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的“场域”与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

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研究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会有一种全新的视角和结论。丁家依靠占有文化资本而发家,还利用象征资本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维护和改变场域中的力量格局的斗争构建了《科尔沁旗草原》的情节冲突。科尔沁旗草原场域形成了作品人物特有的惯习。     

嵌入到共生：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发展图景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向纵深推进,新乡贤作为一种新型治理力量在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中助力乡村治理焕发新活力,在推进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基于嵌入式治理的分析视角,新乡贤通过资本、政治、文化三维嵌入逻辑来重塑乡村治理格局,从而有效赋能乡村振兴。然而,在嵌入式格局中,多元力量动态博弈的掣肘使得新乡贤与乡村治理场域之间存在某些“脱嵌”风险,“悬浮化”状态的新乡贤在实践过程中容易陷入行动困境、主体困境和合作困境。基于嵌入式治理逻辑和“脱嵌”现实困境,可以尝试从协同共生单元、维系共生关系、形成共生意识和形塑共生场域四个层面整体性构建“乡村治理共生系统”的新发展图景,实现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从“嵌入”到“融入”的转型。通过新乡贤与乡村治理场域的融合共生,不断提升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从而形成新乡贤赋能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     

中国古代地方社会捐赈——以《余姚捐赈事宜》为中心

中国是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救灾度荒历来是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捐赈是民间捐助国家进行赈灾的一种主要手段。本文以《余姚捐赈事宜》为中心,通过对清代乾隆末期浙江余姚的一次灾荒后捐赈的解读,探讨中国古代捐赈组织、实施及成效,政府、地方士绅在捐赈实施中的作用,他们为何支持捐赈。     

城市微改造中文化艺术的叙事创新

城市微改造中的文化选择是建立在文化发展内在逻辑要求上的主体自觉,要将历史文脉继承、文化资本转化、文化品牌塑造和未来文化创造有机统一于城市文化场域的建构系统中。从增强城市文化的吸引力、亲和力、感染力、传播力、塑造力五个方面,可以将激发探索、培育亲近、构建共鸣、引领风尚、创造意象作为文化场域的叙事原则。如何用多维度的叙事方式将城市内蕴的文化艺术传播给大众,有效引领人际间文化互动,形成共同体成员的价值共鸣,需要以创造性的思维不断开拓文化场域的叙事格局,将叙事创新与文化塑造内在地结合于人的城市生活空间。从承载叙事信息的基本维度出发,城市文化艺术的叙事创新主要体现在空间叙事、符号叙事、数字叙事、集体叙事、生活叙事和成长叙事六个方面,成为城市微改造中文化场域建构的着力点。     

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中“法治场域”概念的证立

在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背景下,“法治场域”可作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命题下的崭新概念。“法治场域”一词的学术使用呈现主次融合型、并列促进型、研究观察型和层次树状型四种类型,“法治场域”概念在使用时有被不当同义替换和混用以及指涉泛化、空洞化等问题。场域要从本源借鉴、学科借鉴和同类借鉴三方面为法治场域概念的证立提供素材和启示。通过以上梳理,得出法治场域的概念内涵,是指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外部场域支撑,以现代化为目标,涵盖法治实践和法治理论,以规范主义为基础,能够被形象描述和数理建模,兼具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关系空间。对比起法治系统、法治体系与法治空间,法治场域揭示了法治的独特性。法治场域的现代化目标分为“法治的现代化”和“现代化的法治”,二者效能一体。需要将“法治场域”作为一种可识别的图像通过具体结构加以展现：党的领导是法治场域的政治领导力量,全面依法治国是法治场域形成的战略背景与核心内容。法治场域类型化将对全人类法治文明提供借鉴意义。运用法治场域概念应从复合走向单一、再从单一走向综合,灵活、反思和创新三者合一,法治场域将成为综合整体观的概念载体。     

