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整合

米尔斯将社会问题界定为"公众论题"而非"个人困扰"的观点已经被社会学界广泛接受,它也是社会问题"公共性"的重要根据,而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则表现为其突出的"群体抗争"和"团体诉求"的特点。"社会问题自然史观"研究了社会问题从产生、发展到解决的过程,它将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在"公共性"的共同本质下实现了二者的联接和整合。     

特殊保护弱势群体:公共政策之公平性考量

公共政策是对社会资源权威性配置的制度安排,要实现配置目标,公共政策必须具备合法性,以最大程度获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公平是公共政策合法性的根本,它体现了社会对公共政策的要求,也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的印证。公平不能停留在一视同仁,更要求考虑人的差异性。弱势群体是社会发展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其发展状况是否得到改善是考察公共政策公平与否的新视角。公共政策的公平性总是处于维持权利平等和特殊保护弱势群体的张力中,公共政策也正是通过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彰显其公共性,自证其合法性。     

论公共政策非公共性的表现及成因

公共政策的非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实然属性,主要表现为"内在非公共性"和"外在非公共性"两个方面。"内在非公共性"主要源于公共政策的阶级性、"负外部性"和"非普适性"。"外在非公共性"主要源于公共政策问题构建的非公共性、公共政策目标的短期性、公共政策执行的偏差性以及公共政策过程的单方面性。     

公共性视野下的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天生的"公共性"和大众传媒本质的"公共性",使两者有了密不可分的关联性.在公共性视野下,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具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作为公共政策的新闻政策之与大众传媒的规范、大众传媒之于公共政策的影响等方面.     

论现代公共政策制定的首要价值原则及实施途径

对于一项公共政策而言,其最显著特点就在于它的公共性。而实现这种公共性的关键所在,则是需要政策制定者在政策制定之时,时刻秉承公平、正义等价值原则。为此,政策制定者们必须增强民主参与程度,建立健全有效的政策合法化程序与机制。就我国目前而言,如何切实实现公共政策内含的公平与正义原则,已经成为我们完成“十一五”规划、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前提。     

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衰减:风险分析及其治理

公正性、公平性、公开性是公共政策的基准性价值,是体现政策公共性的基本维度.公共政策必须以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为依归,实现公共化运行.然而,在实然层面却存在着公共政策公共性衰减的风险.实现公共政策的公共化运行需要从几个方面着手,其中坚守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是前提,提升公众参与水平是根本保障,推进信息共享与程序正义是内在要求.     

公共性视野中的普世价值

公共性具有历史性、主体间性、生成性、批判性的特点,公共性视野和方法改变了民事、观念的合法性根据,即任何未经批判性讨论的先验设定都是非法的.在公共性的视野中考察普世价值问题,即会发现,不仅任何被揭示的普世价值都可能只是一种存在假象的普世价值观,而且"普世"的"世"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在公共性视野中,普世价值可区分为底线的普世价值、现实发现的普世价值、远未生成的普世价值三个层面.对于不同层面的普世价值,我们应该有不同的态度.而共同的态度就是坚持公共性原则.     

公共政策伦理价值的偏离与矫正

公共政策内含着基本的伦理价值如公共性、公平、正义等.但在实践中,工具理性扩张与价值理性式微以及政府的内在性侵蚀公共性使得公共政策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其基本的伦理价值.而通过扩大公民参与、提升公共政策主体的美德以及保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衡平方能实现对其伦理价值偏离的矫正.     

公共政策的根本价值取向：公平

公平是评价人与人之间涉及利益分配的社会关系的价值尺度,是平等与效率的协调与制衡,也是现代公共行政所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权威性及合法性等本质蕴涵公平理念;要充分发挥公共政策的功能必须以公平为前提。因此,公平作为公共政策的根本价值取向,是公共政策的内在要求。     

多元利益的均衡和协调:和谐语境中公共政策的新取向

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似乎已经被多数学者认同,然而他们在对公共利益界定时却显得困难重重,公共利益在政策实践中也异化频频.因此,在和谐语境下,公共政策与其强求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性,不如保留其"公共性"之内核,并围绕这一核心将多元利益的均衡和协调作为公共政策的新取向.     

食品安全信息规制机制的法治省思——以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为研究对象

伴随着我国食品安全事故的高频率爆发,《食品安全法》确立的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有利于改善食品安全治理工作。但此制度的出台并没有抑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再次发生,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存在公布信息主体混乱、信息发布决策的社会参与不足以及权利救济机制短缺三大问题。应从整个卫生行政部门系统都享有信息统一公布的权力这个角度来解决公布主体混乱的问题。通过对公民在食品安全信息分布中的参与权进行分析发现：普通公众与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参与权存在区别;应合理协调应急信息中的公共利益与公民参与之间的冲突。从普通公众和食品生产经营者两个不同维度完善权利救济机制,并借鉴民法上的不真正连带责任来解决政府责任问题。     

刑事政策在刑事裁判中的法源性探析

刑事政策的法源范围广阔,整体可以分为制定法源和非制定法源,刑事政策则是非制定法源中的重要一部分.基于将刑事政策作为刑法裁判规范之非制定法源这一研究视角的需要,可以将刑事政策分为作为公共政策范畴的"刑事政策"、作为特定领域政策的"刑事政策"和作为刑事法律规范的"刑事政策".在法治社会中,刑事政策通过其刑法化对刑事案件的裁决过程产生影响.其路径只有两条:转化为法律或者在法律内运作.刑事政策转化为法律,可以通过主动地刑法创制的立法过程完成;刑事政策在法律内运作只能通过被动"刑法化"的司法过程实现.     

