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平等:理论界定与刑法实践

社会分层的出现以及由此引发了大量的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对象性犯罪之后,刑法中的平等就不能固守"凡具有脸孔者一律平等"的立场,而是需要引入一种弱势平等观念,即从社会正义出发,给社会弱者以更多的法律保护,给社会强者以更多的法律限制。立基于弱势平等,刑法应该正视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对象性犯罪,并分别针对强者为谋取利益针对弱者的犯罪和弱者为维护自己利益而针对强者的犯罪,形成一种"重强、轻弱"的罪刑结构。     

私力救济对弱者权利的实现——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为视角

当人们开始重视自己的主体性权利,私力救济就随之受到更多的关注,即使在公力救济更受鼓励的今天,私力救济依然保持了它自己的领地.因为法律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是强者的武器,所以弱者在寻求权利救济的时候,常常不得已采用私力救济的手段,而消费者权益保护就有明显的弱者寻求救济的特点.既然"存在就是合理",私力救济必然有其运行的逻辑.因此,我们应该允许处于消费弱势地位的人们通过一定的制度创新来实现他们自己的权利保护,这或许是一种代表权利主体自主性的私力救济和国家权力互动的新形式,既有利于推动消费者权益保护,也有利于国家实现社会整合.     

人的尊严与弱者权利保护

人的尊严不仅是现代法律的伦理总纲,更是弱者权利保护的制度基础。人的尊严为弱者权利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前提,它通过人的平等、体面生活以及不受歧视,证成了弱者权利保护的必要;人的尊严是弱者权利的推演基础,正当生存权、人格尊严权、行为自主权、私域控制权等,均与弱者权利的落实密切相关;人的尊严也是弱者权利发展的精神动力,国际人权公约与国内法都是本着人的尊严的理论,充实和完善弱者权利保护的各项内容。     

国际私法中的弱者利益保护

冲突法革命后,基于对旧有法律选择方式的批判和反思,国际私法由最初追求形式正义转向了以实质正义为价值导向,也由此产生了弱者利益保护原则.国际私法中的弱者特指那些在法律选择和争端方式选择中受到限制的弱势群体,他们本应享有的权利因在合同谈判中地位不平等而难以实现,主要体现在涉外消费者合同、劳动合同和产品质量侵权案件中.我国国际私法立法中也受到弱者保护理念的影响,但并不能明显表示出保护弱者利益的结果导向,法律操作性不高.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我国现行立法,指出现有不足之处,并提出合理的改进意见,以促进我国弱者利益保护原则和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切实保障弱者权益.     

立法保护倾向对弱者诉讼胜负的影响研究

立法在“分配正义”时，不仅追求社会最大利益的实现，同时也倾斜保护弱者，以维护社会实质公平。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责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是倾向保护弱者的法律，然而立法的价值追求能否真正实现，有赖于法律的具体实践。通过某省基层法院4563份判决书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保护弱者的法律案件中，弱者获得了较高的胜诉率；特别是相对于中立性法律领域而言，弱者在保护性法律案件中获胜的优势明显。因此，立法保护倾向改变了弱者和强者在诉讼中的力量对比，部分推翻了“强者更容易胜出”的结论，体现了我国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成效。     

弱势当事人博弈策略的微观解读

诉讼的过程并不仅仅是法律逻辑推理和法律条文机械应用的过程,而是一场法律框架内中国式的诉讼各方的资本、权力全面动员和对抗的利益争夺战。在一般入的知识库存里,弱势当事入拥有较少的社会资本和权力,博弈能力相应地比较弱。然而,弱势当事人以弱者身份作为武器,也能够获得相对有利的诉讼结果。但这是我国目前法制建设不完善的表现,将随着和谐社会的建设逐步消失。     

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的弱者利益保护

国际私法中的弱者利益保护原则是指在制定、运用和解释国际私法时,应侧重保护在国际民商事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或者不利地位的当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顺应国际私法发展的趋势,在条文中凸显了对弱者利益加强保护的理念,但在内涵、外延、保护方法以及与其他原则、规则的关系等方面仍存在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弱者”的类型分析

当前学界对“弱者”概念的界定存有主体认识不足和理论分析不透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标准的浅薄。考察灾民和难民、特殊群体、“少数群体”、“LGBT”群体、贫困群体、“社区特殊人群”以及存在“弱势心态”的群体等七类主体，发现这些所谓“弱者”，由于在个人属性、占有资源、所处环境、具体处境四个方面具有差异，而存在能力、权利或尊严上的不同表现形式。一些我们惯常称谓的“弱者”并不能在严格意义上得到确认，每个人都蕴含一种“强弱”的转换可能。     

论我国弱者政治监督权保护的现状与对策

保护弱者政治监督权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维护弱者自身合法权益的内在要求。新中国建立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和政治监督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在弱者政治监督权保护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由于受到很多主客观方面因素的影响,从弱者政治监督权保护的实践和整体效果看,依然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为把弱者政治监督权保护落在实处,让弱者真正享有和充分行使政治监督权,必须在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监督体系、加强保护弱者政治监督权法律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创新弱者政治监督权行使的机制、渠道和形式,探索弱者政治监督权保护的有效举措。     

