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乱后藩镇控制政策的实施

安史乱后,唐廷一直在贯彻削藩政策。无论是通过温和,抑或战争方式,其基本目的都在于,力求通过以藩制藩的方式,而非废黜藩镇,重新恢复到中央直辖州郡的方式,去实现唐后期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此因藩镇的存在,适应了形势的需要,是唐后期中央统治地方的载体。唐廷力求以藩镇为载体,通过分而治之、调整藩镇辖区等方式,实现以藩制藩,从而维护中央统治。以藩制藩政策适应了形势的需要,维持了唐后期一百多年的统治。     

论中晚唐河朔藩镇割据与联姻的关系——以义武军节度使陈君赏墓志铭为中心

中晚唐藩镇内部、藩镇之间及藩镇与中央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联姻关系。以陈君赏墓志铭为例来探讨藩镇割据与藩镇联姻问题,可以看出联姻本质上不是藩镇联盟的终极目的和最有效的手段,但是联姻在特定的军事基础之上和历史背景下,对促进藩镇内部和藩镇之间的某种连衡、或者说联盟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是反映藩镇之间、藩镇与中央政局关系的晴雨表。     

说玄宗削藩与安史之乱

唐玄宗一代繁荣的社会局面的形成,当然与抚蕃和边疆军队抗敌的功绩相联系。然而物极必反,虽盛犹衰,各藩镇军队内个人势力膨胀的军功地主分子热望扩大自已的权益,顽固维护其特权的部分少数族贵族一再掀起反汉化的逆流,其表现是藩镇势力与日俱增,内轻外重的政治局势出人意料地摆在一向自负老谋深算的唐玄宗面前。论者或谓玄宗“做了二十五年皇帝,但暮气深重,懒得亲自处理政事,一心想纵欲享乐……逐渐陷入昏迷状态”;或谓“唐王朝加强了国家的力量以后,又不断在边疆发动战争。……唐王朝的猛将精兵,都掌握在节度使手中,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或谓“玄宗老年昏愦,溺宠艳妻,信任黠胡,遂启狄人之贪惏,累民生之涂炭”。似乎玄宗本人对藩镇势力毫无警惕,对叛乱未作任何防范措施,这似欠公允.尤其诸论皆引旧史陈说,甚至以白居易的风情长诗“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为据,以传统的昏君奸相之说,误解了唐廷与藩镇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本文仅就玄宗的削藩措施,探讨在表面上是偶然因素在起作用的历史事件掩蔽着的历史发展的必然。     

唐大和二年制科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唐文宗大和二年的制科 ,因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举人刘的对策触犯宦官 ,最后被覆落而名闻朝野 ,成为唐代科举史上最为重要的一科。它是中晚唐之交政治上矛盾与危机的交会点 ,不仅暴露出宦官专权的矛盾 ,而且还涉及到唐代文人对于藩镇割据与牛李党争的态度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一年制科及第者中 ,有 3人后来位至宰相 ,更有多人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 ,因而对探讨政治、科举、文学三位一体的关系 ,具有重要意义。     

西汉吴楚七国之乱原因辨析

据史料考证 ,传统的“吴王蓄谋”、“强者必反”等论断难以自圆其说。笔者认为七国并非蓄意谋反 ,由于景帝相煎太急 ,吴楚逼上梁山 ,即景帝、晁错过激推出“削藩”之策 ,是导致这场叛乱的根本原因     

明代科场策问与主考官关系探析

明代乡、会试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主要由两位主考官出题。因策问考察时务之特点，科场策问在必须遵守依经按传、不得讥讽时政等诸多拟题规定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考官尤其是主考官个人意志的影响，体现主考官的政治意图、思想动向。虽然，明中后期，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考官阅卷存在重经义轻策论、试录依墨作程甚至代作程文等诸多问题，但科场策问仍然是主考官传达思想，引导士子关注实学，以及倡革文风士习的重要途径。士子是否把握考官策问意图，策答所体现政治立场与价值观念是否与考官相左，对其最终录取情况也有一定影响，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影响。     

唐代举子科考旅费来源探析

唐代举子科考旅费的来源途径,除家庭财产的支撑外,还有亲戚朋友馈赠、朝廷和地方政府资助、民间资助、丐食和举子自挣钱财等.朝廷的资助多发生在安史之乱以前,属于象征性行为,并不能从实质上解决举子的经济困境;而地方政府的资助则多发生在中晚唐,资助金额可观,并形成了一定的资助制度,但地域一般局限于南方;民间资助则属于个人的自发行为,没有形成固定的资助组织和资助形式.     

