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发动广州起义决策的再探讨

在发动广州起义决策过程中,中央和广东省委并非存在盲动主义错误,而是发生了犹豫和徘徊的失误,由此导致了起义的失败。一“八七”会议确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方针后不久,中央即着手准备广州起义。１９２７年８月２０日,中共广东省委会议决定了广州暴动计划。从这时...     

论百色起义的实践特色及其历史地位

邓小平等同志领导的百色起义,是继“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后爆发的一次重要起义。百色起义具有自己的实践特色:实事求是,正确选点;重视兵运,强化武装;培训干部,加强党建;农运广泛,基础扎实;步骤稳妥,准备充分;抵制左倾,克服盲动。百色起义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一次取得全面胜利的起义;红七军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支劲旅,为中央苏区反“围剿”立下战功;它培养了大批党、政、军干部,为中国革命的建设增添了重要力量;它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渊源。     

关于广州起义评价的辨析

关于广州起义历史地位的评价,长期以来贬褒不一,有的认为与巴黎公社具有同样价值,是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开端;有的指责为“左”倾盲动错误的产物。只要仔细分析广州起义的动因,以及初期能够迅速取胜和最后惨遭失败的多种因素,就不难得出公正的论断。     

“刑场上的婚礼”与刑场外的真相

1928年2月6日,在广州红花岗畔的刑场上,两个青年革命者面对敌人的枪口,从容不迫地举行结婚典礼。他们就是广州起义行动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周文雍和当时中共两广区委妇女委员陈铁军。 这个故事感人至深。但是,当我们还原当年的历史,却发现这是党内左倾盲动路线造就的一出悲剧。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三次“左”倾路线的异同比较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发生过三次左倾错误,这三次左倾错误路线包括:发生在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的第一次左倾错误,以瞿秋白为主要代表,特征为左倾盲动主义;第二次左倾错误发生在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主要代表,特征为左倾冒险主义;第三次左倾错误发生在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特征为左倾教条主义。这三次左倾错误连续出现,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给党和革命都带来巨大损失。本文试图将这三次左倾错误路线进行比较,进而简要分析它们三者有哪些不同的特点,又有哪些相同、联系之处。     

湘南起义新探

湘南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我党领导的又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武装起义。毛泽东早已设想“以汝城为中心”实行湘南起义,但因多种原因,将湘南暴动的打算变成了极力攻打长沙,并最终放弃了湘南割据。朱德召集汝城会议,讨论了湘南起义的计划,但因准备不足决定推迟,后因支援广州起义,湘南起义再次推迟,而宜章首义更利于湘南起义的实现。湘南起义大可不必与三大起义齐名,但它在党史军史上的地位依然突出。     

瞿秋白对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形成的作用探析

传统的观点认为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就是“城市中心论”，视其为反对中国革命道路的代表之一。作者认为这种观点既缺乏史实根据，又没有作具体分析。瞿秋白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始终是在“城市中心论”的外壳下进行的，但他的理论的核心内容，基本上符合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所以不能因为瞿秋白的思想在某些方面同“城市中心论”的雷同而抹煞其本质区别，从而把他的错误同李立三、王明的“左”倾错误等量齐观。但我们又不能以秋白理论的内容来否定其形式上的局限性。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为何打出不同的旗帜?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她是以城市暴动,充实力量,然后南下,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以实现第2次北伐为目的的。起义部队没有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号和建立工农政权的目的,而是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和国民革命军的番号,“暴动时要藏着国民党的帽子”①。起义     

天地会与林爽文起义之关系辨正

:过去我们往往把林爽文起义称为“林爽文天地会起义”或“天地会领导的林爽文起义” ,这种说法不确切。清前期的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 ,游民众多 ,社会矛盾尖锐 ,这是会党与暴力产生的温床。天地会与林爽文起义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林爽文起义是当时台湾社会暴力发展的产物 ,是拜把结会传统裂变的结果 ,天地会在其中充当了一个不自觉的主要角色。林爽文起义是天地会蔓延、演变的契机     

对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反思

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左倾”指导思想的产物,是“大跃进”运动的必然结果,它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教训是深刻的,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认真的反思,有益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益于进一步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一辩