论民法典的制定与弱者保护

在资源稀缺的大背景下,保护弱者是尊重人权的需要,是团体生产与生活的要求。有效的弱者保护,有助于克服人性弱点,充分尊重个体的选择。就具体方式而言,弱者保护制度应当结合公法与私法,整体、综合地设计和规划。在私法中规定弱者保护的制度,功能在于为私法自治提供道德底线层面的保障,若制度设计得当,可以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率地为弱者提供保护。具体而言,在民法典中,应当从交易公平、所有权的社会责任与侵权法上的严格责任等方面,强调弱者的保护。     

劳务派遣与劳动者权益保护

劳务派遣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有其特定的社会因素,但该制度在我国却没有获得良性发展。反而呈现出诸多乱象。现行的《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制度有一定的规定,但在实践中操作性不强,且未得到严格的执行。要真正实现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需要立法与司法机构共同发挥作用。此外。法律之外的社会规制对于劳动者权益保障而言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利益分析与人性化制度回应——终止城管暴力的良方

近年来,城管暴力侵犯执法相对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公务化暴力现象频现媒体,造成其形象严重失衡,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执法者素质低下、利益的驱动、制度缺失之外,我们在分析城管公务化暴力成因时,还应认识到这种社会问题的出现与转型期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城市管理与居民生存之间存在巨大而又深刻的制度断层密切相关。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新时期政府行政思维更新后人性化行政执法制度设计。将执法相对人的利益设计其中是制度的核心,这个制度再能够被按照公正的程序去正确执行,城管形象重塑自然水到渠成。     

论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私权自治

农民私权无保障的弱势地位导致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边缘化.运用组织行为学的参与管理理论、当代行政法学"行政权--公民权"的平衡理论和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扶持项目的过程中形成的村民参与管理理论并结合我国村民自治制度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应当实现农民私权自治,其核心是被征地农民的参与管理权,主要包括知情权、询问权、评议权、表决权、监督权、诉讼权等.     

浅议小区地下车库的法律定位

《物权法》颁布之后,小区地下车库问题成为一个焦点。原因是物权法第74条规定过于简单和模糊,因此发生了很多争议,这有可能导致法院在这类问题上判决可能会有多种可能。本文重点讨论是如何在《物权法》的现有框架内解决地下车库的法律定位问题,同时厘清与物权法规定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即应当肯认地下车库的所有权客体地位,同时应该将地下车库所有权纳入登记交易框架。本文同时认为,物权法的本身不承载解决社会问题的职能,从保护业主利益角度出发,地下车库的制度设计应当更多的向公共政策空间延展。     

人权观念的工具理性与我国人权外交的合理选择

人权是一种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权利。人权外交也是人类在国际社会追求普遍道德原则的结果。但是,在人权外交领域,由于各国历史背景、经济文化、社会制度不同产生了诸多人权问题。中国在选择人权外交时应遵循国际法准则和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公约并以此为标准,在国际社会提倡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人权冲突、化解人权危机,反对以人权为工具的“新干涉主义”行为。     

社会矛盾化解的法哲学分析

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学界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种种社会矛盾化解对策,但已有研究缺乏法哲学上的整体性追问,各种社会矛盾化解对策无法在最深层的本质上获得某种内在关联,以致社会矛盾化解对策欠缺深刻的"元理解"而碎片化。社会矛盾化解的法哲学根基是重塑的法权理论。法权是权力、权利、义务、责任的统一体,社会矛盾化解是一张由权力、权利、义务、责任组成的复杂的、多元的力量关系图,法权是社会矛盾治理革命的"元叙事",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化解于法权逻辑的框架中得以清晰地解释、融汇、贯通和发展。     

人工生殖法律问题研究

人工生殖技术的出现给不孕男女带来了福音,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人工生殖子女的权利地位以及如何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本文主要从人工生殖的定义、分类、子女的地位权利等方面论述人工生殖法律问题,同时浅析代孕这一我国法律所禁止的的问题和我国应如何明确立法保障人工生殖各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使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都纳入到法律的轨道上.     

法律职业的反思与重建

当前,我国的法律职业在职业理念、职业生活方式、职业伦理以及职业知识结构等诸多方面都与职业化要求相冲突,并影响着中国法治的发展。重建一种与现代法治要求相契合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已成为当代中国实现法治的关键。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建,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知识的补充或司法资格统一考试问题,更是一种职业类型的转换和职业合法性的重塑问题,归根结底,它涉及司法权力性质从国家权力向社会权力的深刻转变。     

民法的文化意蕴

民法不单是一种制度 ,更主要的是它蕴藏了一种文化。民法以其对人的终极关怀 ,致使民法成为文化现象的根源 ,体现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基本规则和社会成员对权利的向往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