南宋湖南地区仓储制度研究

在中国古代,仓储是防灾救灾的重要设施,其重要性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宋代亦然。有关宋代仓储制度的研究,成果较丰,但这些成果主要注重于宏观和整体的把握,对区域性的研究则略嫌不足。本文在吸收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南宋时期湖南境内的仓储制度进行探讨。作者指出,南宋湖南仓储有以下几个特点:(1)从仓种的性质看,有官办的国家仓储;官督民办的地方仓储和由士绅出资以赡济族人或乡里的民间仓储三种。(2)从时间来看,国家仓储主要形成于北宋时期,到南宋时期往往被侵夺,救灾效果有限,而地方仓储和民间仓储则主要形成于南宋时期。(3)从经费来源来看,国家仓储是由国家拨款,而地方仓储多是节缩地方官之公费,加上地方自筹和士绅出资。(4)从赈济方式来看,无偿赈给较少见,主要是以赈粜和赈贷形式出现,最常见的是赈粜。(5)从施救主体来看,宋政府依然是灾荒救济的主体,但到南宋中后期士绅阶层在基层灾荒救济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填补了政府救灾的不足,救灾的主体形成了政府与民间互动模式。     

乡村文化治理的主体特征与模式选择——以农村移风易俗为例

移风易俗作为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抓手,是保障乡村振兴行稳致远的一场持久攻坚战。乡村风俗礼仪异化、习俗变低俗的现象,是乡村文化空间治理失灵、资本转换方式扭曲、公序良俗式微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彻底整治农村陈规陋习,需要国家、社会和市场多种主体力量的协同合作与联合行动。从村民参与性和主体力量多元性的视角,可以将乡村文化治理划分为动员型模式、自治型模式、协同型模式和整合型模式四种类型,每种模式具有不同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和比较优势。     

社会工作专业自主性困境及其行动策略——基于社区治理中互动场域视角的分析

社区是社会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和重要场域。在吸收场域理论与生态理论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可以构建出权力结构、关系网络以及主体惯习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互动场域视角,并将互动场域视角与职业自主性的三个维度管辖权、专业边界以及专业知识进行一一联结。社区治理作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互动场域,社会工作身处其中且深受互动场域特性的影响,面临着专业管辖权受限、专业边界模糊、知识创生阻滞等多重“自主性”困境。对此,亟需从权力让渡、边界形塑以及知识再生等层面入手增强社会工作主动性、能动性,破除社会工作专业自主性困境,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言语场域视野中的课堂分析：要素与特点

将课堂视为言语交际的场域，是言语场域理论发展的结果，也是课堂微观化研究的结果。基于课堂本体和社会学的分析，言语视角下的课堂分为言语的主体要素、过程要素、内容要素和目的要素四个方面，用言语的视角分析课堂场域，其呈现出以下的特点：言语场域的解释性、言语主体的交往性、言语过程的动态性、言语内容的实质性以及言语目的的规范性。     

社会调查真开始于民国吗?——以清末社会调查为中心探讨

清末,整个社会兴起一股社会调查之风①,尤其以留日学生、国内新式学堂学生以及趋新士绅为主体的民间调查力量更显得生机勃勃。纵观清末社会调查的调查宗旨、调查内容、调查方法各方面,可以看出中国近代社会调查早在清末就已经兴起。     

论抗日根据地开明士绅的历史贡献

开明士绅是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民主政权中属于中间势力的一部分,他们不仅在政治方面对根据地建设颇有帮助,而且在根据地的经济、军事、教育、社会救济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开明士绅的历史功绩,不能抹煞。     

儒家士人精神与当代公民社会建设

传统士绅社会是一个自治性民间社会,它在代表社群利益、参与地方政治、影响政府行政等方面具有与市民社会相近或相同的功能.士绅社会的权威和治理原则来自于儒家文化传统,因此,当代公民社会建设需要并且可以从儒家文化中寻找积极意义的思想资源.儒家士人精神包含的参与意识、责任意识、自主意识、独立意识、批判意识和抗衡意识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资源,对培育公民人格、促进公民社会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论湘军与湖南绅权势力的膨胀

