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在元史学上的贡献及影响

钱大昕考订明代官修《元史》的错讹，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揭示元代重要文献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发掘金石资料，为后人研究元史打下了资料基础。钱大昕重写《元史》，所撰《艺文志》及《氏族表》沾溉史学界，所论元代重大政治、文化问题，影响甚大     

历史考证和史学思想——以钱大昕为例

考证与思想并不矛盾,考证学者有自己独特的表达史学思想的方式,他们往往寓思想于考证之中,议论与考证相结合,把史学思想建立在考辨求实的学术基础之上。他们多能贯通经史,移治经之方法以治史,对于史学研究的科学化、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其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不容忽视。在治学理念上,把考证与经世看成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统一关系,他们在解释、建构某种政治道德说教时,不脱离文献和历史本身。     

汉学视野中的桐城义法——以钱大昕批评方苞为例

乾嘉时期汉学兴起、主盟学坛,与宗奉宋学、倡导古文的桐城派产生激烈冲突,钱大昕批评方苞即为标志之一。基于汉学家立场,钱大昕反对儒家经典的文学化、试图以史法规范文学、主张文无定法,不仅体现出汉学与文学的背离,同时也为姚鼐建构桐城派古文理论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资源。     

简论钱大昕《说文》研究的特点

清代是《说文》学发展的鼎盛时期,盛况空前,名著迭出。钱大昕是清代《说文》学研究的倡导者之一,其《说文》研究的特点主要有四：发明条例,揭示规律;因声求义,形音义互求;广征博引,言必有据;校勘考订,辨别真伪。钱大昕的《说文》研究反映了清代乾嘉学派的学术风尚,对今天的《说文》学研究仍有启发意义。     

前无古人别是一家——读《钱大昕评传》

钱大昕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后人研究者颇多，但往往限于一隅，仅展示其某一或某几方面的成就，未能将这位百科全书式学术宗师的全部成就一一体现。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推出张涛教授的大作《钱大昕评传》，弥补了这一缺憾。该书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展示了钱大听在文史等各个领域中的独特贡献，可谓是一部前无古人的钱大昕研究专著。     

金石学视域中的《水经注》金石文献著录考察

北魏以前的金石学实践多为原始的、零散的.《水经注》金石文献的著录实践,无论在著录数量还是著录方法上,都比前代更进一步.庞大的数量、独特的著录方法以及作者对金石资料考经证史作用的重视等客观上推动了金石学的不断演进.《水经注》对北魏以前的金石学实践作了总结,承上启下,为金石学在宋时的形成作了先导.     

考史应严格依据第一手文献——以《登科记考》为例

世间学问包罗万象,治学门径各不相同,但至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离不开文献,离不开古人所谓治书之学,今人所谓文献学。中国古典文献汗牛充栋,内容地负海涵,治理中国古典文献是古代思想文化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而其本身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疆域,具有独立的价值意义。本刊专设有"文献与考辨"栏目,其故亦正在于此。重视文献是中国学术的优秀传统,也是清华大学文科的优秀传统。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学校研究院"授课时提出取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旧材料互证,主要谈的就是运用文献的方法,体现的是对文献的重视。为继承和光大这一优秀的学术传统,清华大学于2008年4月成立"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由中文系教授、中华书局原总编辑、长期从事古典文献和文史研究的傅璇琮先生担任主任,聘请校内外专家10余人担任研究员。顾秉林校长在中心成立仪式上强调,中心的成立是清华大学继续全面推进文科建设、努力创建世界一流综合性大学的重要举措。为此,本刊约请中心部分研究员撰写了一组文章,或通过对具体文献的释读纠谬说明文献学的重要性,或分析传统古典文献学的当代新内涵,或介绍中心近期文献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项目,或思考整理古籍和继承传统文化之间的重要关系,正体现了中心主...     

