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地区来凤话两种特殊的数量表示法

来凤话有两种特殊的数量表示法：“量ba量”重叠式和“数da数”重叠式。本文对这两种格式的语法特征、语法意义进行了描写、分析,认为这两种格式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主要表现在：语法意义上异中有同,语法功能上基本一致;中缀“ba”和“da”在分布上互补、在语音上声母交替,这两种重叠式在类型学上各具特征。     

“宁波帮”在中国文化领域中的身份与境界

“宁波帮”在文化领域中拥有“文化产业家”与“文化事业家”两种身份,虽然在表现方式上他们对“利”、“心”、“义”这三种因素的关注重心有所不同,但在超越功利、追求自我价值实现这一人生目标上却有明显的共通点。这种追求精神使他们成为这一领域的开拓者和最高水平的代表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发展。     

必定归来的放逐者--对《"兔子",跑吧》中"兔子"形象的哲学阐释

以克尔凯郭尔“自我”这一哲学概念为基础,来阐释《“兔子”,跑吧》中“兔子”的逃跑———回归———逃跑———回归这一心路历程,从而指出一个真正的、完整意义上的自我追求者,必须是一个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个体与社会的复杂统一体。从这种意义上,一直在苦苦追寻自我的“兔子”最后必须回到现实中来。     

中日文化交流的"空间伸缩"和"内容消长"——从日语中的常用字入手

对日本文化而言,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文化属于强势文化。因此,在这近两千年的时段里,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由中国流向日本。在这种“文化的生命运动”中,自然也要发生“空间伸缩”和“内容消长”。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汉字融入日本文化这本身就是文化空间的一种伸展现象;日本文化吸纳汉字,而吸纳是有选择的,所谓在空间上有“伸缩”,在内容上有“消长”,这从“店、馆、房、屋”四个汉字中可以得到验证。     

原始宗教概念辨析

在宗教学研究中,“原始宗教”这一概念一直比较含糊,人们习惯于不加辨别地将原始宗教等同于“史前宗教”、“萨满教”、“自发宗教”、“自然宗教”和“无文字民族的宗教”等概念。这是很值得认真加以辨析的。 在不少宗教学论著中,往往没有将“原始宗教”、“自发宗教”和“自然宗教”三个概念区别开来。例如,认为原始宗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宗教,宗教学上通常称之为原始宗教、自发宗教或自然宗教。”“自发宗教,也叫原始宗教或自然宗教,是原始社会时期的宗     

论哲学的“理性”

不同时期的哲学家对于“理性”有着不同的释说,这是理性的相对性一面。但哲学本质上是“理性”的,这又是它的绝对性一面,或称为“绝对的理性”。作为人类理性最高层面上的哲学的“理性”,是“宇宙的理性”、“纯粹的理性”、“反思的理性”,在这意义上说,亦是“绝对的理性”。     

“于”能否作为后缀——谈现代汉语中“谓词+于”的结构

“于”能否作为后缀,这是针对现代汉语中“谓词+于”结构而言的.因为“谓词+于”结构在古汉语中是没有什么争议的,这当中的“于”是介词.而在现代汉语中,这种结构中的“于”是否仍然是介词呢?早在1963年,吕老就已谈到,“从古汉语里吸收来的于、以、自,语音上也都附着在前面的动词或形容词上.”“于”字还可以有“大于”或“等于……”之类的格式.①在某些《现代汉语》教材中,“在于”“勇于”也被列入动词.②     

偏正结构中“的”字隐现的几种情况浅析

指示代词修饰名词的偏正结构中“的”有出现或隐或现、不出现三种情况,从三个平面的语法现出发。对这三种情况进行分析。我们把指示代词修饰名词的偏正结构中“的”隐现的动因归纳为“句法上的制约性”、“语义上的搭配性”和“语用上的限定性”。     

偏正结构中 “的 ”字隐现的几种情况浅析

指示代词修饰名词的偏正结构中 “的 ”有出现或隐或现、不出现三种情况 ,从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出发 ,对这三种情况进行分析 ,我们把指示代词修饰名词的偏正结构中“的 ”隐现的因归纳为“句法上的制约性 ”、“语义上的搭配性 ”和“语用上的限定性 ”。     

诗论二题

创新 “新陈代谢”,“吐故纳新”,这是世界上自然发展的规律。只有“新”才是最有生命力的东西。新的发明、新的创造才是推动世界前进的动力。把文艺作品叫做文艺创作,就是贵在这一个“创”字上,就是贵在创新上。如果,文艺作品中,没有“创”出“新”东西来,它就失去了艺术的生命力。诗歌创作更是如此。 马克思说:“专事模仿的诗人们,除了形式上的光泽,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托尔斯泰也说:“从诗中得来的诗不可能感染人们！”我国古代诗人和诗评家也很强调和重视诗歌的创新。《修词通鉴》中说:“作诗最忌蹈袭。”“随人作诗终后人。"     

“按”“照”及其他

“按”“照”这两个介词在运用中有许多相似之处 ,也有一些差别 ,阐述两者在使用范围上 ,尤其是后面所跟名词的不同上的区别 ,并就“按理说”、“照我说”两个习惯语作语义上的区分。     

