浙东衙前农民运动

1921年9月,在钱塘江边,古老的浙东运河畔的萧山、绍兴、上虞三县的80余村农民掀起了中国现代史上农民革命的狂风,开创中国农民运动的新纪元,是“全国农民运动历史上最先发轫者”。犤1犦今天,先烈们战斗过的浙东萧绍平原已步入小康社会,但重温这段历史,不断用先烈精神激励自己,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不无裨益。衙前农民运动是由刚创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主要领导人是沈定一、宣中华、杨之华及五四时期著名新语倡导者、浙大名教授刘大白等人。衙前,地处萧山县东部,这里河港交错,土地肥沃,人口密集,是浙东运河畔的一个小集镇。但是,在军阀…     

清代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构建

“浙东学派”一词最早系为黄宗羲所使用,但其时意指“浙东王学”,后经章学诚、章太炎和梁启超等人的不断“构建”,逐步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学术谱系序列。而每一次的“构建”无不融入了构建者的情感、意志和价值取向,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     

明清浙东学术对儒家和谐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以王守仁和黄宗羲的学术思想为例

“经世致用”是浙东学术的基本学术精神,而追求“和谐”则是浙东学术的基本价值观念。尤其是王守仁和黄宗羲,他们立足于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为实现社会和谐,终身孜孜不倦地作探索:王阳明把自己的“致良知”学说最终归结为“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提出所谓“万物一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思想,其思想的出发点是试图通过道德教化的新途径,在多灾多难的明代社会推行和创新儒家的“和谐”理念。黄宗羲学说的根虽然是儒家文化,但他在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深刻反思尖锐批判中,既对儒家文化所宣扬的社会价值观作了全面的检讨,又着眼民生对儒家的社会学说作了重新的设计,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启蒙意义的、试图引导社会重新走向和谐的思想体系。他们的学术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和谐文化,从而也使以他们为代表的明清浙东学术在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佛寺与浙东唐诗之路

浙东唐诗之路,伴随两晋六朝佛寺文化的发展而逐渐兴盛。中国佛教史与文化史一些重要事件直接发生在浙东佛寺,或与此地佛寺有关,由之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浙东建寺不久,文人就经常到佛寺活动。在唐代,不论宦游、漫游、流寓,还是本土长期寓居,浙东诗路上,文人与佛寺结缘更为普遍,并成为习尚,佛寺成了文人经常活动的场所。文人游寺、寓寺,感受寺院自然与文化氛围,一些群体性文学活动发生于此,一些诗僧亦于此过着独特的寺院生活。佛寺文化因而融入浙东诗路,影响诗路文学与诗路文化。     

中唐前期浙东唐诗之路的发展

中唐前期浙东唐诗之路有一些独有的特点,不少文人因避乱或漫游而来浙东,寓居浙东的文人也很多,宦游浙东的文人中,也有不少在任所之外漫游。中唐前期50年间浙东诗人总数几乎与初盛唐138年相当,留下浙东诗的总数,则超过初盛唐138年的总和。写有浙东诗的诗人中,曾游浙东占绝大多数,也远远超过初盛唐。究其原因,与地理位置和山水以及经济发展和交通有关。但是更吸引文人的,则是浙东自东晋以来形成的文化氛围,特别是名士文化氛围。同样的刚刚经历战乱,同样的避乱南奔和文化南移,很容易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形成新的名士文化,吸引大量文人来游。     

浙东唐诗之路文化创新实践路径探索

浙东唐诗之路是浙东沿线山水与唐代诗歌的美妙结合,如何在文旅融合背景下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把诗路的自然资源与文化遗产有效利用、合理开发、活态传承,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探索的课题。本文从遗产廊道相关理论出发,以全域视界审视浙东唐诗之路的历史发展与文化内涵,厘清浙东唐诗之路建设“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建”三个基本问题,系统梳理浙东唐诗之路的文化内涵,科学解读浙东唐诗之路文化的现实意义,明确唐诗之路文化建设的战略定位与建设目标,从品牌构建与多元传播、文化传承与活化创新、资源整合与业态融合等方面对浙东唐诗之路文化创新实践提出建议与意见,通过诗路文化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将其转化为产业升级之路、区域发展之路、经济振兴之路,实现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性发展。     

