邺下文人集团内部交际活动及其特征

邺下文人集团时期,文人内部的交际活动展现出与以前不同的特征:具有了明显的组织性、娱乐性,与文学联系愈来愈紧密,活动日益频繁和密集,活动中创作的文学作品数量明显增加,群体性更加鲜明。这些特征的形成与当时政治局势、文学之士的相继归曹和曹氏兄弟的相继成人,曹操对文学作用的重视和赤壁败后心理的变化等密不可分。     

邺下文人集团

三国时期,魏武帝曹操不仅尚武,而且重文,他将各地的众多文学人才网罗到邺下,聚集在自己的身边,由此形成了著名的邺下文人集团。在邺下文人集团形成的初始阶段,该集团的领袖自然非曹操莫属。但是后来,由于曹操忙于军政大事,无暇顾及杂务,他的两个爱好文学的儿子曹丕与曹植便成了邺下文集团的实际领袖。邺下文人集团的主要成员主要有曹操、曹丕、曹植以及王粲、徐干、陈琳、刘桢、孔融等人,其繁盛时期人数有将近百人之多。这些人多半有官职,并且喜欢宴饮游乐,说古道今。他们的许多文学作品就是在宴饮游乐时即兴而作的。邺下文人集团的文学成就…     

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与演变

根据文人集团形成的两个条件：主要作家的聚汇与大量唱和赠答作品的出现，邺下文人集团正式形 成的时间为建安十四年。建安十六年至建安二十一年是邺下文人集团的繁荣期。自建安二十二年起，邺 下文人集团势微。建安二十五年．邺下文人集团消亡。     

邺下文人集团文学创作特色探究

邺下文人集团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文学创作团体,是建安文学的核心.本文对邺下文人集团的文学创作特色加以论述.其创作最显著的特点是唱和赠答的创作形式.另外邺下文人集团的创作特色还包括作品中辞赋所占的比重大、文学题材和文学形式富于创新等.     

建安文人研究三题

三曹和七子是建安时期最杰出的文学家 ,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是建安文学研究中一个亘古不衰的话题。本文在尊重历史材料的基础上 ,对《文心雕龙》和《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题辞》等评论著作中过于美化或丑化他们之间关系的论述进行细致分析 ,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追本溯源 ,以人性为核心 ,得出了一系列较为客观、新颖的结论     

文采风流今尚存——曹雪芹氏族文化研究提纲

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40周年，应当对这位特立独出的中国伟大小说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作出新的审视和理解。本文认为，曹雪芹的文学成就并非个人的才华所至，而是一种氏族文化特色的丰厚积累的高层造诣。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提出应从氏族文化的角度纵观弘览，方能认识曹雪芹的才华、造诣是一种三千年的中华文化珍贵积累；若将他“孤立”起来，把《红楼梦》视为一个“个体”的一时的偶然的文艺产物，必致失于肤浅甚至走样失实。本文从周初武王克商为始，以“诗礼簪缨”为表现为脉络，论证了曹氏自周初至明末的曹姓氏族文化概貌、文化特点，抉示了他们的“门风”“世德”——即曹雪芹开卷即特笔标出的“诗礼簪缨”之族的具体历史内容及其意义，从而显示了《红楼梦》是中华文化小说这一命题的实义。     

论王粲投曹后同题诗赋创作的艺术特色

王粲投曹后政治际遇和生活境遇均有较大的改变,其诗赋多作于与邺下文人游宴唱和的活动中,即多属同题创作.这使得他投曹前重情的创作倾向逐渐淡敛隐退,注意力转向艺术技巧的探索和文藻的结撰方面,偏于以才驭文,表现出另一番鲜明的艺术特色,如语言骈化,词藻华美,文心巧思,猎奇工细等,就其艺术成就而言并不亚于前期,这一点理应得到学界的重视.     