论宋太祖集中财权

公元九六○年,赵匡胤代周为帝,第二年七月的一天,他召问“富有时才,精通治道”的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如何?”赵普针对太祖的发问,回答说:“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①太祖完全明白了赵普的意思,决心改变唐末五代以来,“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②、“天子,兵马强壮者当为之”③的君弱臣强和兵变割据的问题,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并从“权”、“钱”、“兵”三个方面着手,把政权、财权、兵权从“群犬交吠”④的四方藩镇手中拿回来,直接置于中央政府的管理下。本文仅就宋太祖“制其钱谷”,亦即集中地方财政大权的问题,作一论述,不当之处,请读者指正。     

唐代文士入幕藩镇的主客观原因析论

唐代进士资格的获取,也只是获取了入仕前的一种身份.要真正进入仕途,尚需经吏部铨选、制举或吏部科目选等,释褐非常缓慢.而藩镇的辟署之权、纳士方略为文人找到了另一条出路,使文士快速升迁,甚至自幕府直登朝堂.幕府优厚的薪酬,使文士生活相对优裕.章檄表奏的撰写与传播,满足了文士精神层面的需求.     

诗赋或策文的选择——重探武则天的科举态度

本文探讨科举考试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的发展,对学术界以往认为武则天倚重进士科、以诗赋取士的观点提出质疑。与进士科相比,制举更受到武则天的重视。武则天时代的策题制作,往往是对当朝时事策略的反思,并鼓励士人对现行政治进行批评。这一时期的试策真正做到了以策文进行时政咨询,大批优秀的政治人才也因此被选拔出来。武则天的态度带动了整个社会重视策文,形成了士人多次、连续应制举的风气。武周时期,进士科的录取人数相对于高宗朝的水平呈现一种下降的态势。“诗赋取士”与武则天的统治没有直接的联系,它是太宗以来尚文风气的自然发展。     

宋代策问中的科举

试策是宋代科场上的重要文体,宋代试策承以唐制,应用广泛。宋代策问中涉及科举的部分,一般会提问历史上与本朝的科举学制、士风与人才、科场弊端、科目兴废等问题。北宋的科举之问一般篇幅较短,南宋则篇幅加长,内容更为丰富,在传统的发问之余,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命题,如王十朋将前朝取士与政局翻覆结合起来的质疑,陈傅良关于恢复唐制的想法,周必大、朱熹、许应龙等在策问中对于词科的不同态度,以及程珌对书院的提问等新内容。浙东学者对科场的重要性有清晰的认识,而浙东地区在科举中取得的成功,对相关科场文章的撰写指导也形成了正面并且循环的刺激。浙东学者在科举之问上也投以一贯的关注,而在策问的制度沿革方面尤能体现其所擅长。     

明代宗室人口的迅猛增长与节制措施

明代宗藩制度与宗室人口增长 1.明代优待宗藩的制度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巩固统治,泽惠他的子孙后代,采取封王建藩制度。先后制定《昭鉴录》、《永鉴录》、《皇明祖训》等家法规范,要求作皇帝的“知敦睦九族,隆亲亲之恩”;做藩王的“知夹辅王室,尽君臣之义”。他还谆谆教诫皇帝与藩王,当“各守祖宗成法,勿失亲亲之义。”这种宗法封藩制度,目的为“宗社永有盘石之安,亲藩同享无疆之福。” 明朝宗室享有很高的爵位、官品和俸禄。明制宗室爵有八等,皇帝嫡长子为皇储外,其他诸子皆封为亲王;亲王嫡长子世袭亲王爵位,其余诸子皆封为郡王;郡王嫡长子袭郡王位,其他诸子封为镇国将军,孙授辅国将军,曾孙授奉国将军,玄孙授镇国中尉,五世孙授辅国中尉,六世孙以下皆授奉国中尉爵位。     

日本江户时代的幕藩体制与商品经济

江户时代日本的商品经济较以前有了飞跃性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江户时代日本确立了幕藩体制这一特殊的社会制度。以石高制和兵农分离制为支柱的幕藩体制本身含有大量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从而成为江户时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动力。由于江户时代的商品经济是在幕藩体制这一封建性质的社会构造下成长并发展起来的,因此从产生、发展到构造、特征都与幕藩体制有着密切的关联,商品经济与幕藩体制之间的关系也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变化。     