复兴政治公共性——汉娜·阿伦特对政治本质的理解

著名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认为,政治的本质在于公共性。政治的公共性包括公开性、复数性和共同性三个基本的特征。现代“社会”领域的出现,极大地破坏了政治的公共性本质。阿伦特主张通过重拾勇气和捍卫行动的途径复兴政治的公共性。然而,有批评家认为,阿伦特关于政治本质的理解太过形式化,因此面临政治“内容”的困惑。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属性分析

作者认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具有民族性、政治性与公共性三大属性，其中：民族性是通过发展民族关系、自治机关民族化、自治权以及政府过程等方面反映出来；政治性与民族性结合，在处理民族政治关系和构建民族政治秩序中表现出来；公共性与民族性融合，通过管理主客体、公共权力、价值取向和公共利益等方面体现出来。民族性是最为突出的属性，是政治性、公共性的内核，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属性是民族性、政治性、公共性的统一。     

论我国卫视对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受众的影响——以勐腊县为例

卫视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授知识普及教育、引导舆论导向等职责。但由于受体制改革、社会转型、大众文化影响、国外媒介冲突、受众群体、行政管理等因素影响,忽略了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受众这一重要群体,未能完全履行卫视职责,满足这一群体的需求,并发挥其在社会控制方面的影响力,维护祖国边境稳定发展。     

信任与公共性

当前社会转型期,信任需要走出以私人交往为背景的传统信任,并迈向公共生活。公共性交往的扩大,需要公共性信任的支持。如果公民具有公共理性下的对等性尊重,从“我之信”到“他者之信”中型塑我们的公共性信任,使得我们在公共性交往中既保有个体自主性或私人德性的同时又在公共生活中彼此尊重,共同遵循公共性基本要求。这种相互需求的信任机制,恰好为公民道德的育成提供了最好的长成的合理性。     

行政处罚中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与限制

行政处罚信息公开是政府不可逃避的义务,但是这种义务也应当存在某种程度的限制。限制的缘由不是基于政府的权力而是被处罚人的权益。行政处罚信息的公开范围应当是涉及公共领域以及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事项。政府对社会公众人物行政处罚信息的公开应当区分不同的公众人物而作区别对待。政府对还未明确证实的涉及公共利益的违法信息的公开应当保持克制。依申请公开的行政处罚信息一般情况下不应包括被处罚人的个人基本信息。行政处罚信息的公开不应当侵犯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此外,对政府的公开义务进行法律规范限制（相关法律对公开范围作明确规定）以及程序性限制（对信息公开进行程序控制）亦是维护被处罚人合法权益的有力工具。     

现代化语境下中国“公共性”之困境及其再生产

公共性是政治哲学的永恒关切,也是现代国家建构和社会组织的重要内容。现代性自身内含着自我矛盾性,需要外在的、可以提供聚合力的精神之根来补救,公共性就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公共性是现代性的当代主题。中国社会公共性议题需要嵌入到现代化的语境下进行分析,公共性话语的构建迫切需要破除现代性“产品”的桎梏,同时亦要求在本土现代化的继续推进过程中持续获得再生产的资源要素。     

社区冲突再生产及其应对策略——以北京市某回迁社区房屋质量冲突为例

社区冲突的再生产是当前我国基层冲突延续性发展的重要方式。北京市某回迁社区房屋质量冲突从原本只是一个区域性的商业利益纠纷问题,最终发展成为影响区域社会稳定乃至城市秩序的多起群体性事件。其中,基层政府、开发商、法院、民众等社区冲突主体均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采取符合社会规范的冲突应对策略,却导致了社区冲突的再生产,其中拥有合理诉求的民众成为推动社区冲突再生产的直接主体。这启示我们,在应对社区冲突时首先要在制度建设与改革上着眼于社区公共利益,更重要的是让民众真正参与到附带着较多资源分配的公共决策的制定过程中,获得民众对公共政策实实在在的认同,并培养民众自主解决冲突的意识和能力,从而抑制冲突再生产的萌芽。     

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研究态势及其下一步

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推行的一种反腐利器,是能够从源头上治理官员腐败的基本制度。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探索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内容越来越多,但还存在主体单一、范围狭窄、缺乏刚性和不公开等问题。有必要对官员财产申报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并行之有效的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