建安文学断限之我见

＂建安＂是东汉末代皇帝刘协的最后一个年号,时间跨度从公元196年到公元219年。文学史意义上的＂建安＂备受争议,迄今为止,仍无定论。本文对诸多学者的意见进行了总结梳理,也对建安文学的时间断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建安文学应该始于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止于景初三年（公元239年）。     

邺下文士的贵游意识与活动及其山水描写经验

邺下文士在"人的觉醒和文学的自觉时代"的社会环境中渴望表现现实的自我,追求今世生活的有效性,因而他们有着浓厚的贵游意识与频繁的游赏活动。诗文唱和以往还,创作了一些题为《公宴》、《杂诗》、《赠答》等而实为山水诗,为晋宋山水诗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经验。     

北田五子与清初典范遗民文人集团之建构

北田五子是清初兼具政治性和文学性的特殊文人集团,在学界较少受到关注. 北田五子的生存方式充分展现了清初遗民眷恋故国、抗拒新朝、珍爱并标榜自我遗民身份等遗民情怀,具有政治操守和道德毅力上的模范意义;其文学活动集中体现了诗言志的诗学传统、遗民文士的儒学情结及清初遗民文人的生命价值. 北田五子这一典范遗民文人集团的成功建构是社会评价、公众心理期待、集体性审美理想、时代思潮等多方因素合成作用的结果.     

略论东汉“党人”集团

东汉桓灵之际“党人”集团的形成及此呼彼应的斗争触动了当权者的利益，由于皇权、宦官的相互勾结和自身所存在的缺陷，“党人”最终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从而使汉晋士风为之一变，但其拼死抗争中所表现出的崇尚名节、轻生赴义的精神风范却一直后人推崇和效仿。     

孔融:“建安七子”中的异类

本文从思想抱负和文章风格等方面入手，剖析了孔融在“建安七子”中迥异于其他六子的特殊性，强调指出孔融实为“建安七子”中的“异类”。     

简论明中叶吴中文人集团的形成

明朝中叶以吴宽、王鍪、沈周、文征明等人为代表的吴中文人集团是以地域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彼此关系密切,个性、理想的相近,平等的唱和,有核心性的人物,是这个集团的特点。这个集团由多人组成,他们的创作十分丰富。      

文学集团与南朝文人的社会生活

南朝出现了文学集团空前活跃的现象,这与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环境、社会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南朝文人对文学的崇尚是时代价值观的体现,而后者也推动了文学集团的发展并影响了文学集团内部的文人关系,从而使南朝文人的社会生活表现出了新的特征。     

论“三言”“二拍”的钱财观

“三言”“二拍”是中国古代最多写到商业、商人及市民文化的短篇小说集,因而研究作品中所显示的当时民众及作者的钱财观,对给作者的思想观念进行定位很有意义。本文根据“三言”“二拍”中的大量相关故事,梳理了故事本身及作者在钱财方面的五方面的观点,并由此认为,作者对当时普通民众生活有较深入的了解,但他仍是个传统文人。     

“前七子”复古诗学兴起的历史语境

关于“前七子”的诗学理论前人已多有论述,且褒贬不一,本文无意于就此再着笔墨,而是力求从历史的角度追溯“前七子”复古运动兴起的历史语境及学理逻辑,对这一问题的梳理也许有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前七子”诗学的历史地位。     

关于“七夕”文化的几个问题

“七夕”作为中国最具民族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传统节日之一,其中蕴含了上古文化演变的许多奥秘。首先,过去对于形成神秘数字“七”崇拜的原因揭示不够,通过对七曜、二十八宿、北斗七星等天文崇拜形成的历史原因的分析,可使神秘数字“七”崇拜成因的民族文化心理基础得以多角度、深层次的揭示。其次,牛郎织女故事的发源有着坚实的中华文化基础,从文化发生的角度探讨该故事的起源地,对于认识“七夕”文化的民族特性不无意义。再次,过去对于“七夕”乞巧与女性生产劳动之间的关系有足够认识,而对其中隐含的生殖文化内涵少有研究。从两种生产的角度深入考察,对于揭示“七夕”文化的本质特征具有积极的意义。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三下三上”

邓小平一生的政治生涯中有过三下三上,这都和毛泽东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倚重,始终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感情。1933年,邓小平坚定地和毛泽东站在一起,第一次下。从1935年到1966年,是毛泽东把邓小平提拔起来的第32年。从1966年到1973年复出,是邓小平的第二次下的8年。邓小平的二上是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有了一定醒悟,决定让邓小平重新出山。邓小平的三下是个伟大的悲剧,但毛泽东最后还是保持了一定的清醒,他没有听从四人帮的意见,相反,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以观后效,为邓小平更辉煌的三上提供了前提。     

“三下”压煤开采经验谈

介绍了大同煤矿集团公司“三下”采煤现状与经验及全国“三下”采煤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