论隋代察举制向科举制的转变

隋代选举制度经历了一个前后转换的过程,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继承和发展了南北朝以来的察举制度,实行分科举人,创设了新的科目。在察举向科举制度演变的过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秀才、明经等察举科目,在隋代开始向秀才、明经、孝廉等科举科目演变。新创的进士科是隋代政治变革的产物,与秀才、明经等一起构成隋代科举制形成中的重要一环。隋代察举特科在继续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科目外还新设立数量可观的新科目,这些新科目也演变成制举科目。随着科举考试进用与投牒自进制度在隋代最终成型,隋代完成了察举向科举的转变。科举不是具体起源于某一科目创设,而是一个整体性的制度演进。     

唐代明经试策形式体制考论

唐人以文取士,策为其最重要试项,“明经”为其“常选”两个科目系列之一。然明经试策文本传世极少,其形式体制多不能详。其发展变化大致呈现为三个阶段:由一项制至二项制最后稳定为三项制。前两个阶段试“经策”(“墨策”),可能短期和局部采用过“射策”形式,其直接文本今不得而见,然第三阶段所试“口义”或“墨义”应是此前“墨策”的变化形式,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论语》试策习业读本残片可视为其简化的文本形式;所试“时务策”则超出“射策”而进入“对策”层面,传世的权德舆明经策问表明其形式体制已臻成熟,可作为相对独立的文章看。     

《天人三策》篇名与文体考辨

西汉武帝初年,举贤良文学,策问诸儒,董仲舒对以《天人三策》,东汉时始收入班固《汉书·董仲舒传》,流传于世。董仲舒三篇对策很可能不是一时之作,而是在唐代颜师古校定《汉书》时,才将三者合为一体。《天人三策》并非该文章固有之题目,而是《汉书》颜师古注本出现之后,由唐宋学者赋予的特称,此篇名直到南宋时方才广为人知。《天人三策》虽然对后世试策文章影响很大,但就其本身而言,文体性质应属于奏疏一类,而不是专门的考试性文体。     

唐代藩镇军将职级考略

唐代藩镇军将,严耕望先生在《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一文中有精审的研究.他考证出藩镇军将有:(1)都知兵马使,(2)左右厢后院等兵马使,(3)虞侯、都虞侯,(4)押衙、都押衙,(5)教练使、都教练使。本人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主兵大将的职级划分。亦即在兵马使、押衙、虞侯三者的平面关系之外,研究一些领兵军将的上下级统属关系。第二,对严文未曾注意的一些藩镇军职予以补证。     

南朝监局及其军权问题

南朝有内监、外监、制局监等监局之职 ,是在殿内侍卫的机要禁卫武官。内监主要侍奉皇帝生活起居 ,外监可参与朝廷军事指挥调度或出征 ,制局监“领器仗兵役”——负责皇帝在朝、出行时禁卫兵力的部署及征兵兴役 ,可随时接触皇帝并监督包括近侍禁卫武官在内的臣僚的越轨行为。《隋书·礼仪志六》等典志所载梁陈时期的大量名目繁多的监局之职 ,几乎都不见于正史纪传 ,其地位甚低 ,当由寒人以军功充任。内、外监及制局监渊源于魏晋之殿中监。监局所负责的是有关事务的文书工作 ,正常情况下监局归“管天下兵要”的领军将军统辖 ,两者权力、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但年幼或昏暴皇帝有可能抛开禁卫长官领军将军或中领军而让内监、外监、制局监擅自发布命令 ,调遣军队 ,形成“制局小司 ,专典兵力”的局面。传统认为因南朝监局专权而导致领军将军“拱手守虚位”,是对领军将军与监局权力的错误估计。     

秦汉时期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斗争

秦始皇攻灭六国之后,按照“大一统”的思想全面推行了以郡县制为基本制度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体制,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秦汉时期,分封制和郡县制之间的斗争依然存在,并左右着西汉王朝国家政体的构建。经过西汉初年的“郡国并行制”和汉文帝之后诸帝的削藩,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成为中央治理地方的根本体制。郡县制及其不断发展,在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秦汉时期,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斗争对后来中国政治制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实现政治统一并不断发展、巩固、维护统一成为历代中央王朝的最高奋斗目标和最终价值取向。     

绿营兵研究述评

绿营兵研究始于清咸丰年问,在20世纪40年代后有了较大发展。百余年来,学术界从绿营兵整体、分布区域以及军费和俸饷、名粮、马政、汛塘等专题方面对绿营兵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今后,应从整体上比较绿营兵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营制和兵额变化,加强汛塘制度等薄弱专题、绿营兵与八旗兵关系、绿营兵作用的研究也应进一步拓展研究资料的搜集和利用。