针对“‘两结合’是大跃进的产物”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如何能够结合?”等不同意见,从中外文艺创作的历史实践、唯物辩证法的高度、文艺对社会生活的反映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两结合”既不是大跃进的产物,更不是“左倾思潮”、“浮夸风”的派生物。两种艺术方法不仅需要,而且也能够结合成为一种新的艺术方法,文章还对“两结合”的发展趋向进行了探讨。     

妖为鬼蜮必成灾——评宋江颠倒人妖的投降主义路线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革命队伍中出现投降派决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它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被卷入农民军中的地主分子是投降主义路线的阶级基础,宋江就是混进起义队伍的投降派的典型。地主阶级对付起义农民历来是以武装镇压为主,以政治瓦解为辅的,这就是所谓“恩威相济”的反革命两手。农民起义军中     

是谁冒死收葬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1911年,黄兴等人在广州发动的“三二九”起义失败,有一位同盟会会员冒着生命危险,将72位烈士的遗体收殓后葬于黄花岗。他就是潘达微。     

略述中国共产党“六大”的历史功绩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的,但是,过去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党“六大”的功绩讲的很少,这是不妥的,本文试图略述“六大”的历史功绩。1 “六大”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强调无产阶级在长期革命中的领导权,另一方面,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并且指出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六大”对大革命的失败作了全面的分析,指出大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是中国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力量强大,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反动派有在数量上占很大优势的武装。但是,“六大”认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机关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促使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因此,“六大”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放弃革命领导权的错误。指出:当革命危急     

个人崇拜：不应忘记的历史教训

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 ,我们从批判“个人崇拜”到批判“反对个人崇拜” ,由批判左倾教条主义到批判右倾机会主主义。结果是左倾教条主义大泛 ,“个人崇拜被鼓吹到狂热的程度” ,以致出现了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沉痛的历史教训应当吸取 ,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论的死灰复燃都需要警惕 !     

黄花岗起义以阳历三月二十九日为纪念日的由来

1911年4月27日(旧历辛亥年3月29日),同盟会在广州领导的黄花岗起义,是一次影响深远的重要起义。孙中山先生在评价这次起义时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悲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这次起义死难的革命先烈们,一直受到人们的怀念;烈士们为     

论广州起义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广州起义与共产国际有什么联系,是我们研究广州起义中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我认为,广州起义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监督和具体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具体组织发动的,其主要依据是: 一、广州起义萌芽于中共“八七”会议,决定于中共十一月扩大会议,而这两次会议都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的直接指导下召开的 1927年7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共犯有机会主义错误,要求中共召开紧急会议,审查旧政策,旧机关,制定新政策,     

从“走”的变化看词义演变的复杂性——以民族共同语和广州话为比较

“跑”的概念上古汉语说“走”。在现代汉语这个共时的层面上,“走”在共同语表现为后起义“步行”成为“走”的基本义,本义保留在成语里,或只作为语素义用来造词,“跑”替换了“走”。广州话保留了上古义,古代的“走”至今单说单用,作根词大量造词;沿用引中义创制方言词;受普通话影响,以“跑”替代“走”在当代广州青年的口语里极为突出。研究表明：由于词义演变的复杂性,古汉语常用词在共同语和方言里的变化是不可能一致的;又由于广州方言和共同语是不同的词汇系统,表现出来的结果也往往是不同的。     

试评湖南省委在秋收暴动中对“左”倾盲动错误的认识

<正> 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而失败了,数万优秀共产党人和大批革命群众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中.由于对国民党反动派残暴屠杀的愤怒,也由于我们党的年幼,党在批判右倾投降主义时,没有注意防止“左”倾盲动情绪的滋长,从短短的时期内,党的路线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左”倾盲动主义又迅速在党内盛行起来.“城市中心论”和四面开花式的暴动就是这种“左”倾盲动主义的突出表现.一九二七年九月爆发的秋收暴动,有力地回击了国民     

“提高”与“普及”两条腿走路——市场经济大潮下史学的出路

受市场经济冲击,史学出现了“危机”,个中缘因与传统史学和“左倾”史学有关,而以“提高”与“普及”两条腿,既可走出传统史学的窠臼,维护史学的优良传统,又可走出“左倾”吏学的误区,迎合史学服务现实的要求,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