鲁迅的浙东脾气

郜元宝认为,今天仍然弥漫着鲁迅与之搏斗的各种文字游戏;只有在文字游戏停止的地方,我们才可能与鲁迅真实相遇,才会发现,原来他是怎样的无法绕过。孙郁认为,浙东文化对鲁迅早期思想和精神底色有多方面的辐射,而鲁迅的现代眼光则颠覆了这一传统并赋予浙东文化另一种隐含。刘绪源认为,《两地书》是仅次于《野草》的、最能反映本真的鲁迅的书,那种把对虚无与黑暗的反抗作为生命本体的实践,和察见渊鱼者不祥的自省,是理解鲁迅的一把重要钥匙。袁盛勇认为,鲁迅思想及其话语实践中的正面和负面因素是难以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应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回到一个复杂而完整的鲁迅那里。张钊贻则认为,鲁迅早期反民主言论有其历史原因,并非反对民主的理念,他对目前的民主制度能否真正实现确有怀疑,根源在于两种现代性的矛盾理念。     

鲁迅与浙东典籍文化

浙江自古以钱塘江为界划为东、西。春秋战国之时,浙西属吴地,浙东则为越国;唐代置浙江西道、东道,宋代改称浙江西路、东路;据清代乾隆元年刊刻进呈的《浙江通志》记载: 元至正二十六年,置浙东等处行中书省,而两浙始以省称,……国朝因之,省会曰杭州,次嘉兴,次湖州,凡三府,在大江之右,是为浙西;次宁波,次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凡     

浙东唐诗之路形成的社会经济动因浅析

本文通过对唐代安史之乱前后政治、经济变化的对比,对浙东自然山水文人化的分析,以及对浙东水陆交通状况的梳理,试图从社会稳定、经济繁华、人文底蕴丰厚、水陆交通便利等多种角度和侧面论证浙东唐诗之路形成的综合原因。     

黄式三、黄以周与浙东学派的关系及其传衍

黄式三、黄以周父子是清代后期浙东学派的殿军人物.他们既对黄宗羲确立的浙东学派传统有所继承,又对浙东学派固有的研究范围、成就有所拓展与光大,更对浙东学派在区域外的播迁与发展有所建树.他们倡导的"实事求是,莫作调人"的学风,对晚清和民国学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当代江南礼学有一支发脉于黄以周的重要研究力量,遂使浙东学派学统不坠,延续至今,仍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流派.     

南宋浙东学派与湖湘学派的学术交流与思想差异

浙东学派与湖湘学派,都是地域性特征很明显的学派。浙东与湖湘二学派在思想联系契合的同时,也有差异和思想冲突。浙东学派学术思想的最大特征为"尚事功""重史学"。湖湘学派最突出的思想特征是"经世致用"。胡安国重《春秋》,揭经世致用之旨,是"尚事功"和"重史学"的先声。浙东学派多人师从胡安国,或为胡安国的再传弟子,胡安国的思想内容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胡宏既注重在经史典籍中进行理论探索,又倡导经世实学,亦与浙东学派契合。湖湘学派在对待事功问题时,采取的是一种相对辩证的态度,既重视内圣成德,也不忽略外在事功,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特征。相对而言,浙东学派重视事功,朱子学派强调内圣,湖湘学派则介于二者之间。湖湘学派与浙东学派的思想差异在义利王霸和道统说两个具体问题上得到突出体现。     

浙东文化传统与周氏兄弟“为人生”文学的奠基

奠定了中国新文学"为人生"方向的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的《域外小说集》,无论是在翻译对象、翻译主题的选择上,还是在翻译文体上,都不止于日本文坛和欧洲文学的影响,其中还包含着浙东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一"内源性"因素。浙东文化传统中的"人本"思想,及其对"既成道德的反抗"传统、"求真务实"精神及其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启蒙性特征,都为周氏兄弟"为人生"的翻译选择和审美取向作出过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