重估五四反对派:从林纾的 “反动文本”《荆生》《妖梦》谈起

重新认知“五四反对派”的正面价值是全面理解“五四”的题中应有之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首次与新青年交锋的林纾,是被文学史固化乃至丑化的“反对派”,其小说《荆生》和《妖梦》更是新文学史上的经典“反动文本”。实际上,这两部小说乃是林纾的游戏笔墨,体现了林纾“好谐谑”的性格面相,也呈现出中国传统笔记小说“资谈助”的特征,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严肃“小说”。这两部小说由小报上的“游戏文字”升级为新文化战场上的“反动文本”,成为五四新青年批判林纾的关键一击。重回历史现场,考察这一“反动文本”的历史生成过程,有益于深化对“五四”的全面认知。     

海德格尔基本本体论的哲学意义

在运思如征途上,海德格尔以揭示“此在”的本身意义为出发点,直接指向:“存在为什么存在”这一令人思虑而又“遗忘”的问题。区别了“存在”与“存在者”自古希腊柏拉图哲学以来,在整个西方哲学中一直就混淆的概念。在对“烦”、“畏”、“死”这些“存在”的状态中,澄明着“此在”追寻的价值和目的,展现着“向死而在”这一思想对人的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凝聚力”考古学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其不断裂的表现，是这一文明的祖先还是中华大地上“百万年人类史”与“一万年文化史”的缔造者。“中华文明史”的实质是中国的国家历史。以考古学、历史学、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族群，得出几乎一致的科学结论，它们有着基本共同或相近的“遗传基因”、共同的“祖源”。在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中，不论是什么时代(王朝),也不论是中华大地什么地方的族群或人群管理中华国家，都坚持“中”与“中和”的国家“大一统”理念，从“三皇五帝”到历代中华不同族群建立的不同王朝，都维系着“中华统绪”,这是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华大地的多民族共同体对中华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认同、对中华民族及其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回顾古代世界的两河流域文明、埃及古文明、印度古文明与中华文明“四大文明”,加之美洲的玛雅文明与印加文明，除中华文明之外，至迟在公元6世纪或“大航海时代”之后，其他文明均已“断裂”,而只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之所以这样，乃是源于中华文明一代又一代传承着从“家国一体”到“家国同构”至“国家认同”的“中”与“中和”这一“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     

“气质”与“气质之性”——陈淳对朱子的绍述及其与朱子之异趣

“气质之性”说起于张载、程颐,朱子一方面从“气质”的角度承袭了张、程的“气质之性”说,另一方面又对“气质之性”这一概念的内涵做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正。其论“气质之性”,所着眼的并不在于“气质”,而在于张、程所说“气质之性”的对立面,即本然之性上,认为“气质之性”不过是本然之性夹杂了一些气质而已。而到了朱门高弟陈淳那里,朱子的这一学说亦被悄然修正,朱子在“气质之性”中占主导性的“理”,在陈淳那里再次被转移到了“气”上。     

试论书法艺术创作中的本体参照

学习书法,简化字特别难写。在前人优秀的书法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之”、“乎”、“者”、“也”、“三十而立”之类非常简单的独体字,造型非常的美,而且各个书家遵循各自独特的创作原则创作出的作品中这一类字的造型又各臻完美,表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前人在汉字的造型上作过种种尝试和研究,并将他们所能见到的汉字进行了种种艺术上     

“中世纪城市革命”的再思考

自施坚雅归纳出“中世纪城市革命”的五个特点之后,这一命题被学界广泛接受。但是,以往研究对这一命题的几个基础问题,即“市”、“坊”和“城外郊区”还缺乏深入研究,并且存在误解,这使得施坚雅提出的五个特点中有四点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因此“中世纪城市革命”这一命题必须要重新予以考虑。而且,当前“中世纪城市革命”的研究方法存在“预设前提”的现象;研究内容也局限在坊、市、城外郊区等少数问题上,忽略了城市中其他要素的研究;在研究时段上也缺乏足够的时间跨度,这些问题阻碍了相关研究的深入进行。今后对唐宋城市的研究应该以长时段为主导,深入研究地方城市中各个要素的变化,客观分析唐宋之间地方城市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是否构成变革。     

“非典”个案与语言规划的原则和标准——兼与柯平、吴志杰先生商榷

柯平、吴志杰先生在《中国语文》上发表文章认为:“国内各界有必要摒弃‘非典’这一名称。”我们认为,应继续使用“非典”这一名称。表面上看,这只是个案,实际上涉及语言规划的原则和标准“。非典”已成为新时期应用语言学中最典型的个案,通过“非典”个案的剖析,可以认清语言规划应遵循的原则和标准;通过语言规划的原则和标准的探讨,可以更有效地进行应用语言学的个案研究。     

跨文化交际中俄汉翻译策略研究

所谓翻译,从表面上来说,是在交流中克服语言上的障碍,而更深层次的,则是克服语言文化差异的这道屏障进行无障碍交流,实现跨文化交际。文章分别列举了“引用”、“阐释”、“替代”三种方法来应对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     

康德和孔子认识论之比较

中西方哲学的差异不在于哲学结论本身,而在于得出结论的方法和对结论的表述上。通过对康德的认识论命题“先天综合判断”与孔子的认识论命题“生而知之”、“学而知之”的比较可证明这一观点。从思维方式差异的对比上,也可为“中国的思想和科学开始领先于西方而最后又为西方所反超”这一学术公案寻找到一定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