绅士是一种介于官民之间,享有一定特权,影响地方文教风化的社会势力。在近代无论是举贡生员还是乡居缙绅(职官),凡获得封建法律所认可的身份、功名、顶戴,“无论出仕未仕”,一概属于绅士阶层。近代湖南绅权势力的膨胀得益于曾国藩创办的湘军。湘军是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应运产生的。短短数十年间,招募达数十万人之多。大批湘军将领由此而跻身于清王朝封疆大吏、枢府要员的行列;因军功而获保荐各类官职虚衔者,更是多得不可计数。但是由于湘军不是清王朝的经制之兵,即使在其存在期间,招募与裁撤也是比较频繁的。这样大量的军功人员,主要是保荐官职虚衔的人员,包括少数退职的显贵,不断地退归故里,加入绅士的行列。其数量之多,曾一度超过了作为绅士主体的举贡生员和离退职官僚,导致了咸、同时期湖南绅权势力的极度膨胀。绅士势力的膨胀,直接影响着近代湖南社会的变迁。     

论近代湖南军功绅士的社会影响——以长沙、湘乡的绅士为例

湖南绅士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典型意义的特殊社会群体,近代湖南绅权势力的膨胀得益于曾国藩创办的湘军。军功绅士势力的膨胀,给湖南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它导致了绅士队伍整体素质的下降、社会风气的恶化、顽固守旧习气的滋长和官绅矛盾的加剧,直接影响着近代湖南的政局。     

近代山东移民与本省的社会赈灾活动述论

近代以来,随着旅外人数的增加、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现代信息媒介的普及等,山东移民也频频参与本省的赈济行动之中,其参与途径包括帮助逃荒同乡、争取国家救济资源、捐助或募集善款等;这既减轻了山东的赈灾压力,保住了更多灾民的生命,也增强了与家乡的互动和联系。     

进退之际:唐代士族与科举取士制之关系及其影响

科举为唐代入仕和迁转高品官之正途,士族凭借其在政治势力、社会地位、文化条件、教育氛围、经济基础和居住地域等优势,利用体制漏洞,在科场中获取远多于庶族的好处.科举取士制既促进了唐代士族由经学世家、武力强宗向文学家族的转变,也使其家族价值观念由重门第转向门第、科第兼重.短期来看,科举对士族家族的衰落具有延缓作用,长期而言,却对士族家族的衰亡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李充《论语》注简论

李充《论语》注以道家的“自然之性”作为儒家纲常的存在依据 ,但同时极力强调儒家礼教的作用 ,具有向儒学靠拢的学术倾向。这种儒道兼综而侧重儒教的思想性格 ,既与李充个人的人生经历相关 ,亦反映了东晋初期士族文化及玄学思想的变化     

近十年来绅商阶层研究综述

“绅商”作为近代社会中产生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产物。近年来学界对绅商的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但研究综述却无一篇。学界对于绅商词义、绅商性质、绅商作用、绅商产生途径均有不同的认识,通过对比、梳理各种观点能够对绅商阶层有一全面准确的认识,同时也能促进学界对绅商阶层的进一步研究。     

论云南绅士与清末收回铁路利权运动

清末,全国各地掀起了收回铁路利权运动,各地纷纷组建铁路公司。滇省绅士也应时而起,创建了滇蜀滇路公司,试图通过滇省自己的力量来修筑铁路。公司建立后,他们苦心经营、举步维艰,终因迈不出资金短缺,技术人才匮乏这两道坎而偃旗息鼓。与此同时,与英国争路权的斗争,经过绅士的努力取得了胜利,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在是否赎回滇越铁路之议中,铁路公司的绅士也较留日学生表现得更为理性和客观。     

重新理解"同光体"作家的思想和创作

近代“同光体”作家常常被视为“顽固派”,其实是冤枉了他们。他们并不拒绝改革,也主张引进西学,他们只是反对完全用西学代替中学,仍然坚持以中学为本位,尤其是坚持中国传统道德的立场,这就是他们复古主义的依据。他们普遍采取一种保守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力图打通中西古今,复兴中国文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爱国主义者,强调写诗要抒写自己的感受。他们在创作上有自己的特点,继承了古代文学“黍离之悲”的传统,达到近代很高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