以古为是：钱大昕与“古学”群体的形成、实践及理念

惠栋汉学的核心价值是"以古为是",其与相关的信仰和技术系统,共同构成了乾嘉考据学最初的"范式"。这一"范式"对钱大昕、王鸣盛等人的影响至深至远,使之得以迅速地进入到考据学的天地之中。不过,"古学"依旧是当时最主要的称名,并产生了广义和狭义的分化,其中狭义的"古学"即专指汉学而言。而乾隆十九年(1754)的进士考试,不但促成了王鸣盛、钱大昕、纪昀等考据学者的聚集,还推动了"古学"群体的形成。众人随即展开了诸多的学术实践,并共同承担起《五礼通考》的编撰任务。这一系列的事件,意味着考据学即将由边缘走向中央,并逐步取代理学,而成为主流的学术形态。     

元律与元代吏治——以《元史·刑法志》为中心

官吏是国家法令政策的执行者,吏治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元史·刑法志》对官吏的受贿、失职、滥用职权、违礼等违法行为进行了界定并制定了不同的处罚措施,为监督官吏专门设立监察机关御史台。从《元史·刑法志》的记载看,元代已形成了较完备的廉政法制和系统的监察制度。     

《元史新编》的历史编撰学成就

《元史新编》是继《圣武记》、《海国图志》之后,魏源自觉把对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与反侵略斗争联系起来的又一重要成果。该著的问世,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其编撰思想中强烈的近代“经世”意识、体例创新的可贵探索、寓褒贬于“求真”的“春秋”笔法及自觉探求社会历史发展大势以突出元代社会特点的努力,从历史编撰的层面为传统史学注入近代的内容。     

金石文献与《全宋诗》补正——以四川、江西、安徽等地金石文献为例

中国古代金石文献极其丰富,《石刻史料新编》三辑即著录了《四川金石志》三卷、《安徽金石略》十卷、《歙县金石志》十四卷等书。另外,今人还编有《巴中石窟内容总录》《天柱山山谷流泉石刻》等书。这些书籍包含了许多宋人诗歌,现利用这些文献辑得宋佚诗39首,补充作者26人,又校正了作者及补充字句题序若干。     

译者的凸显——以《名利场》前言的两个译本为例

从上个世纪以来,对《名利场》翻译的研究大体还处在语言层面、文学层面上,而伦理道德层面上的研究相对偏少。本文以杨必、贾文浩、贾文渊的两个译本的前言为例,采用韦努蒂伦理观,从伦理道德层面上来解读译者在翻译时是如何受到本土文化、历史层面的冲击,从而使译者翻译出来的译文与原著在伦理层面上存在冲突,因此,从中可以看出译者在对原作翻译中是否进行了人为的操控,使得自我身份凸显。     

历史与文学的辨证——以《血路》与《花腔》为例

海登·怀特的“历史若文学”的思想从叙事层面上消除了历史和文学之间的界限,使人们对历史与文学之关系有了新的认识,《血路》、《花腔》两部作品某种程度上可说是此思想的回应。这提示我们不要再把文学当作是虚构、历史著作当作真实这样一种眼光来看待文学和历史,而要以更开放的胸襟和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与文学之间的辨证关系,在新的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来寻求二者有效对话和结合的可能性。     

论方壮猷的史学贡献——以武汉大学图书馆藏《元史讲义》为中心

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方壮猷《元史讲义》反映了他在元史研究领域的成就。方壮猷在元史领域的创见涉及蒙古族源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系统论证蒙古源于东胡的观点,勾勒出蒙古族起源的路径;二是认为达靼与室韦可以混称,解决了蒙元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术问题。方壮猷治史惯于以历史语言方法与史料考证相结合,十分重视使用新材料。其学术视野宽广,能够运用国际共通的专业语言,就国际学术界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进行研究、对话。     

钱大昕学术思想的全方位解读——读张涛、邓声国著《钱大昕评传》

钱大昕作为清代乾嘉学派的典型性代表人物之一,生前就已享誉学界,殁后更被后学推为"一代儒宗",相关研究也备受学人关注和推崇.     

从历史文化背景看《红楼梦》的翻译——以金陵判词为例

《红楼梦》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对这部文学巨著的翻译是一个艰辛的过程。以金陵判词的两种翻译——杨译和霍译为例,试图从历史文化背景这个方面来分析《红楼梦》翻译过程中的难点及其成因,并提出自己对《红楼梦》翻译的几点看法。     

试析梁启超历史人物传记写作的困境——以《管子传》为例

作为20世纪“新史学”首倡者,梁启超在其历史传记人物作品《管子传》中,多次出现与个人史学主张格不合之处。尤其是他在处理营造时势与改塑英雄关系时所表现出的两难困境,颇为鲜明地折射出当时“新史学”理论在宣传与实践之间的距离。     

谈谈历史人类学——以解读萨林斯的《历史之岛》为例

何谓历史人类学？1978年法国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学者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在《历史人类学》一文中指出：“历史人类学并不具有特殊的领域,它相当以一种研究方式,它相当于一种研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