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政府支持与重污染行业的融资约束

利用2003—200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Almeida等的现金-现金流量模型为基础,从融资约束角度,研究环境规制对重污染行业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放宽了重污染行业中央国企的融资约束程度;未对地方国企产生显著性影响,但加大了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所在地为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支持度高的地区的企业,因环境规制而加重了融资约束,而对支持度较低地区的企业,融资约束状况却得以改善。结论支持了政府官员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对地方国企支持的政治庇护理论,表明考虑到地方政府利益的中央-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实施机制的重要性。     

我国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2000—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本地直接效应和通过中介因素的间接减排效应。结果发现,严格且适宜的环境规制不仅能直接降低环境污染,还能够通过中介因素间接降低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资本投入、城镇化率不利于降低环境污染,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显著。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性和外溢性,使污染治理表现出时间上的紧迫性、空间上的高度关联性和时空上的交错复杂性。缓解经济增长的环境瓶颈约束,除了关注环境规制政策的直接效应外,还应该采取措施促成其间接效应的发挥。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分析

文章利用1998~2009年中国环境和制造业的有关数据,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在基于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基础上得到结论: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协整关系,并且环境规制增强是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Granger原因。     

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状况研究

文章以11个重污染行业的33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综合频数分析法和均值比较法对样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和2007年年报中有关环境信息的内容进行统计分析。分析发现行业分类中,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披露状况最优;地区分类中,山西省披露状况最好;企业规模分类中,规模越大披露状况越好;是否ST股分类中,非ST股披露状况明显好于ST股。综合比较发现,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存在整体披露状况较差、企业通过ISO14001的比率低,行业地区差异大、披露内容单一不规范等问题。     

能源环境与制造业绩效的跨国经验分析

分别以26个发达国家与地区和29个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数据为样本,分析1990年与2002年能源环境对制造业绩效的差异表现及其演变。     

环境分权、海洋环境规制与海洋环境污染

文章基于固定效应模型与门槛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环境分权、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1）海洋环境管理事务权力的下放不利于海洋环境治理,将导致地方政府间“逐底竞争”,产生“绿色悖论”效应。（2）海洋环境规制能够有效减少海洋环境污染,但在环境分权的影响下,海洋环境规制的治污效果会被弱化。（3）当以环境分权为门槛变量时,海洋环境规制对于海洋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单一门槛效应。当环境分权水平超过0.0605时,海洋环境规制的治污效果将被显著削弱。为促进海洋环境良性发展,应适当增加中央政府对于海洋环境治理的权力,推进环保垂直管理改革,健全垂直型环境规制治理体系,因地制宜地设计环境分权策略。     

环境规制、FDI溢出与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

文章根据行业污染密集度将制造业划分为重度、中度和轻度污染三类,引入FDI水平溢出和垂直溢出构建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环境规制面板数据模型,并检验其作用机理。研究表明,环境规制、FDI水平溢出和前向溢出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均呈显著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呈抑制作用;重度污染行业检验中,仅有FDI前向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呈显著促进作用,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呈"倒U"型;中度污染行业检验中,FDI水平溢出和垂直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都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呈抑制作用;轻度污染行业检验中,环境规制不仅支持"波特假说",而且有利于增强FDI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成效。     

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与绿色经济发展

文章选择中国2006—2017年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探讨基于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和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我国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其增长动力主要源于绿色技术进步;制造业、服务业集聚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正式环境规制则抑制了绿色生产率增长,而东部与中西部因地区差异表现出促进或抑制不同的效果;从传导渠道来看,制造业集聚效应主要在于改善绿色技术效率,而服务业集聚效应在于促进绿色技术进步;非正式环境规制均能够通过绿色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来提高绿色生产率,但正式环境规制却抑制了绿色技术效率增长;在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下,服务业集聚对绿色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     

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效应:理论与实证分析

利用竞争均衡模型,基于劳动力要素流动视角,对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结果表明,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拉大企业间的利益差距,促使劳动力流向高利润企业,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随后以中国2000-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不仅能够直接促进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还能够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产生间接作用,能够通过前者促进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通过后者促使劳动力从第三产业向第一、二产业回流,前者的影响效应大于后者。此外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效应还存在空间异质性,呈现"东-西-中"递减趋势。     

环境规制、绿色科技与环境治理绩效

文章选取2009—2018年相关统计数据,应用调节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绿色科技和环境治理绩效的互动关系,以此揭示中国环境治理运行机制。结果发现：当下强制性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作用更显著;另外,绿色创新效率具有负向调节环境规制和环境治理绩效之间正向关系的能力。据此,应更倚重强制性环境规制政策来治理环境污染,努力完善绿色创新体系,将着力点放在绿色科技的应用层面,解决绿色科技实际应用中的各种体制机制问题。     

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与能源效率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2003-2015年中国27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将环境规制、产业集聚和能源效率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影响的创新补偿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结果显示:境规制促进了重度污染产业的集聚,不利于中度污染产业集聚程度的提升,对轻度污染产业的影响不显著.当不考虑产业集聚效应时,环境规制降低了重度污染产业的能源效率,促进了中度污染产业和轻度污染产业能源效率的提升.当加入环境规制与产业集聚的交互项后,重度污染产业的产业集聚效应抵消了环境规制带来的负效应;中度污染产业的产业集聚效应阻碍了环境规制创新补偿效应的发挥,抑制了能源效率的提升;轻度污染产业的产业集聚效应未能显著地提升能源效率.     

省级水平污染减排与生产率的经验分析

通过1995-2008年中国30个省级水平数据,考察了污染减排支出与生产率之间的联系。发现污染减排支出与生产率水平及其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估计结果表明,污染减排支出较高的省份有较高的生产率水平,污染减排支出较快的省份有较快生产率增长。估计的系数值意味着污染减排支出对生产率水平有比较大的正向影响。然而,通过分析几种不同的环境规制测度指标结果表明,即使规制对生产率产生不利影响,这种影响要么比较小,要么不显著。这似乎表明,提高环境规制的严厉性对生产率的不利影响可能低于人们预期。     

我国环境外包与制造业贸易竞争力关系的实证检验

构建环境外包污染指数基础上,文章对我国16个产业部门2005-2014年的环境外包污染指数进行测度,并对我国环境外包与制造业贸易竞争力之间的关系进行对比研究.研究认为,国际外包背景下,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提升有利于环境污染指数的降低;人均资本拥有量的增加和企业规模的扩大能提高制造业企业竞争力;技术进步是提升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关键要素.     

环境规制促进企业价值提升——基于技术资本的中介效应检验

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基于技术资本的中介效应视角,挖掘环境规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路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技术资本与企业价值具有明显的内在相关性,技术资本的中介效应显著成立。本研究不仅丰富了"波特假说"的现实证据,也对通过促进技术资本积累来改进环保绩效与可持续价值增长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环境规制与企业低碳竞争力分析

低碳经济时代强调通过环境规制提升企业低碳竞争力,而选择不同的企业环境战略会使环境规制对企业低碳竞争力产生不同的影响.外生型环境战略不仅使环境规制政策失效,而且在长期内会使企业面临较高的规制成本和机会成本,使企业不能提升低碳竞争力,最终被市场淘汰.内生型环境战略是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主动进行污染防治和产品管理,不仅可以使企业获得成本优势,而且可以提升低碳竞争力,从而实现环境保护与企业竞争力的双赢.     

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减排”还是“增效”

文章构建了一个关于环境规制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和“提质增效”效应。研究结论显示,中国城市的环境规制具有“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在考虑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异质性讨论揭示出：环境规制“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在东、中、西三个地区均得到验证;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得到明显增强,但仅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而尚未形成“创新效应”;通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可以有效改善环境规制“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经济发展与能源效率呈U”型变化趋势,并且中国正处于“U”型结构的左侧,而库兹涅茨环境曲线并未得到中国城市数据的支持。     

环境规制视角下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检验

文章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13—2020年的数据,系统构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体系,并将环境规制异质性纳入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构建非线性动态门槛模型,考察在不同环境规制门槛下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发现：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总体上升而局部波动的趋势,存在较大的“贫富差距”;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较低的环境规制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利于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而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并跨过阈值,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抑制区域的碳排放。     

中国制造业环境效率与污染精准减排路径选择

面对严峻的资源和环境约束,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产业节能减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分类施策、精准减排是产业绿色化发展的有效途径。采用基于松弛的内生方向性距离函数和考虑行业异质性的群组前沿相结合的环境效率测度模型,评估2005—2015年制造业细分行业环境效率,并进一步计算各类污染物的减排潜力和边际减排成本,进而在潜力—成本综合框架下,设计制造业污染精准减排路径方案。研究发现:样本期间,中国制造业环境效率显著提高,但仍存在较大改善空间,且不同污染特征的行业群组环境技术差异较大,环境效率表现较差的行业主要有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以及造纸和纸制品业等,是制造业污染减排的重点行业,且不同行业应实施差异化的减排路径。综合考虑不同行业各类污染物的减排潜力和成本,提出全面推进式、重点突出式、循序渐进式和平稳保持式四种减排路径,有助于明确科学合理的制造业污染精准减排方向,在保证减排效果的同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制造业绿色发展进程。     

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与生态福利绩效

文章选取2004—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来分析地方政府竞争和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生态福利绩效呈现“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态势;滞后1期的生态福利绩效对当期具有促进作用,且存在空间外溢作用;地方政府竞争在短期内促进了生态福利绩效的增长;环境规制在短期内抑制了生态福利绩效;产业结构有利于提高生态福利绩效,对外开放程度、城市化率、研发投入水平、绿化水平和人口密度对生态福利绩效有抑制作用。     

环境规制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影响机理及门槛效应

文章在明晰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逻辑关系的基础上,利用2008—2018年黄河流域10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助推作用;具体到各分维度指标,则对动力机制转变、产业结构升级、生态环境保护和福利水平改善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与经济稳定发展之间的正向关系不显著,并且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上、中、下游不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另外,门槛效应检验进一步证实,当前环境规制是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